失蹤者的足跡（下）

印紅標 著

版權信息

《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印紅標 著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389–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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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Footprints of the Missing: Thoughts of the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ese)

By Yin Hongbiao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389–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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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失蹤者的足跡（下）

作　　者：印紅標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1月13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作者簡介

印紅標，1951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博士。1987年起至今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任教。1992-1994年先後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進修和任訪問學者。2000-2001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訪問學者。教學和學術研究領域包括中共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等，特別市文化中大革命中的群眾活動和思潮，已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前 言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初和1976年行將結束之時，北京天安門廣場都曾經出現過以青年為先鋒的震驚中外的羣眾運動場面。1966年，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揮動「紅寶書」[1]，高呼「萬歲」，接受偉大領袖的檢閱，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976年，熱血沸騰的青年不顧政治高壓，以詩歌等形式譴責四人幫，喊出「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2]的抗爭之聲。文化大革命一首一尾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兩件歷史事件，象徵性地說明：十年時間，這一代青年人的政治思潮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熱烈地擁護、激情滿懷地參加文化大革命，到質疑和憤怒聲討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幫。

這是一代青年人用青春和熱血寫下的思想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其中有狂熱的鼓噪，更有艱難的理性反思，以及為了伸張正義和真理的勇敢吶喊。然而，這些多姿多彩的思想活動，卻至今沒有在中國（內地）的思想史研究中留下應有的痕跡。曾經喧囂一時的紅衛兵思潮被刻意迴避，而紅衛兵運動結束之後的那些富有思想價值的、開啟了文革後思想先河的精神探索，在當年就是暗中進行、鮮為人知的，文革之後更不為人提及。只是見證過那段思想歷程的人，才發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感慨。[3]

任何一段精神歷程都有其價值，都不應當被掩蓋，被遺忘。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正是因為知識和經驗的積累，才使每一代人都可以繼承前人的智慧，不致一再從零開始。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給後人深刻的教訓，而思想先驅者掙脫精神枷鎖的勇敢探索，儘管稚嫩卻寫下了尋求解放的熱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國人羞恥的空白，也給後來者以久遠的啟示與激勵。為此，本書考察和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試圖追尋其蹤跡，梳理其脈絡，嘗試揭開一段「失蹤」的歷史。

一 主題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1966至1968年)是羣眾運動和社會思潮洶湧澎湃的時期，青年學生以紅衛兵的身份，運用大字報、演講、報紙刊物等方式，圍繞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形式、意義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論述和爭論。在隨後的數年裏（1968至1976年），大批青年被安置到社會底層。變化莫測的政治風雲，祖國、人民和個人命運的艱難坎坷，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給他們提出了無法迴避的問題。在這個政治高壓、言論和思想凋敝的嚴冬時期，一批青年思想者懷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百折不撓地勇敢探索政治和社會問題，形成意識形態堅冰下的思想潛流，孕育了文革末期，以至文革結束後思想解放浪潮中浮出水面的若干思潮。

由於知識分子在曠日持久的精神壓抑中，難於進行獨立的思想探索，長年處於失語狀態，從而使那些學養有限的青年人的思想活動，在中國民間思潮中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儘管青年人的思想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明顯的歷史局限，卻反映了很多中國人一度陷入思想的誤區，而後一步步衝破思想牢籠，重新樹立獨立思考精神，走向思想解放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從而構成了當代中國思想歷史中沉重而閃光的一頁。

目前，中外學術界對於中國思想史上這一重要領域的研究十分薄弱，缺乏對基本歷史事實的考察和梳理，更罕見系統的理論論述。特別是對於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高潮過去之後，即1968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想探索，人們至今所知無幾，相關研究更幾乎是空白。因此，對這一領域歷史事實的考察和整理、理論的分析和論述，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

鑒於這個領域學術研究的現狀，本書的首要和主要內容，是依據盡可能翔實的資料，揭示文化大革命時期青年思想活動的歷史事實。其次是對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中出現的不同傾向和思想流派進行梳理。最後是探討這些思潮和思想探索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歷史資料的發掘和梳理是本書的重點。

二 概念：時代、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

本書以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為主題，因此首先需要說明與主題相關的幾個概念。

本書沿用中國大陸通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說法，考察1966年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潮，同時注意到前兩三年（1966至1968年）與後七八年（1968至1976年）的顯著區別。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體階段，後者可以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後續階段。[4]在1966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階段，羣眾可以運用大字報、報刊、集會演講等相當廣泛的「大民主」方式，在中央認可的範圍內發表言論。1968年秋季以後，羣眾不再享有以「大民主」方式自主發表言論的有限機會，而處於強求一致的思想高壓之下。儘管如此，仍然有一批青年人保持着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注和興趣。

文化大革命直接起源於中共黨內鬥爭，十年間高層領導的政治鬥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並常常被賦予意識形態的解說。中央要求羣眾與最高領袖保持一致，上層鬥爭不時需要在羣眾中找尋支持，也往往關乎羣眾的切身利益，這就刺激了羣眾對政治和理論問題的關心。與此同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種種矛盾和弊端，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被激化，以擴大和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尖銳地擺在世人面前，觸動着具有強烈社會政治情懷的有志青年。凡此種種，構成了民間思潮非同尋常的環境和社會基礎。

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想者的主體，是在紅衛兵、上山下鄉等運動中經歷了大起大落人生磨練的「老五屆」和「老三屆」青年。這是在新中國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一代人。首先，他們出生在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在新中國接受學校教育，基本上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接受政治教育，受到毛澤東的理論和觀點（包括他的晚年思想）的深刻影響。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這一代人的主體是大學和中學的在校學生，其中在校大學生按照正常的教學計劃將先後在1966至1970的五年間畢業，故被稱為大學「老五屆」學生，在校中學生按計劃於1966至1968三年間初中或高中畢業，故被稱為中學「老三屆」學生。此外，與「老五屆」或者「老三屆」學生年齡相當的社會青年，以及年齡稍長或稍幼的一些青年人，也是當時思想活動的參與者，具有相同或類似的思想特徵。

其次，經歷了政治運動和動亂，湧現出一批具有相似的人生閱歷，熱心關注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青年。文革初期他們普遍參與紅衛兵運動，經歷或者目睹了政治動亂的大風大浪。紅衛兵運動過後，他們的命運繼續因政治運動而動盪不定。「老五屆」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農場、工礦參加體力勞動一段時間，接受「再教育」，然後分配做基層的專業或一般工作。「老三屆」中學畢業生則大部分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送到農村、邊疆生產建設兵團或農場落戶，成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少數在城市做工或者到部隊當兵。1971年林彪垮台以後，隨着政策的調整，陸續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被抽調到廠礦或者返回城市，也有不少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才在「大返城」的風潮中回到城市。這一代青年的命運與國家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由於缺少學習科學技術的條件，加上主導一切的政治鬥爭和嚴酷的社會現實，使他們中間不少好學者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產生了興趣並進而作出思考。

十年間，青年人對社會政治及意識形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探索、論述、爭論，涉及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共黨內鬥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社會關係和社會矛盾、農村及教育等方面的體制和政策等十分廣泛的領域。十年中，青年思潮的基本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狂熱地擁護和參與文化大革命運動，努力學習和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簡稱「繼續革命理論」），到質疑和批判以這個理論為指導的官方意識形態。

思潮通常是指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思想活動，而本書論及的對象，不僅包括造成顯著社會影響的思潮，同時也重視當時尚未廣泛流傳的分散的思想探索，視後者為思潮的一種特殊形式和組成部分。這是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環境和青年思想活動的特點決定的。

在1966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時期，青年思潮喧囂似大潮洶湧，在1968年秋季以後的很長時間裏，則如潛行的涓涓細流。在潛流時期，青年思想活動通常是秘密或者半公開的，局限於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即上海學者朱學勤所稱「思想村落」[5]之中，不為外人知曉。然而，正是在這個思想潛流期，青年思潮實現了基本方向的轉變，孕育了1976年清明節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並為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春天做了準備。

文革期間的思潮形形色色，本書集中考察當時青年關於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思潮，而較少涉及青年在文學等其他方面的思潮和活動。

考慮到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條件，本書着重考察具有較強獨立思考特徵的青年思想。對於紅衛兵運動時期的思潮，本書注重青年自主解釋和發揮文化大革命理論，表現出思想個性的言論。對於羣眾運動退潮以後的青年思潮，注重考察和分析與官方宣傳相區別，被視為異端的青年思想，而較少述及緊跟當時官方主流觀點的言論。

三 國內外研究狀況

目前國內外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潮的研究尚屬薄弱。中國內地沒有出版相關的研究專著，論文也很少見。1990年代，徐友漁和宋永毅在香港分別出版了關於紅衛兵及青年異端思潮的著作，考察和分析的重點是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而對紅衛兵運動結束之後長達八年的青年思想狀況則涉及不多。就筆者接觸的資料而言，西方學者對紅衛兵運動做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對紅衛兵思潮以及紅衛兵運動結束後的青年思潮，所做的專門研究並不多。

中國學者徐友漁1999年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6]，是迄今為止關於紅衛兵思想和精神素質研究的最有學術價值的專著。徐友漁從紅衛兵精神素質的視角，揭示紅衛兵運動的行為模式、派系和地方差異、思想類型及文革前後的變化，對紅衛兵思潮做了比較深入的理論性分析。徐友漁提出：文革前官方意識形態灌輸、毛澤東在運動中策略的運用，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的矛盾，是紅衛兵造反行為、派別劃分和派別鬥爭的基本原因。這部專著以精神分析和理論評論見長，但其視角並不完全是社會政治思潮，因此以本書研究的角度觀察，這本專著對紅衛兵思潮本身的考察還比較籠統，例如沒有區別造反派與「極左派」紅衛兵。此外，對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長達八年的青年思潮，僅作為紅衛兵運動的後果簡單提及。

旅美華人學者宋永毅、孫大進1997年編著，在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7]一書，以資料為主，兼作介紹和評論。書中收錄了很多紅衛兵運動時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史文獻，全書八成以上的篇幅是文獻資料，有重要的資料價值，但是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的資料，只有廣州「李一哲」大字報一篇。宋永毅在這本書中對「異端」思潮進行了考察和十分精彩的分析，在這個領域有開創性的意義。此外，徐友漁和宋永毅還發表了一些學術價值很高的研究論文。[8]

其他一些中國學者也對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做過研究和評論。丁東對民間思潮的研究和評論涉及到文革期間，特別是上山下鄉運動以後的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但是他的文章多為散文、隨筆和思想評論。[9]

國內外學者關於紅衛兵運動的一些著作也涉及到紅衛兵思潮，並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例如：王紹光的《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羣眾》[10]一書，涉及湖北極左「新思潮」的情況，他的英文論文〈文化大革命新思潮〉（“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1]，對極左思潮的發展做了考察。清華大學唐少傑的《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一書，[12]涉及清華大學造反派的思潮論爭。此外，筆者也發表過一些與青年思潮相關的論文。[13]這些研究都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學術基礎。

西方學者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領域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些關於紅衛兵運動的論著，對當時青年的思想和社會心理進行了考察和分析，如美國華人學者陳佩華的《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14]。美國學者對文革青年思潮的研究集中在幾篇有代表性的文獻上，例如美國學者安格（Jonathan Unger）關於湖南楊曦光的論文〈楊曦光向何處去？紅色資本家和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動亂〉（“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5]、陳佩華、羅思典（Stanley Rosen）和安格編輯的關於廣州李一哲的論著《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李一哲論爭》（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16]、羅斌（Robin Munro）翻譯介紹雲南陳爾晉的《中國：十字路口社會主義，非官方的無產階級民主宣言》[17]。就筆者所知，西方學者還沒有關於1966–1976十年期間青年思潮方面較為有系統的研究專著。[18]

四 資料來源

文化大革命中青年思潮的資料原本相當豐富，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可以提供給研究者的資料卻十分缺乏，這是長期制約學術研究的最主要因素。筆者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於查閱、蒐集、整理文字資料和口述資料。

1 文字資料

原始的文字資料保留了文本的原貌，是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資料依據。對於文字資料，當然也要進行必不可少的文本考訂。

在文字資料方面，1966至1968年羣眾運動高潮時期的資料與1969至1976年期間的資料，有明顯的差別。

（一）1966至1968年羣眾運動高潮時期的文字資料有以下幾類：

（1）羣眾組織出版物，俗稱「紅衛兵小報」。1966至1968兩年多時間內，羣眾組織或者個人以多種形式發表了大量的言論，其形式包括大字報、報紙、刊物、傳單、小冊子、專集、演講、會議發言、廣播等，其中大批小報、刊物之類的紙質資料保留至今。

筆者本人陸續蒐集了一些紅衛兵小報，並有幸閱覽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Library,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收藏的羣眾組織出版物，以及美國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和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輯出版的影印文革資料集、美國華人學者周原和宋永毅編輯出版的影印資料《新編紅衛兵資料》，以及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筆者在蒐集過程中，得到了很多學術界前輩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及幫助，從而大大充實了本書的資料基礎。

（2）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官方報刊雜誌，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以及地方報刊發表或轉載的很多紅衛兵和青年的言論。

（3）文革結束以後，中國學者和海外華人學者編輯出版的資料集。一些文革資料集收錄了紅衛兵運動時期青年思潮資料，其中重要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輯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徐曉等人編輯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19]、美國華人學者宋永毅等編寫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20]等。

（二）1969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想資料。由於這一時期青年的思想活動基本處於被壓抑、被禁止的狀態，所以這部分資料非常難於蒐集。現在能夠看到的文字資料，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

（1）文革期間公開貼出的大字報等資料。今天研究者能夠讀到的這類資料，多來自私人保留下來的批判資料。如中共廣州市委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編印的批判1974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的資料，附錄了這張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全文。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編印的批判資料，加按語全文印發了1975年南京青年徐水良貼出的大字報。這些批判資料原則上是要求在使用過後收回的，但是由於發放範圍廣泛而有個別資料被羣眾個人保留至今。這是本書思潮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

（2）文革結束以後，在平反昭雪冤假錯案的過程中披露的思想資料。例如上海青年王申酉的資料是在1980年為王申酉案平反過程中，由《人民日報》資深記者金鳳等人從公安部門的檔案中抄錄出來的。這類資料有些在平反時退還給受害人，有些則沒有退還。

（3）在文革期間已經成文而沒有公開發表，到文革以後才公開發表的上書、日記等資料。例如1976年春季雲南青年陳爾晉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上書〈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在1979年發表於民辦刊物上。又如北京知識青年盧叔寧的日記，在2000年得以發表。[21]這些資料雖然在當時沒有造成社會影響，但仍然是記錄了青年思想的資料。

（4）文革結束後海內外出版的收錄了青年思想資料的書籍。這類資料集當中，重要的有余習廣主編的《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22]，徐曉主編的《民間書信》（書中收錄了知識青年的通訊，其中幾篇書信涉及社會政治思考）[23]，以及金鳳、丁東編註，在香港出版的《王申酉文集》[24]。

2 口述資料

除了文字資料之外，口述資料也是研究青年思潮的重要資料。口述資料可以印證和說明文字資料的背景，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特別是對了解思潮背景、思想活動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筆者盡可能多地走訪與青年思潮有關的當事人。鑒於口述者的政治立場可能有很大的差異，筆者的訪問僅限於了解他們在文革期間的思想活動，不涉及其當今觀點。

中國內地和香港發表或者出版了一些涉及青年思潮的口述資料和回憶，其中重要的有徐友漁本人的文革期間的思想傳記《驀然回首》[25]、徐友漁編輯的口述訪談錄《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26]、徐曉等人編輯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米鶴都的《紅衛兵這一代》[27]。一些個人的回憶涉及了青年思想的情況，如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28]、楊瑞的《吃蜘蛛的人》[29]和梁恒的《文革之子》[30]。

一些報告文學依據對當事人的訪問，記錄了青年思想者的歷史，引述了相關的資料，如《牟其中》[31]一書的作者袁光厚根據對牟其中的訪問，記錄了牟其中等青年人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的歷史，並且引述了文革期間作為批判資料印發的馬列主義研究會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的部分文字。該文章的作者劉忠智在回答筆者的訪問時說，袁光厚的描述是可信的。

筆者屬於本書所講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一代，因而本人的耳聞目睹和親身體驗對於準確把握歷史事實頗有幫助，同時本人盡力保持學者的客觀立場，避免因個人情感而影響到觀察和敘述的客觀準確。

很多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潮的資料，至今仍存放在政府機關或者單位的檔案裏，沒有開放，有些則分散在民間。本書僅依據筆者所接觸的有限資料，遺漏之處以及因資料缺乏而造成的片面論斷在所難免。相信隨着民間資料的進一步蒐集和檔案的開放，有關資料會逐漸豐富起來，朱學勤先生所說「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全貌最終會呈現於世人面前。

五 研究方法

本書的研究主要運用歷史學的方法，注重資料的考訂，包括對文字資料文本的考訂和對口述資料的考訂。考慮到口述資料在還原歷史原貌方面的局限，在資料的運用方面，會以文字資料作為考察思潮和立論的基本依據，只是在文本資料不足時，才輔助以口述資料，並同時盡可能對口述資料進行核實。在描述思想者的活動和社會背景時，則更多地依據口述資料。對於缺少文字記錄而又不能不提及的內容，才審慎地以口述資料為依據，並且予以說明。對於一時找不到文本依據而又難於準確把握的思想，只好暫告闕如，留待以後考察。例如廣州青年劉國凱於1971年底寫成的《文化革命簡析》，曾經油印成小冊子在朋友中傳閱，1980年底經作者修改以後發表於民辦刊物，帶有文革後修改的明顯痕跡。儘管筆者設法訪問了作者和當年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士，但是終因缺少1971年的版本而只能放棄。

本書試圖依據歷史資料考察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青年思潮狀況，勾勒出思想流派的主要觀點、演變的歷史和邏輯聯繫，對比分析各主要思想流派的特點，探討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以及思潮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淵源等。

本書運用歸納、實證的方法，努力從紛雜的資料中，梳理出思潮發展的脈絡，提出理論性的分析，而無意以現有的理論框架整合歷史資料。

本書的敘述以時間先後為序，上編為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時間是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結束。下編為上山下鄉和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從1968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這是長達七八年的漫長時期，其開端是紅衛兵運動的退潮和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始；其結束前夕，發生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反抗「四人幫」的四五運動。

[1]文化大革命期間，把《毛主席語錄》稱作「紅寶書」。

[2]〈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載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頁281–282。

[3]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321–338。此文是應徐友漁之邀撰寫，先發表於《讀書》，1995年，第10期。

[4]中國和海外文革研究者對於文革的時段有不同的看法，中共中央所主張的1966至1976年「十年文革說」，是中國國內通行的說法，此外是將文化大革命限於1966至1969年的「三年文革說」，以及1966至1968年的「兩年說」。

[5]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321–338。此文是應徐友漁之邀撰寫，先發表於《讀書》，1995年，第10期。

[6]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7]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8]宋永毅：〈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覺醒的心路歷程的本質與毛澤東的集權思想〉，《當代中國研究》（紐約），2005年第4期；宋永毅：〈派別、實事與文革異端思潮〉，《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12月號，頁119–124；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灣大學政治系編），第12期，1997年5月，頁10–16。此文的修改本以「蕭瀟」為筆名，以〈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為標題，轉載於電子刊物《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專集」（28），1997年10月；此文的刪節本以筆名蕭瀟，題目〈書的軌道：一部精神閱讀史〉，轉載於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徐友漁：〈異端思潮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二十一世紀》（香港），1996年10月號，頁52–64。

[9]丁東：《冬夜長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10]王紹光著，燕青山、易飛先、張愛茹譯：《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羣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11]Shaoguang Wang, “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 no. 21(1999): 197–217.

[12]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13]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北京），1997年第4期。

[14]阿妮達・陳（Anita Chan）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阿妮達・陳即陳佩華。

[15]Jonathen Unger,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1 (Jan 1991): 3–37.

[16]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 E. Sharpe, 1985).

[17]Chen Erjin, 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trans. and introduction. Robin Munro (London: Verso, 1984).

[18]以下一些英文著述應當與本研究相關，但是筆者無緣閱讀：Gregory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

[19]遇羅克著，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

[20]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21]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0）。

[22]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23]徐曉主編：《民間書信──中國民間思想實錄》（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24]王申酉著，金鳳、丁東編註：《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

[25]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6]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27]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此書提供的資料，主要部分是由唐燦、米鶴都、陸建華和筆者四人於1985年完成的一項課題中的訪問資料，米鶴都添加了他本人的其他一些訪問資料，編寫了這本以資料為主的書。

[28]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29]楊瑞著，葉安寧譯：《吃蜘蛛的人》（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1999）。本書英文原版為：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0]梁恒、朱迪思・夏比羅（Judith Shapiro）著，彭萍等譯：《文革之子》（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原書名為：Son of the Revolution。

[31]袁光厚：《牟其中》（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下 編

上山下鄉和四五運動期間的青年思潮（1968–1976）

從1968年秋季紅衛兵運動退出政治舞台，開始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到1976年秋季，粉碎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的後續階段。在這八年時間裏，羣眾造反運動結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沒有得到糾正，國家和人民沒有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青年也普遍處於動盪之中。

上山下鄉運動把千百萬城鎮中學畢業生送到了遠離政治中心的農村和邊疆。大學畢業生也被分配到基層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這一代青年經歷了從城市到鄉村、從學校到社會的底層、從紅衛兵到知識青年的變化，感受着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因處境的改變而停止思想的探索，他們懷着時代為他們鑄成的理想主義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卑微的身份，思考着國家、社會和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此時的政治環境與紅衛兵運動時期大不相同，「大民主」被束之高閣，思想的專制異常嚴酷，不遵循當權者意志的獨立探索，常常要付出自由與生命的代價。但是，仍然有一批青年在思想文化的荒蕪中，以特有的頑強精神私下進行讀書和思想探討活動。一代青年的思想，在艱難的思想探索中逐漸轉變方向，從奉旨造反轉向批判官方主流意識形態觀點，形成了新的流向。

1971年林彪事件給中國人民強烈的精神震撼，雖然政治的高壓和思想的控制不曾鬆懈，但是積蓄已久的懷疑、不滿、批判形成了一股股潛流，在堅冰下流淌。獨立思考的精神、離經叛道的見解在意識形態控制薄弱的鄉間和工礦滋長，愈來愈多地在青年中贏得尊重。同時，官方的宣傳日益空洞，繼續革命理論在青年中逐漸喪失感召力。

這一時期青年的思想活動，不同於紅衛兵時期以大規模羣眾運動為依託的喧囂的派別爭論，而是表現為一個個分散的小羣體或個人的思想探索，互相隔絕的「思想村落」常常議論着類似的問題，提出相近的觀點。青年的思想仍然是形形色色，但是有兩個發展方向引人注目：一個是針對黨內路線是非和政策得失的批判性思考；一個是關於社會矛盾和制度變革的批判性思考。

在中共黨內鬥爭尖銳化的背景下，廣大羣眾愈來愈清楚地從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務實派看到了走出「左」的錯誤、實現現代化的現實希望，同時日益不滿堅持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倒行逆施的四人幫。1976年清明節，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的羣眾性政治運動。四五運動表現了人民的覺醒，標誌着青年思潮的再度活躍。

以下考察上山下鄉運動和四五運動期間的青年思潮，包括思想活動的社會政治環境、存在方式、思想探索和思潮的主要觀點及流派等，重點在具有批判精神的、當時被視為離經叛道的異端思潮。

第四章

知識青年思想探索的環境和存在方式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以後，大批中學畢業生到了農村、邊疆，成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有一些中學畢業生到了工廠礦山，成為青年工人。大學畢業生到了基層，成為青年知識分子。在1968至1974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是青年思想活動的中心，此後隨着一些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陸續返回城鎮做工，思想活動的中心逐漸轉向城鎮。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構成生活在社會基層的青年羣體。

本章主要考察1968年之後，與青年思想活動相關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青年的讀書活動和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

當時宣傳上山下鄉畫報

一 政治和社會環境

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形勢轉變的一年。包括紅衛兵運動在內的羣眾運動逐漸退潮並走向完結，大批中學畢業生由上山下鄉運動送到農村，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基層接受「再教育」。這一代青年的標誌性身份從紅衛兵轉變為知識青年。

從1968年羣眾運動結束到1970年，是文革領導者着手重建秩序和新政權體系的時期，政治氣氛異常緊張，令人窒息。這一時期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運動[1]，不僅正式以黨或行政機關的名義對此前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叛徒、特務、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進行審查和處理，並且對曾經跟隨毛澤東造反、打倒走資派的羣眾組織骨幹進行審查和清理，許多不符合新當權者標準的前造反派頭頭被清洗。例如北京著名的紅衛兵「五大領袖」[2]在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中均被隔離審查。運動初期紅衛兵追求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羣眾監督領導的「大民主」，不見蹤影。家庭出身重新成為決定青年命運的重要標準，不同的只是很多曾經以「紅後代」自居的幹部子女，這時淪為「走資派」子女。這就是紅衛兵滿懷激情投入的「革命」的最終結果嗎？一代青年，不僅過去就被運動拋出的保守派、老紅衛兵、極左派的青年，就是曾經風光一時的造反派，也陷入了迷茫。

在農村、邊疆和工礦，知識青年看到了觸目驚心的嚴酷現實：農村經濟的惡化、工礦管理的混亂、農民和工人的貧困、基層幹部與羣眾關係的緊張、政策的失當，他們不僅是體驗，而且承擔着這些社會惡果。他們的思想在現實與信念的猛烈撞擊中苦苦掙扎。一批知識青年在這樣的境遇中讀書、思考，找尋着思想的出路。

1970年9月的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了林彪集團與江青等「文革派」的鬥爭，毛澤東支持了「文革派」。會後，毛澤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的勢力，向全黨發出「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3]的號召。

1971年9月，林彪出逃，墜機身亡於蒙古荒原。在中央沒有來得及、也無法做出圓滿解釋的情況下，事件就突然呈現在全國人民面前，令曾經對毛澤東深信不疑的人們目瞪口呆。中央對林彪事件的補救性解釋常常是顧此失彼、捉襟見肘。文革營造的意識形態的堤壩，被林彪事件撞開了一個大洞，蓄積已久的疑問洶湧而出。1969至1970年間的思想窒息被打破，青年中的懷疑和批判性思考由此一發而不可收。

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歷史背景，給知識青年的思想探索以深刻的影響，使其具有這樣一些重要特徵：

第一，文化大革命經歷的深刻烙印

文革時期的知識青年，大多具有參加紅衛兵運動的經歷。上山下鄉之初，他們中的很多人依然熱切地關注政治和社會問題，流行着議論時政的風尚，保持着理想主義的追求，沒有喪失向權威挑戰的勇氣。這樣的精神面貌與文革前甘做黨的「馴服工具」的青年顯然不同。同時，上山下鄉運動中他們自己的處境已經邊緣化，從「革命小將」變為「再教育」的對象、思想改造的對象。隨着文革打擊面的逐步擴大，愈來愈多的知青不得不面對家庭、親友或本人遭受政治傷害的精神創傷。

第二，在社會底層的思考

1968年後，知識青年從學校走向農村、邊疆、工礦，他們體驗着學校裏聞所未聞的嚴酷現實。他們是作為普通的工農長期地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上學無望，回城渺茫，因而，這種體驗銘心刻骨，其深刻程度與下鄉一陣子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有着根本的不同。農村和農民的貧困、農民對集體生產缺少積極性、幹部與羣眾關係的緊張、社會的巨大差距和不公正等等在文革特殊環境中凸顯出來的問題強烈地刺激着他們，而中央文件、報刊文章的解釋和宣傳難於令人信服，於是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開始了或多或少獨立的思想探索。

第三，與黨政領導和知識分子羣體分離的獨立思考

在1968年至1972年期間，知青的思考基本是自發進行的，不僅獨立於當政者，也很少與身處逆境的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思想交流。當時，大批的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被打倒、被批判、被審查，被送到「五七幹校」，與他們的子女分離；地方和基層的思想政治工作體系癱瘓，農村的基層領導幾乎完全沒有能力對知青實行有效的思想管束。插隊知青脫離了來自學校老師、政治指導員、共青團組織、軍宣隊工宣隊和家長等方面的管束，真正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了，越軌的行為和叛逆的思想同時滋長。就思想的「自由」程度而言，農村知青最少管束，思想最少束縛。工礦的青年在八小時工作之外也相對自主。生產建設兵團保持了政治思想工作體系，因而自由空間不如農村，兵團知青獨立思想的活躍程度一般地說也不如插隊知青。林彪事件以後，許多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重獲自由，或者從「五七幹校」返回時才吃驚地發現，他們的子女竟有了如此大膽而尖銳的叛逆思想。

1972年以後，隨着部分知識青年、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陸續回到城市，青年的思想活動逐漸與他們溝通，互相影響，互相呼應。

第四，理想主義的精神追求

這些青年的學習和思考表現出理想主義精神追求的特質——出於對人民、民族、國家命運的關切，或者純粹的個人興趣，而全無高考、升學、就業、職位升遷之類功利目的。他們直抒胸臆的言論絕無在官方報刊發表以謀求官場學界進身的可能，也極少博得當權者賞識的希望，倒是要冒着被裝進政治專案組或公安檔案的危險。

作家老鬼在他的傳記體紀實文學《血色黃昏》中，對這類青年有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自己身無分文，耪土坷垃，卻對國家的興衰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數不清的疑問煩擾着他們，老百姓的哭喊震駭着他們。」「他們過着儉樸生活，孤居獨處，一個字一個字地摳着厚厚的經典大本⋯⋯我們這一代確實有一小批他（書中的知青徐佐——引者注）這樣的人。然而，某些具有克格勃般嗅覺的政工幹部卻不喜歡他們，總懷疑他們。」[4]

朱學勤依其親見親歷，勾勒了這些青年的特徵：他們是「問題中」而非體制化的學術明星；他們過的是一種所謂「貧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着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既與他們卑微的社會身份不相稱」，也與周圍農村或小縣城氣氛不協調。他們的思想活動是非常時代的特殊產物。這種經歷賦予過來人的獨立探索的精神素質，是世俗功利主義評價體系永遠難以除盡的餘數。[5]

二 讀書活動

1968年紅衛兵運動退潮以後，那些淡出政治運動的肯於思考的青年就開始了持續的讀書活動。這一讀書活動與中央號召的學習馬列主義運動有聯繫，又有區別。青年們閱讀的內容不限於中央倡導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包括盡可能廣泛的人文和社會科學著作，包括很多不准青年接觸的「內部讀物」。這個讀書活動為青年的思想探索準備了知識和思想的基礎。

1 毛澤東號召學習馬列主義理論

自1970年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開始，毛澤東從黨內政治鬥爭的角度幾次號召幹部和羣眾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哲學和歷史。毛澤東的指示使圖書的出版和圖書館的開放有所鬆動，影響到青年一代讀書和思考的環境。

1970年，毛澤東在與林彪集團的鬥爭中要求幹部和羣眾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他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說：「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馬列主義著作——引者注）」，「要讀幾本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6]

1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建議各單位組織閱讀六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和五本毛澤東的書。[7]

12月29日毛澤東對姚文元一個報告作批示，提出黨的高、中級幹部要「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方能抵制王明、劉少奇、陳伯達一類政治騙子」。並且提到閱讀赫胥黎的《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和對《天演論》的評價。[8]

在中央的大力提倡下，全黨全國開展了學習馬列主義著作的活動，閱讀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從受人懷疑的事情，一變而為政治時髦之舉。學習馬列主義著作的運動給林彪事件以後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青年提供了精神的武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為很多青年進行批判性思考的理論依據。

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出版了一批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和人文社會科學著作，公開或者內部發行。1972年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改善關係之後，翻譯、出版、重印了一批介紹外國情況的圖書，一些城市的圖書館也開放部分圖書。與此同時，青年人當中不同程度地傳閱多種「內部」書籍、毛澤東未發表的講話及青年人的探討文章。這些非常有限的圖書資料，構成了當時青年讀書運動的讀物和思想探索的基本精神資源。

2 圖書來源

1968年以後青年讀書的來源具有時代的特徵，書店、圖書館都不能正常開放，私人藏書起着特殊的作用。

（1）書店

在文革初期，1966年夏至1970年間，新華書店經常是空空蕩蕩的，除了毛澤東著作和毛主席語錄、貫徹中央指導精神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單行本、江青的《為人民立新功》之類學習資料、有限的魯迅著作之外，可售之書寥寥無幾，連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都一度難得有售。[9]因為林彪說過：要用99％的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

1970年的學習資料

1970年以後，為了配合毛澤東關於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指示、批林批孔運動、「評法批儒」等涉及歷史文化的政治運動，有關出版社陸續出版或者重印了一批馬列主義理論書籍、理論讀物和關於中外歷史文化的書籍，開放了一些文革前出版的圖書的發行。林彪倒台以後，出版領域進行整頓，有限地放寬了對出版和發行的限制。[10]1972年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改善關係之後，翻譯、出版、重印了一批介紹外國情況的圖書以及學習外語的書籍。

當時，許多圖書是分等級「內部發行」的。一些大城市的新華書店開闢專門房間，出售「內部圖書」。一般讀者可憑工作證進最普通的內部圖書門市部購買，這裏圖書多為文革前公開出版發行而文革後改為內部發行的書籍，如商務印書館文革前出版的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著作《太陽城》、蘇聯學者撰寫的《政治學說史》等，也有些是文革期間出版的圖書刊物，如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國概況》。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和外文書店都設有這樣的普通內部書籍銷售門市部。在面向中高級領導幹部和高級別單位的門市部，還可以買到更「內部」的書籍。

朱學勤在他的回憶散文〈「娘希匹」和「省軍級」——文革讀書記〉中講到，在上海福州路的一家書店二樓，分別設有「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的「內部書籍供銷櫃枱」，憑不同級別的介紹信進入，提供不同程度的內部書籍。當時在河南當工人的上海知識青年朱學勤為讀到「省軍級」的內部書籍，「動足了腦筋」。1974年冬，終於靠拉關係和哄騙，得到了「省軍級」的購書介紹信，回上海購得一批「內部圖書」，其中有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文革前出版的《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學術資料選》（十六本）、《蘇聯修正主義哲學資料選》（二十三本）等。[11]這些內部書籍一旦落到青年手中，通常以很快的速度在朋友圈子裏流傳，一本書往往可以影響一批人。

此外，大約1971年以後，中國書店還向持有介紹信的人出售文革前公開出版的舊書籍，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蘇聯文學作品，甚至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籍。這些書大致來自運動初期當作「四舊」清理、抄沒的書籍，一些單位因裁撤搬遷而處理的舊書，以及個人出售的舊書。[12]

（2）圖書館

文革期間，圖書館也是青年閱覽圖書的一個重要來源。

1966年8月至9月的「破四舊」運動中，各類圖書館的大批藏書遭焚毀、散失。但是，這樣的衝擊並不可能徹底毀壞所有圖書館，很多圖書館仍然保持了大部分或者基本館藏。

1967年5月或6月，為了開展羣眾性的「大批判」，北京圖書館（即現今國家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曾經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向包括中學生在內的羣眾不同程度地開放部分圖書。[13]這時開放的圖書除科學技術類圖書外，多是馬列主義理論書籍，而人文和社會科學書籍開放的範圍很窄。

趙京興回憶說：1967年到1968年，他是北京四中的初中學生，每天到北京圖書館讀書。當時去看書的學生很多而座位不足，為領到座位號，只好起大早，裹着大衣，早上四點天不亮就去排隊。在這段時間裏，他廣泛地閱讀了中國和外國的哲學、歷史和文學著作，從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毛澤東到培根、洛克、貝克萊、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從先秦諸子到魯迅，從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爾基，都在他閱讀的範圍之中。就是在這樣的閱讀和研究的基礎上，他於1968年寫了一篇論文〈哲學的批判〉，從哲學的角度思考人性的問題。[14]他還在圖書館的常客中結識了幾位朋友。北京圖書館向學生開放的普通閱覽室常常滿座的事實說明青年學生讀書的熱情，也說明當時能夠開放的圖書館十分有限，熱心讀書的人不得不擁擠到國家圖書館。

1970年以後，除了公共圖書館外，一些學校和企業的圖書館或者圖書室也不同程度開放閱覽和外借圖書。雖然圖書館開放的圖書範圍十分有限，但仍然為一般青年提供了重要的閱讀資源。

1970至1972年上海師範大學（現在華東師範大學）因政治思想問題待分配的畢業生王申酉，在下放勞動期間，到幹校的圖書館閱覽了《資本論》等馬列主義著作和其他社會科學書籍。1972年他回到上海市以後，經常前往浦東區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書籍，在圖書館結識了幾位熱愛讀書的青年，成了讀書和探討的朋友。[15]

在學校或單位圖書館、資料室的教師和管理人員被批判，疏於管理的情況下，青年人進圖書館私取或盜取圖書的事情也是司空見慣的，不少回憶和自傳文章提到了這一點。[16]1968年，廣州十七中高中學生王希哲在上山下鄉之前，為解讀書之渴，曾經鑽進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圖書館，偷出一旅行袋書籍，其中包括《三個國際的歷史》、《托洛茨基自傳》、《聯共布黨史》、《經濟學辭典》等書籍。[17]

魏光奇回憶說：1968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他和同學們的一個圖書來源是「從各類圖書館流失出來的當時被封禁的書籍，如當時我們一派的一個（文藝）『宣傳隊』有幾個同學住在學校圖書館，通過他們就搞到了一些書」。[18]這裏所說的「搞到」圖書當然就是私拿。盜書的事情在學生上山下鄉之後仍然時有發生。青年盜書多是為了讀書，而不是販賣。文革期間到了非要偷盜，才能讀到書的地步，說明了思想的禁錮到了何等程度。

（3）從廢品收購站購買舊書

一些青年從廢品收購站買到舊圖書。當時，一些城市的廢品收購站，偶爾向羣眾按照廢紙出售舊書，其中很多來自抄家物資、各單位圖書館或者資料室清理的圖書，以及在下鄉下放大潮來臨之際私人當作廢紙賣掉的圖書。這些圖書通常是政治上沒有重大爭議的，但也偶有漏網之魚。

這樣的渠道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並且常常設置限制。徐友漁回憶了上山下鄉之前在成都的一段買書經歷。他說：在下鄉前，一些有思想追求，比較多地閱讀馬克思原著的老知青告訴他，他們在廢品收購站買到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書。但是他到成都市革命委員會開證明，卻遭一位中年軍人的拒絕，原因是林彪指示應當用99%的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19]

北京的魏光奇回憶道：他從廢品收購站買到了不少圖書：

當時大學生開始分配工作，他們臨行前將許多書籍當廢品賣掉，愛讀書的中學生們便抓住機會，到海淀區鄰近各高校的一些廢品收購站以0.26元一公斤的廢紙價格去買書。我和一個朋友聞訊後，也各出10元錢，合買了一麻袋書籍和「文革」資料。我沒有讀過高中和大學本科，1978年直接考上了山西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生，而我最初所讀的兩本中國近代史著作——郭沫若的《中國史稿》第四冊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就是這一麻袋書中的兩本。還有一本插隊後成為我們娛樂食糧的《外國民歌200首》，也是這次買的。[20]

（4）民間藏書

青年讀書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民間私人藏書，既包括躲過1966年「破四舊」焚書之災的私人藏書，也包括運動中從領導幹部或者知識分子家庭流失或流傳到社會的圖書，後者有些是幹部和知識分子的私人藏書被紅衛兵抄家時拿走，有些則是他們的子女在家長被關押批鬥無暇顧及的情況下，把私家藏書帶給同學和朋友傳閱。很多文革前規定了嚴格發行範圍的內部書籍，就是通過這樣的渠道流傳到青年當中的。魏光奇回憶他的圖書來源之一是：「『文革』前出版而又躲過66年夏秋『破四舊』浩劫的私人藏書，如那時我翻過的一本《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簡編》就是一位同學家的藏書，一本考茨基著的《歷史唯物主義》第五冊和另一本介紹美國實用主義的譯著是我自己『文革』前從舊書店買來的」，他還讀到「『文革』當中，從幹部家庭流失到社會上的『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即『文革』前『內部發行』的外國社科類譯著」。[21]

這些人文和社會科學圖書在關注政治、社會以及文學而相互信任的青年朋友中流傳，閱讀率往往很高，但是半公開的傳閱，也局限了讀者的範圍。

3 對青年產生重要影響的圖書

當時在青年中流傳並發生過重要思想影響的書籍大致有以下幾類：

（1）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著作

紅衛兵運動高潮時期青年人主要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從《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毛澤東「最新指示」到毛澤東未發表的講話和文稿。由羣眾組織編印並廣泛流傳的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講話和文稿，提供了毛澤東富於個性的生動而多面的思想，較少報刊文章的刻板說教，在青年中尤具思想魅力。[22]例如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名句：「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喚起了千萬青少年的政治抱負和參與激情。1957年出版、李銳所著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23]一書也在青年中流傳。青年毛澤東以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萬丈豪氣，成為一代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楷模，儘管社會並不能容忍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己任、挑戰權威的毛澤東式青年。此外，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筆記中關於必須重視價值規律的言論，也常常被知識青年引用來論證當時經濟政策的失當。

紅皮書《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68年以後，愈來愈多淡出政治活動的青年產生思想的迷茫和挫折感，他們不願止步於官方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詮釋，希望有深入的思想探討，期待在馬列主義導師的原著中找到對社會政治矛盾的更深刻解釋。馬列主義原著構造了一個非常龐大的思想體系，其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基本不涉及中國的具體情況，給青年人留下想像和發揮的廣闊空間，而不像對毛澤東的指示，只有接受、擁護、執行的義務。在強化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調讀毛澤東著作的年月，青年中這種自發學習馬列主義原著的活動，難免招致企圖於毛澤東和中央指導精神之外另尋出路的嫌疑。然而，馬列主義畢竟是共產黨的理論基礎，當權者也無法斷然否認學習馬列主義的合法性，閱讀馬列主義原著在青年中漸漸被看作「有思想」的表現，在思想型的青年中形成一種風氣。

1970年毛澤東號召幹部學習馬列主義原著以後，學習馬列主義原著不再被視為可疑之舉，但是，對同樣的馬列主義原著的解讀可以有天壤之別。文革後續階段的青年思潮，包括大部分「異端」思潮，都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和批判現實的理論依據。

（2）其他人文社會科學著作

1971年以後，一批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書籍逐漸向公眾開放，例如普列漢諾夫的《一元史觀之發展》和《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毛澤東曾推薦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范文瀾撰寫的中國古代和近代歷史、梅林的《馬克思傳》等。這些書不算是內部書，或者不是控制很嚴格的內部書，可以在圖書館閱覽，或者在書店購買，因而讀者羣是相當大的，其影響是基礎性的，然而，對青年人思想的衝擊往往不及「內部讀物」。

許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度過青春時光的人，回憶到「內部讀物」在那個思想高度禁錮的年代對青年人思想的震撼和撞擊。在新中國的出版史上，不對廣大公眾開放，不在市場公開出售，而僅供領導幹部、相關專業人員或者限定的讀者參考的「內部讀物」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24]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青年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內部圖書，大多是外國人文和社會科學書籍的中文譯本。內部讀物按照其政治和思想的敏感程度，在出版、印刷數量、發行範圍、發行方式以及控制和管理等方面，被劃分成不同的等級。據筆者了解，控制程度從嚴格到寬鬆至少有：「供內部參考」、「內部讀物」、「內部發行」、「限國內發行」幾類，其中與官方政治或意識形態尖銳衝突的圖書，控制最為嚴格，發行量很少，僅提供高級領導幹部和經過篩選從事相關研究的專業人員作為批判和進行對外鬥爭的參考，所謂「灰皮書」和「黃皮書」就是文革前出版、嚴格限制發行範圍的「供內部參考」的圖書系列。

有些外國學者的學術著作，其基本立場和觀點、或部分觀點、披露的某些內容不符合當時公開發表的標準，因而列為「內部讀物」，發行範圍寬些，如《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

此外，一些外國左派作家的著作，如長期居住在中國的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錫蘭（現名斯里蘭卡）共產黨人特加・古納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被列為內部讀物，則主要不是因其基本傾向，而是其書中某些具體觀察和分析不完全與中共中央的意見一致，或者涉及到毛澤東或其他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不宜宣傳的生平、或者只是出於對外關係的考慮。

有些學術著作因其作者的立場和觀點不符合當時官方意識形態，但在政治上不十分敏感，因而被列為「內部發行」，例如：（英國）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法國）加羅蒂的《人的遠景：存在主義，天主教思想，馬克思主義》。

再有，標明「限國內發行」的書籍（包括不少文學書籍）實際是向國內一般讀者開放的，只是在發行渠道方面予以控制，不列入全國圖書總目錄。需要指出的是，判定內部圖書的政策標準也隨政治形勢變化，一些外國社會科學理論書籍和批判外國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書籍，原來是公開發行的，後轉為內部發行。例如：（法國）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從1958年至1963年均為公開出版發行，1964年重印時改為「內部發行」。文革時期政治忌諱多多，致使不少按照文革前的標準公開出版的圖書也定為內部出版或者內部發行，統計上造成內部圖書大量出版的印象。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國兩次有系統地出版過內部讀物。一次是1963年以後，為了配合與蘇聯等國共產黨進行意識形態的論爭，即所謂國際「反修」鬥爭，為領導幹部和專業人員「知己知彼」、了解國際背景以及鑒別和批判相關資料，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有計劃地出版了一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種思潮流派（包括主要「修正主義」思潮）的代表作、西方學者研究這些思潮的著作，以及有助於了解蘇聯「修正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的著作。這個系列出版計劃應當是按照毛澤東和中央有關部門的指示進行的。[25]這批內部讀物中的政治意識形態系列，發行範圍嚴格控制，是「供內部參考」圖書，一律採用灰色封面，不做其他裝幀，被稱為「灰皮書」。與此同時，還內部出版了一批反映蘇聯和西方當代文學重要思潮的著述，被列為「供內部參考」，一律採用黃色封面，被稱為「黃皮書」。

另一次內部圖書的系統出版在七十年代前期。1971年開始，中國的對外關係出現了新的局面。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國與美國緩和關係，與日本和主要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國內開始調整各方面的政策。為適應對外關係的需要，1972年以後，陸續翻譯出版了一批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書籍，以及介紹西方和世界各國情況的書籍，內部發行。1973年，上海還編輯出版了刊物《摘譯》，分外國文藝、外國自然科學、外國哲學歷史經濟三個系列，專門刊登、介紹和評論當代外國相關學科的新進展，內部發行。儘管這些介紹多附加批判性評論，但是人們通常忽略那些批判文字，直接閱讀外國作品，多少了解到外界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動向。

內部讀物原本主要是提供給高中級領導幹部參考而向一般讀者封閉的，尤其禁止青年人接觸，所以也被青年看作「禁書」。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打破了正常的秩序，也使原有的管控系統瀕於癱瘓。負有教育和督導學生責任的老師被學生批鬥；領導幹部家的內部讀物或者被紅衛兵抄家時抄走，或者被子女帶出；單位和公共圖書館的內部讀物被私拿、被盜竊。原來嚴格封禁的內部讀物通過種種渠道流傳到無法無天的青年手中，在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這些精力旺盛、處於精神饑渴狀態、思索社會政治問題的青年，成了這些圖書的真正「識家」。流散到社會的內部讀物，對封閉社會中青年所引起的強烈思想震動，未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是難於想像的。這些書成了他們了解外部世界、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打破種種政治迷信的一個重要精神來源或思想參照。

文革期間在上海度過青少年時代的旅美學者宋永毅根據各種當事人的回憶和訪談，開列了一張對那一代青年的思想歷程產生過較大影響的內部讀物書單。[26]這份書單與筆者接觸的回憶資料基本吻合，雖然由於內部書的流傳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地域差別，但這份書單包括了最重要的內部書籍，是可信的。

上述書單所列著作當中，不少以蘇聯的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為主題，進行批判性的描述、揭示和理論分析，雖然當時蘇聯與中國處於對立狀態，中國正在進行「反修」鬥爭，但是中蘇兩國社會制度的相似性以及文化大革命暴露出來的社會政治弊端，卻引發青年讀者很自然地從對蘇聯的批判聯想到中國的現實，激發起強烈共鳴和深思。書的作者當中有不少人是，或者曾經是左派、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共產黨人，甚至是共產黨的領導人、理論家，他們觀察蘇聯的角度、使用的概念體系、理論觀點、思維方式、論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歷史事實和人物，很多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所熟悉的，有些觀點是中國人似曾相識的，因而對青年來說，比起馬克思深奧的經濟理論或者陌生的西方啟蒙主義作家的著作，可謂通俗易懂。

一些歷史書籍開闊了青年的視野，使他們得以從人類文明的角度審視中國的事情。《法國革命史》中所描述的革命過程中不同階級（或等級）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態度的關係，讓中國青年加深了對文革中派別分化的理解。《第三帝國的興亡》所揭示的納粹德國時期發生的不少史實，卻分明與他們親身經歷的甚至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種種作法如出一轍。這一切促使那些從狂熱落入迷茫的青年反思自己所處的社會。此外，反映西方和世界最新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書籍，幾乎是當時中國青年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的窗口。[27]內部讀物在青年中的流傳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管制體系遭到衝擊後產生的奇特現象。文化政策扼殺了出版事業，長期拿不出具有吸引力的像樣作品，為內部讀物私下流傳提供了讀者市場。一方面是苛刻的看似鐵板一塊的思想管制，另一方面是私下裏「禁書」以及「手抄本」的流傳。這對於「左傾」政策的制定者，是事與願違的事情，而對於青年思想者開闊眼界，或多或少是因禍得福。

文革期間，文學書籍依然在青年中擁有最廣大讀者，對青年的社會政治思潮的間接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文學作品在文革期間的命運與其他書籍類似，運動初期基本被作為「四舊」遭到封禁，1971年以後，少數文學書籍（如《紅樓夢》、《水滸》）得以解禁，在書店出售或在圖書館出借，而文革中新創作的文學作品通常不受讀者歡迎。於是，私人收藏的文學作品就在青年人中廣泛流傳。文革期間，中國古典文學、中國革命文學、外國文學三者當中，外國文學（主要是俄蘇文學和歐美文學）在紅衛兵和上山下鄉知青羣體中尤其受得青睞，其影響超過了文革之前。

許多蘇聯當代文學，展現了蘇聯社會的矛盾和弊端，使中國讀者更多地聯想和反思自己的社會，而「解凍」以後蘇聯文學表現了中國當代文學中所缺少的，或者說被扼殺了的批判現實的精神、人道主義的精神。丁東回憶說：他在1972年進山西省委調研室後，在那裏的圖書館讀到幾部翻譯出版的內部書，除了馬克斯韋爾的《中印邊界戰爭》、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以外，「文學方面的有蘇聯小說《人世間》，後來還有《多雪的冬天》等。這兩部小說雖然在文學史上沒什麼地位，但當時的中國讀者看了卻十分解渴。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他們的官僚體制是中國的樣板，那邊官場上的種種現象，都使我們感到似曾相識。所不同的是，他們的作家把這些現象寫進了小說，而中國作家卻沒法寫。1957年王蒙、劉賓雁、柳溪等作家才觸及了一點兒，就被打成了右派。於是，再沒有人敢於觸及這個體制的痼疾了。讀者只好拿蘇聯的小說當鏡子，反觀自己。」[28]此外，蘇聯文學對愛情的正面描寫，為中國青年呈現出在類似社會環境下的不同生活準則，也是吸引青年讀者的一個重要原因。

（3）內部讀物帶來的思想震撼

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

不少過來人回憶青年時代的閱讀經歷時，都提到內部書籍產生的思想震撼。

作家徐明旭這樣回憶讀書對他思想轉變的作用：1967年「年底，我讀了在當時大學生造反派中十分流行的兩本書：錫蘭共產黨人特加・古達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兩書對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描述令我毛骨悚然，聯想到毛主席與文革，我頓時恍然大悟⋯⋯從此我不再參加造反派的行動⋯⋯我相信像我這樣的思想歷程，許多大學生造反派精英亦有同感」。[29]

魏光奇回憶了南斯拉夫前共產黨領導人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對他和一些中學生的影響。1968年，他們對於從前一年就「反覆思考和討論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分層問題，有了一個自己當時覺得能夠信服的答案。這同閱讀南斯拉夫德熱拉斯（今譯吉拉斯）的著作《新階級》有關係。德熱拉斯曾是南共聯盟的領導人，他的這本書著於1958年，[30]『文革』前作為『灰皮書』之一有中譯本。68年前後，這本書在思想活躍的北京中學生中流傳甚廣（據說二十年後曾又一次在北京高校中流傳），我最初看到的是一個手抄的節錄本，後來才看到了鉛印本。這本書的中心觀點，是認為蘇聯和『二戰』後在一些國家中出現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風馬牛不相及，只具有使得東方落後國家以集權方式完成工業化的工具價值；認為這種社會主義同樣也是一個階級社會，『官僚階級』是這個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壓迫階級、剝削階級，同工人階級、人民羣眾處於對立地位；一旦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完成，這種制度將因阻礙生產力發展、『集權統治』的腐朽和階級矛盾的激化而被改變、被推翻。德熱拉斯的這種觀點同當時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有某些合拍之處，對於『文革』中受到血統論排斥和迫害的『非紅五類』學生來說，以及對於感受到了與幹部子弟之間存在巨大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的工農子弟來說，有着極大的吸引力。當時，我和我周圍的同學都因接觸到這種理論而感到十分興奮，覺得頓開茅塞，覺得自己一年多來反覆思考的『文革』起源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當時在北京中學生中流傳的與《新階級》觀點相通的書，還有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評傳》[31]等。此外，《赫魯曉夫主義》、《震撼世界的十天》[32]、《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33]等有關國際共運的著作流傳也比較廣泛」。[34]

丁東回憶過他在山西沁縣插隊時閱讀內部讀物的經歷：

我插隊以後，就知道不少知青點裏有黃皮書、灰皮書流傳。這些書起碼比「兩報一刊社論」[35]或八個樣板戲[36]劇本有趣。為找這類「禁書」來讀，我也着實下過不少辛苦。有時聽說哪個村的知青有一本什麼書，往往要跑幾十里路去借，就這也難免空手而歸。如果借到一本，大家馬上排隊傳閱，興奮好幾天。人就是這樣，越是禁果，越想嚐一嚐。禁忌同時意味着誘惑。這種閱讀，雖然飢不擇食，雜亂無章，但接觸了一點國外當代思想文化，畢竟對籠罩着那個時代的精神禁錮產生了懷疑。進入機關以後，從圖書室裏又找到不少灰皮書、黃皮書。我雖然原先的興趣在文學方面，但思想性的書也看了不少，比如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就是在這時看的。當時趕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規定的六本書和《列寧選集》我也看了，總覺不如德熱拉斯的書更有思想衝擊力。一個是體制的理論來源，一個是體制的叛逆。當時並不自覺，但因為年青，所以更嚮往新的思想。[37]

畢業於北京師大女附中，到河北白洋淀插隊的潘婧後來回憶說：

那時，我們狂熱地搜尋「文革」前出版的灰皮書和黃皮書；我的一個初中同學的父親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藝部門的領導，我在她的家裏發現了數量頗豐的一批黃皮書，記得當時對我有啟蒙意義的書是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葉甫圖申科和梅熱來依梯斯的詩集，⋯⋯我疑心在相當一部分人中流傳的黃皮書皆源於此。⋯⋯經歷了一個全面的苦難，我們的精神陷入了一種困惑。而最終使我們衝破十幾年教育的灌輸給我們的思想模式，得益於兩本灰皮書的點撥，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38]，不記得戎[39]從何處借的；讀過後，我們鄭重其事地相約到頤和園，交談彼此的感想，那是六九年十月；從石舫遠望長堤一帶，秋天明麗而蕭索，我們心情激動；托氏的書無疑是困惑之中出現的一縷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熱拉斯的《新階級》。至此，有關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我們終於擺脫了夢饜般的桎梏和愚昧。[40]

內部讀物對青年思想有着持續的影響，比較而言，思想衝擊最強烈的時期大致是1968年至1972年，從紅衛兵運動退潮的困惑到林彪倒台後的反思，這是青年思潮轉變方向的關鍵時期。也就是說，文革前出版的內部讀物對文革期間青年思潮轉變發生的影響尤為突出，特別是「灰皮書」和「黃皮書」。1972年以後陸續出版的新的內部讀物鞏固和深化了「叛逆」性的思潮。中國文革間青年思潮多在世界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之內進行反思，而罕見西方主流思潮（例如自由主義）的傾向，「灰皮書」的影響可以說是原因之一。「灰皮書」系列著作多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代表性思潮，受這些尖端「禁書」啟發的「異端」思潮，不能不打上這個時代的印記。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內部讀物的流傳是相當廣的，而「黃皮書」，特別是「灰皮書」這樣嚴格控制並且發行量很少的內部讀物的流傳仍然極為有限。除了北京和上海某些青年人的小圈子外，其他人是非常難得有機會接觸的，很多思想型的青年未曾讀過，甚至未曾聽說過。例如1972年幾位青年在思想探索中提出「幹部是一個階級」，被說成是德熱拉斯（今譯：吉拉斯）的反動觀點，實際上他們當中誰也沒有讀過德熱拉斯的書，只是在被批判時才聽說這個對中國人來說很拗口的外國人名。他們最早讀到這本書是在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因此，「灰皮書」對這一代人的影響，不可估計過大。此外，內部讀物往往不成系統，青年人多是碰到什麼就讀什麼，對於他們的思想探索來說，更基本的影響因素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嚴酷的現實。

三 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思想村落」

1968年，在羣眾運動退潮，紅衛兵等羣眾組織走向末路的時候，青年自發的讀書和思想探討活動悄然興起，此後由上山下鄉運動帶到農村，又隨着招工回到城鎮，綿延數年。這些青年通過朋友聚會或曰「沙龍」、組織「研究會」或「學習小組」、思想通訊、走訪外地青年、個人思想筆記或日記等方式進行思想的探索及交流。大多數思想型青年都有自己志同道合的思想交流的朋友圈子。朱學勤十分形象地稱這些分散在城鄉的青年思想羣體為「民間思想村落」，因其發端於1968年而稱這批青年為「六八年人」。[41]

1 「思想村落」的概念

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深情地回憶了他青年時代與知青朋友們進行讀書和思想探討活動的經歷、那些知識青年自發學習和探討的小羣體——「民間思想村落」。他寫道：

中學畢業後，選擇插隊落戶地點，我拒絕與同年齡的同學同行，而是一個人選擇了沒有國家分配名額的河南省蘭考縣，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時已經有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自願組成了一個集體戶，在那裏開闢了一個邊勞動邊讀書的生活氛圍。一九七二年進工廠，這羣人和另外一個更富思想氣息的集體戶匯攏在一起，一鍋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個縣城，於是在那裏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精神小氣候，用我後來的體悟，是出現了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一羣中學生在下班之後，過着一種既貧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面紅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舍，時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這羣白天還在一起幹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麼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42]

朱學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發表以後，立即在同代人中喚起了不小的反響，引發了對「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討論，「思想村落」一詞漸成對文革期間青年思想活動方式的經典概括。

這樣的青年「思想村落」是民間自發形成，區別於官辦的「寫作組」、「學習班」，它們不拘形式、聚散自由，遊離於官方組織體系之外，如果不遭官方干預，會隨參與者的意願而自生自滅。其思想傾向多樣，從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繼續革命思想，到對社會政治的批判性思考，其思想的深度也因人而異。

「思想村落」涉及領域廣泛，各個「村落」的偏好有別，據現有資料，除了社會政治之外，有熱衷文學的，如孕育了朦朧詩派的著名的白洋淀文學青年羣體，[43]還有熱衷哲學、美術，甚至數學的小羣體。[44]由於文革期間一切思想和文化都被要求為政治服務，所以探討文學、哲學、美術的羣體通常也關注政治和政策問題，儘管有些文學青年是因為厭倦現實政治而轉向文學。在中國，文學與政治有不解之緣，不少「思想村落」的志趣是文學、政治、社會兼而有之。

這些「思想村落」生存於社會和政治的邊緣。當時的思想控制，偏重於知識分子和幹部集中的城市裏的學校、機關、研究部門，而農村一向是政治思想工作的薄弱地區。農村沒有專職政治工作幹部，基層幹部的文化水平不高，見識有限，茫然於城市知青的高談闊論。工廠對青年工人八小時工作之外的活動，通常不多過問。因而「思想村落」多存在於下鄉知青和青年工人之中，在政治和思想控制的邊緣生長。在生產建設兵團以及由生產建設兵團改制的農場，由於保持軍事化和政治工作傳統，並實行集中勞動、集中住宿的制度，思想活動的自由空間十分有限，在這樣的單位，「思想村落」常常被扼殺在萌芽狀態，難以生存。在軍隊，士兵更極少有自由閱讀和探討的可能。冬季農閒和春節前後知青回城探親的時候，各地知青及青工聚集於城市，是思想交流的「黃金時節」，也是各種形式的「沙龍」活躍的時候。但是，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思想活動越出了官方的軌道，一旦被發現，就會遭到警告、批判、關押乃至殺身之禍。因此，凡涉及閱讀「禁書」，探討與官方報刊相左的觀點，都不得不十分謹慎，都要躲避官方的耳目。因此，追求獨立思考的「思想村落」往往保持與官方的距離，不事聲張，處於半公開或者秘密的狀態。

朱學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2 「思想村落」的雛形

「思想村落」從1968年開始萌發，當時有一些青年逐漸淡出政治運動，轉向學習和思想的探索。他們常常聚集在一起，交換書籍，談論政治理論或者文化問題，形成了一個個小羣體。被譏諷為「二流社」的幾位北京中學生，就是這樣的一羣。

關於「二流社」的參與者，魏光奇回憶說：當時，一些政治失意的老紅衛兵已經視文化大革命為斯大林對幹部的「大清洗」的翻版。而四三派[45]則試圖論證文化大革命反對「特權」的意義，「認為『文革』之所以能在短時期內將億萬人捲入其中，原因在於它有着現實的社會基礎，即『特權階層』同廣大人民羣眾之間的矛盾。這樣，『文革』就首先被看作是一場社會鬥爭，而並非僅僅是共產黨內的一場權力和路線鬥爭，而所謂『走資派』也就不被看作是一個政治派別，而是一個社會階層（特權階層）。當時《四三戰報》上發表的〈論新思潮〉就反映了這種思想動向。」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解釋，激發一些青年的理論興趣。

魏光奇說：

由於讀書的目的明確，就是想要探討「文革」的社會經濟根源，所以當時對於馬列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特別感興趣。記得自67年5月起，我陸續讀了《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哲學筆記》等馬、恩、列的著作。此外，還特別注意當時報紙上關於「蘇修」在社會經濟領域「復辟資本主義」的報道，抄錄了不少有關的材料，並趁下鄉勞動之機進行社會調查，向老鄉了解農村生產隊工分和口糧分配方式等等。到1968年，北京中學「四三派」和「老紅衛兵」中部分人研讀社科書籍已經形成一個小氣候。⋯⋯讀書的人多了，書的來源也就廣了，大家廣泛搜集，互相交流，有些書珍稀難找，甚至出現了手抄本。⋯⋯

1968年，北京中學生中陸續出現了一些以讀書和探討政治社會問題為聯繫紐帶的沙龍和羣體，「二流社」就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個。據我記憶，「二流社」的形成不晚於68年夏天，⋯⋯這是一個以「四三派」學生為主體的鬆散羣體，從組織聚會這個角度說，101中的任公偉可以算是它的核心，在任的周圍，有他們學校「毛澤東主義公社」的一批人。

除101中的學生外，經常參加「二流社」活動的還有35中、清華附中、八中、四中、師大女附中、北外附中的學生。

「二流社」的活動方式和內容是聚會討論各種問題，⋯⋯「二流社」探討的多是當時的政治問題，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隊」進駐清華、毛澤東與五大學生領袖談話等等，但有時也討論理論問題。任公偉等部分活躍者曾搞過一個分工，計劃大家分別進行各個理論領域的研究，我和同學楊志拴負責經濟，但不久大家都去插隊了，這個計劃沒有落實。[46]

1968年，中國社會和政治仍然處在動盪之中，很多學生的命運從這一年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革命小將」變成了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從城市的學校來到了貧困的農村、邊疆。個人和國家的劇烈變動，迫使他們思考，青年的讀書和思想活動繼續以「思想村落」的形式在全國城鄉生長。

3 晉中山村的精神飛地

1968年末，來自北京清華附中的一批知識青年到山西省太谷縣插隊落戶。這些知青當中很多是昔日造反派組織的「戰友」，他們結伴下鄉，主動選擇到縣裏最艱苦的山村插隊落戶，帶着對領袖的崇敬，對羣眾運動結局的迷惘，對知識的渴求，同時懷着不甘向老紅衛兵「二十年以後掌權」的預言示弱，決意在艱苦的農村磨練意志，增長才幹，準備將來與老紅衛兵一決高下的使命感。這是一批造反派情結、理想主義色彩濃重的知青。他們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堅持讀書、調查、討論，在遠離都市、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貧瘠的山村，開闢出一片生機勃勃的精神飛地。

窯子頭公社大坪村有九名知青，是活躍的知青點之一。後來成為作家的鄭光昭，回憶了當年的精神生活。[47]

農村生活剛剛安頓停當，知青就開始謀劃社會調查，想立刻了解中國農村的一切方面，當時有抱負的青年普遍相信，要了解中國，必先了解農村。他們「設計油印出『農村社會情況調查表』，從經濟到政治到文化，從歷史到現狀，從耕作制度、分配方式到階級關係、宗族矛盾，從自留地、菜地、自留樹、集市貿易到婚喪嫁娶紅白喜事⋯⋯」都在調查之列。有的村莊還像在學校那樣編輯油印小報，與各省插隊同學交換，「討論如何深入社會，鍛煉才幹、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二十年後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大格局」，但是小報剛出幾期，便被縣知青辦根據中央文件予以禁止了。

漸漸地，他們轉入了讀書學習的熱潮。讀書的一條路徑是從馬列主義教科書到馬列主義經典原著，然後上溯到德國古典哲學。他們先是讀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作門徑。然後是讀「《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梅林的《馬克思傳》，⋯⋯再往後是馬恩三卷本、列寧選集兩卷本，挑感興趣的讀。然後，學究氣強的啃磚頭（《資本論》）⋯⋯」鄭光昭描述了他閱讀大家名著的感觸：「馬恩等經典作家文字極生動，加之我們嚴重的政治及世界觀問題，所以讀起來絕不痛苦，癮頭很大。對馬克思主義粗知後，便向前讀費爾巴哈和黑格爾、康德。那位深居簡出的孤獨的費爾巴哈極為平易近人，而黑格爾教授則令人痛苦，特別是他的什麼《小邏輯》，看了幾段以後。發誓再也不看。」

另一條路徑是在讀了馬克思主義原著之後，讀各種流派的馬克思主義。知青可能找到的，主要是關於歐洲馬克思主義流派的書。這些書使他們發現：原來馬克思主義還有這樣多的流派，各家的說法也未必全無道理。禁錮的思想，打開了一個洞，迷信的基礎開始動搖。

再往後，晦澀艱深的薩特著作、現代自然科學類書籍也進入知青的視野。[48]對於閱讀深奧的理論著作，這些高中或初中學歷的知青只是囫圇吞棗般地「憑着感覺在尋找可以相信的東西」，顧不得學院式的嚴謹。

這些知青還找來各種各樣的「壞人」的書來讀，如被列寧定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考茨基的哲學著作、斯大林的死敵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被南斯拉夫共產黨關進監牢的南共著名理論家德熱拉斯的《新階級》等等。

鄭光昭指出：這些知青熱衷於馬克思主義原著而不是毛澤東著作。他認為這個現象背後有着深層次的思想原因：「在深層意識中，我們已經開始懷疑毛澤東及其思想，只是表層意識不予承認罷了。」「我們想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中去詢問『到底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席話，道出了1968年以後青年讀書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特徵：一方面是官方強調林彪所要求的、用99%的時間讀毛澤東著作，另一方面是具有獨立探索精神的青年以讀馬列主義原著為時尚。其中部分是因為他們對毛澤東著作已經讀了不少，而深層原因是對毛澤東的思想或隱或顯的疑惑，因而要到源頭尋找真理。無怪乎，一時間讀馬克思都帶着叛逆的味道。這種情況直到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為批判林彪、陳伯達，號召幹部和黨員「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才有了轉變。

他們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科學，也讀文學，尤其感覺興奮的是讀文革之前翻譯出版的一大批「內部讀物」，包括被稱之為「灰皮書」的社會科學類書籍和被稱為「黃皮書」的外國文學書。鄭光昭讀過的「黃皮書」有《在路上》、《向上爬》、《麥田裏的守望者》、《帶星星的火車票》等等。他回憶說：「許多書名記不住了。但那種自由的藝術思想的薰陶，多年後還有自我感覺。」

艱苦的條件，擋不住青年讀書的熱情。鄭光昭以浪漫的筆觸描述了當年讀書的艱辛和激情：

勞動是艱苦的。看書同樣是艱苦的。每天下了工，吃了飯，已經是筋疲力盡。又沒有電、連煤油燈都沒有。最初的日子裏，我們只有墨水瓶、藥瓶自製的「小煤油壺壺」，豆大的燈焰下，擠不了三四個人，於是只有輪流看。第一撥兒從晚飯後看到十一、二點；第二撥兒從十一、二點看到三、四點；再叫醒第三撥接着看到天明。特別是當外村傳來好書，限定兩三天還，大家想自己做點筆記，唯一的辦法就是換班看，通宵達旦。回憶起來挺苦的，睡得正香，硬要掙扎起來「接班兒」！只有走出窯洞，在雪地上捧把雪擦擦臉，看山區格外明亮的星星月亮，直到凍得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再趴到小炕桌上看。但那陣兒不覺得苦，因為不看這些書不知道該怎樣往下活！

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掃蕩的窮鄉僻壤，圖書來自何方？一是各村知青都有一批自己帶來的書；一是走後門從縣城文化館借出無人管理的封存的圖書，「借了自然不還」。

鄭光昭提到每年冬閒回北京時的另一個奇特書源——分文不取的仗義的「書販子」。北京有一些「對找書比看書還興趣大的人，在『讀書界』每日亂竄」，以極高的信譽為讀書的哥們找書，在讀書人之間「倒騰」書。全北京也沒有幾本的「禁書」，經他們之手就可以流轉起來。這些人分文不取，只圖個面子。鄭光昭靠着這些古道熱腸的「書販子」，讀到了不少書。事實上，這樣的「書販子」畢竟是鳳毛麟角，偌大北京城，要結交得上他們，實屬不易。問題不在「書販子」有多少，而在於他們為人的真誠、仗義，和讓他們一顯身手的讀書熱潮。

知青們學習《毛澤東選集》的情景

在知青的讀書運動中，鄭光昭插隊落戶的僅有九戶人家的小小的山村，「成了一個幽靜可靠的政治沙龍。」他深情地描述說：

我們熱情地邀請已散佈全國各地的同學來小住，聚會。我們知青點實行的是「共產主義」，朋友們可以在我們村自由自在地吃、住、玩、討論，⋯⋯入夜，點上兩盞煤油燈，把所有的床板拼在一起便是大統鋪，再多的朋友都可以促膝而坐，作長夜談。我們大坪沒有平庸，沒有媚俗，沒有消沉的生活。每一位到大坪來作客的朋友，都會體會到溝通我們和他們心靈的，是不滅的理想之光！

這些知青的讀書，不是為了謀取功利，而是為了解開那些驅不散的疑團。初到農村，考慮的是讓他們充滿失敗感的現實：撰寫〈出身論〉的遇羅克慘遭殺害、很多造反派被鎮壓、北京高校兩派學生領袖被審查、囚禁，文革的結局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幾年以後，他們又在思索「時代向我們提出的尖銳的挑戰性的問題」：「如何從特權階級手中奪回人民的權力？如何使已享有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擺脫貧困絕望的被壓迫地位？如何在馬列主義已取得初步勝利的東方陣營重新評價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理論？⋯⋯」「我們曾為之獻出青春熱血的理想啊，你還值得相信嗎？你經得起考驗嗎？」這些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衝殺的知青，期待讀書能幫助他們找到答案。

傳遞圖書和知青撰寫的文章、討論大家關心的問題，也是沙龍的重要內容。鄭光昭說：在他所讀過的那些知青「地下論文」中，使他最為震動和欽佩的有兩篇。一篇是大坪本村知青寫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批判」，一篇是東北軍墾兵團知青許成鋼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探討社會主義新階級產生原因的文章，只可惜兩篇文章均已遺失。[49]大坪村知青將那些令他們激動不已的著作、文章刻印傳閱。不久，黑龍江兵團的許成鋼因其理論探討被打成反革命。鄭光昭一方面與從東北前來調查的人員虛與委蛇，一方面迅速把報警信寄到許成鋼去過的白洋淀知青點。情急之下，他將通報危急情況的信劄一剪刀截成兩半，分裝兩個信封，分兩天寄出。白洋淀的朋友接信初覺蹊蹺，知道事出有因，轉天接到第二封信，對在一起才知詳情。待東北的外調人員到達，他們已可從容應對了。

晉中山區這個知青的思想村落經歷了兩三年的黃金時期，之後隨着一個個知青離開——上大學（工農兵學員）、當工人、轉去條件稍好的農村，到1973年，就剩下鄭光昭和籍貫台灣、「海外關係複雜」的甘鐵生二人，[50]原有的理想主義漸漸退色。鄭光昭和甘鐵生不再拼命地幹活，把生活的重心由勞動轉向讀書、寫作。1974年之後二人陸續離開山村去做工，文革結束後均成為知名作家。

山西太谷縣這幾個知青思想村落的顯著特徵是具有造反派情結和理想主義追求，而中學時曾經是老紅衛兵的少數知青則集中在太谷縣的另一個村莊，兩派知青幾乎互不來往。此外，還有一批清華附中老紅衛兵結伴赴陝西延安地區插隊，也曾一度編印刊物。[51]當時確有一些以原紅衛兵派組織或派別為紐帶的知青點——「紅衛兵理想公社」，雖然為數不多，但常常比較齊心，能頑強奮鬥，互相扶助，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從鄭光昭的回憶看，造反派的落敗情緒是太谷縣這些知青思想探索的起點，他們熱衷談論造反派的命運、讚賞剖析社會主義社會新階級分化的文章，其思想脈絡呈現左傾——從激進造反派的批判走資派和特權，向着社會批判的方向發展；而在農村經濟問題上，他們仍然主要受官方左傾思想影響，努力學大寨，希望通過艱苦奮鬥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直到思想村落逐漸解體，他們才在現實的失敗中感到學大寨的無望。

4 京滬思想文化「沙龍」個案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後，渴求知識的知識青年往往在秋收以後的農閒時節返回城市，重新聚在一起，直到春耕之前返回農村，北方的冬閒有三四個月之久。還有的知青，長期呆在城市裏。這種有比較固定的聚會場所，大多有一兩個穩定召集人的聚談羣體，後來被當事人和研究者稱作「沙龍」。北京的徐浩淵沙龍、趙一凡沙龍、上海的「小東樓」沙龍在當時思想文化型青年的小圈子裏頗有名氣。

徐浩淵在文革初是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中學生，出身於領導幹部家庭，曾經因為寫嘲諷江青的詩而被關押，是老紅衛兵中有影響的思想型人物。從1967年起，在北京西便門國務院宿舍徐浩淵的家裏，經常聚集起一些青年人，他們閱讀政治理論、文學和藝術書籍，評論政治，研討理論，品評文學，交流詩作，欣賞音樂和美術，儼然一個思想和文化沙龍。徐浩淵沙龍的一個特點是搜羅到了很多內部出版的外國政治理論、哲學和文學書籍，包括「灰皮書」和「黃皮書」，這在當時是極具吸引力的。沙龍最初的成員多是老紅衛兵，後來派別的色彩逐漸淡化，其他一些「思想村落」的活躍人物也有光顧。這個以徐浩淵為中心的思想沙龍從1967年時斷時續一直活動到大約1974年。徐浩淵的沙龍探討的問題十分廣泛，主要興趣點從政治理論逐漸轉向文學藝術，產生了一批有時代特色的詩歌，但似乎沒有產生有重要影響的政論或者理論文章，至少從筆者接觸到的資料是這樣。[52]

受北京徐浩淵沙龍影響，並與之類似的有上海青年的「小東樓」沙龍[53]。這個沙龍得名於其活動的地點——沙龍核心人物孫恆志的家——小東樓。孫恆志在文革開始時是上海中學的高中學生，他的母親（上海市教育局長）在運動中被迫害致死。1967年底，孫恆志到北京結識了一些思想型的老紅衛兵人物。他與徐浩淵進行了比較深入的交談，涉及馬列主義、文化大革命、聯動、中央文革小組、自由民主、《資本論》、世界革命等當時紅衛兵關注的問題。他還與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發起者之一，正在閉門讀書的駱小海談了讀書的體會。在京期間，他讀了《法國大革命史》、《斯大林時代》、蘇聯人編寫的《政治經濟學》等理論性著作。1968年返回上海以後，孫恆志經常在自己的家裏邀朋友聚會，形成一個思想和文學沙龍，成員中有多位被打倒被批判的原上海市領導人的子女。1970年在浙江天台插隊的原北京紅衛兵領袖彭小蒙到上海，寄住在孫家，同一些上海知青聚會，被居民委員會舉報，被認為是「反革命黑窩」。王洪文、徐景賢等批示，懷疑這些青年的活動與北京的「後台」有聯繫。先後有三十多人被抓，孫恆志在林彪倒台後獲釋，成員陳鶴林被關押的時間最長，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才出獄。

趙一凡聯繫了一羣有才華的青年，形成了北京城另一個有影響的青年思想文化羣體或曰沙龍[54]。趙一凡出生於1935年，父母是共產黨革命者。他在幼年顛沛動盪的生活中，因傷病導致下肢癱瘓，長期臥病。他只上過三個月小學，卻通過頑強的自學修完大學文科課程。他沒有正式工作，從1959年起為出版社做文字校對，算是臨時工。文革開始以後，不得不閒居在家。特殊的人生經歷使趙一凡與年輕他十至二十歲、生活漂泊的上山下鄉知青、待業青年、青年工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交往，誠懇地給這些青年朋友的自學和思想文化探討以無私的支持，從而在他周圍聚集了一批喜愛文學和勤於思考的青年。

徐曉回憶說：趙一凡當年那個圈子中的人，「多是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那篇文章裏所說，『文革』中畢業於重點中學，上山下鄉時開始讀康德、別林斯基的所謂『六八年人』。」得到過趙一凡的幫助、參與趙一凡沙龍讀書和文化活動的青年人，至少包括「白洋淀詩歌羣」的諸多成員，如北島（趙振開）、芒克，此外，還有趙京興、徐曉等。[55]

趙一凡把自己收藏的圖書、民間文學手稿、思想資料等，慷慨地借給青年們閱讀，他的家也成了青年交流書籍的場所。[56]

除了大量公開和內部出版的圖書、1949年以前和以後出版的報刊以外，趙一凡還收藏了大量民間思想文化資料，被稱為「收藏了一個時代的人」[57]。他保存了文革初期羣眾組織編印的大量報刊、文集、傳單，從大專院校抄錄來的大字報稿，青年朋友的詩歌、小說的手抄本，以及朋友的通信等。他將這些資料分類編號，整齊地碼放，對一些字跡模糊的傳單，仔細辨認後謄寫清楚，或者重新抄寫在原件的背後。他用工整的小字，謄寫並保存借來的手抄本小說，或者照相翻拍保存。[58]文革結束後，《光明日報》摘要發表遇羅克的〈出身論〉，原文就是從趙一凡收藏的小報裏找到的。趙一凡不是一般的收藏者，他沒有把自己的收藏據為私有財產。文革結束不久，他將歷經劫難的稿件贈還給沒有保留原稿的原作者，使一批青年詩歌等文學手稿有重見天日的機會。這些資料是民間文學刊物《今天》最初五期的重要來源。[59]

趙一凡沙龍的主要活動是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對文革時期民間詩歌和小說的成長作出了特殊貢獻，而在社會政治思潮方面，似乎沒有留下系統成型的成果。

這些小有名氣的青年思想文化沙龍活動沒有逃過時代的厄運。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當政者加緊查禁民間傳抄的各類文學手抄本。北京的一些青年詩人被公安局、派出所和工廠保衛科詢問、審查。徐浩淵的家被搜查。1975年1月28日深夜，趙一凡以及十多個經常與他來往的人在北京被捕入獄，還牽涉到山西、陝西、河北等地的一些人，罪名是參加所謂「第四國際」反革命組織活動。

粉碎四人幫以後，趙一凡於1976年12月出獄。1978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作出平反決定，宣佈：「逮捕趙一凡同志，純係錯案。現決定撤消原結論，予以平反，恢復名譽。」[60]並將全部查沒的資料歸還趙一凡。趙一凡在獲釋之後積極鼓勵和協助民辦文學刊物《今天》的編輯出版，對新時期懷着美好的期望，他真誠地相信：「我們黨一定能重新恢復光榮傳統，我一定要為祖國恢復和重建民主制度，為黨的奮鬥目標——實現四個現代化[61]，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盡自己的一份力量。」[62]

文革期間，有一些以文學和藝術為主要興趣中心，兼談論政治的沙龍。在北京，還有聚集了青年美術愛好者的魯燕生沙龍[63]。魯燕生原為北京鐵路一中初中學生，1968年被分配到山西插隊，但長期居住在京不回農村。1972年，一批學習繪畫的知青開始聚集在魯燕生家，形成藝術沙龍。

1978年由北島、芒克創辦文學刊物《今天》，趙一凡積級協助

5 河南駐馬店的農村探索

在文革後續階段，在一些青年公開挑戰四人幫的時候，另一些有思想有志向的青年選擇了在體制內的邊緣地帶進行實踐和思考。

1969年開始，在河南駐馬店農村，活躍着以大學畢業生陳一諮為中心的幾位知識青年。他們在長期的農村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反思左的政策和體制對農村的損害，探索農村發展的出路。他們聯絡了其他一些地方的有志青年，並多次向胡耀邦、鄧力羣等領導人反映意見。他們沒有採取公開挑戰當權者的作法，而是在體制內積累經驗，與體制內外的有識之士建立廣泛聯繫。農村的思考和實踐，為他們日後投身農村體制改革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64]

陳一諮1940年出生於陝西省一個有名望的世家。曾祖在清朝末年曾參加康有為、梁啟超的公車上書，與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等人有私交。父親是西北林學院水利系主任，與一批文化界名人交往很深。陳一諮高中畢業時參加了共產黨，1959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不久受中蘇論戰的影響，他的興趣轉向社會科學，1962年轉入中文系，遵照領導建議，插班一年級。陳一諮在物理系已經讀了幾年書，因而他在中文系既是學生，也是幹事，一度領取工資，後自願放棄。進入大學以後，陳一諮廣泛閱讀社會科學著作，也讀到了右派言論集。1964年北京大學學生黃偉民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認為應當重視馬克思關於人性、人道的論述，不該搞那麼多鬥爭，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團」。陳一諮為黃偉民辯護，受到黨委的嚴厲批評。1965年陳一諮給毛澤東寫了三萬字的〈對黨和政府工作的若干意見〉，批評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不民主。北京市委領導對此事批示：黨內「批評教育」。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陳一諮給毛澤東上書一事被再度提起，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罪名有六條：第一，惡毒攻擊毛主席。因為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人都是有缺點的，不應當把領袖神化、偶像化；應當鼓勵黨員和羣眾批評黨的領導、組織，直到中央和主席。第二，惡毒攻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羣眾運動。因為他說，現在知識分子多是教條主義的斷章取義，工農羣眾往往是經驗主義的零敲碎打，真正學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人太少，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關係國家命運、前途、方向問題的人更少。第三，惡毒攻擊反右派鬥爭。他曾在1965年的上書中說：因為缺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經驗，就把一些敢說真話和反映了真實情況的人打成右派，從此造成兩個惡果：一個是人們不敢說真話，一個是黨的各級領導人也聽不進真話。他還提出：反右派以後，對某個黨員、某個領導人和某個基層組織有意見就成了右派，就成了反黨，這是不對的。第四，反對反右傾鬥爭。他說：反右派把很多有見解的知識分子整了，反右傾把工農羣眾和幹部中敢講真話的人整了，從此以後說假話成風，人們都用假話騙自己，騙別人，很少再能聽到真話。第五，攻擊共產黨不民主。[65]有趣的是，陳一諮給毛澤東的信（「反黨萬言書」）被公佈出來以後，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紅旗戰鬥隊的幾個學生曾找到他，對他說：老陳，你這麼早就發現了這些問題，我們給你把那封信鉛印出來散發到全國吧！陳一諮回答說：「你們饒我命吧，我這封信如果被江青看到了，我就一定沒命了。」

1967年，他與222號寢室的同學非議林彪和江青，被打成222反革命集團，遭批鬥、毒打致不省人事。文革在校期間，陳一諮還結識了何維凌等有思想的學生。何維凌因組織「共產青年社」，質疑林彪而被關押多年。在北大期間，他傾向於反聶元梓、反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造反派——井岡山兵團，因為他認為井岡山派有不少有才有識的人。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和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曾先後宣佈開除陳一諮黨籍。儘管有這樣遭遇，這時的陳一諮仍然認為問題出在錯誤路線，而不懷疑現存制度。

1969年大學生畢業分配，基本去向是農場、工廠，陳一諮則要求上山下鄉到農村，獲准到河南省駐馬店新蔡縣農村插隊。他認為，要了解中國必先了解農村。下鄉前後，他得知北京的燕京造紙廠要將一批收上來的圖書化為紙漿，就與北京大學何維凌一道以三角錢一公斤的價格買回一批圖書。陳一諮回憶說，其中對他影響比較大的是內部讀物：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利・拉貝茲編的《修正主義》[66]、懷特海的《含糊的遺產》[67]、薩繆爾遜的《經濟學》[68]。閱讀這些書，使他對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真理的觀念產生了懷疑，並對那時中國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懷疑。

在農村，陳一諮進行調查研究，掌握了所在鄉村長期落後的癥結，有針對性地調整了工作方法，結果領導班子穩定了，生產很快有了提高。他在工作中顯示了組織和領導才幹，贏得了地方幹部和農民的信任，被任命為公社書記。陳一諮在北大被兩次開除黨籍，到了河南卻成了公社黨委書記，文革期間奇事多多可見一斑。

農村經濟和農民是陳一諮關注的中心。他多次聽農民談到三年經濟困難之苦。他對新蔡附近幾個縣進行調查，發現了觸目驚心的事實：當地三分之一農民在大躍進後的饑荒中餓死，南部幾縣有三分之二的人餓死。他感慨道：農民太苦了，活得不像人，而錯誤路線毀滅人。

陳一諮到駐馬店不久，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的羅曉鵬和王飛欣也來到他所在的縣，與他一起勞動、工作。羅曉鵬和王飛新都是幹部子弟，曾是北京航空學院保守派、以質問中央文革聞名的「八一縱隊」的成員。1974年又有畢業於北京景山中學的鄧英淘[69]和吳琰[70]到駐馬店，加入到陳一諮的知青點。陳一諮和他的朋友們辦農校，培訓農民，討論農村和國家形勢，同時廣交青年朋友，例如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的孟繁華、畢業於人民大學附中的徐浩淵等。此外，還有其他地方的青年到駐馬店陳一諮的公社去串門，談思想。陳一諮不贊同當時一些青年憑着一腔熱情搞「共產主義新村」，認為這種做法不可能改變農村落後面貌。陳一諮的主要思想傾向是深感左的農村政策以及相關的體制必須要改變，但是對於如何改革，例如是不是要恢復實行包產到戶的政策，他當時還沒有成熟的意見。他似乎也沒有撰寫尖銳批評現實政策的文章。他在積累經驗、磨礪意志，期待政策的改革、施展才華的機會。

陳一諮通過幹部子女的關係結識了胡耀邦和鄧力羣。[71]1962年秋，胡耀邦到北京大學物理系蹲點時，陳一諮曾聽胡耀邦講話並與胡耀邦簡短談話。在北大期間，他認識了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1971年春節陳一諮從河南回北京時，聽說胡耀邦正在北京治病，就去看望。他向胡耀邦彙報了農村的十個問題。主要是說，自大躍進以來，左傾路線已把農村搞得破敗不堪，民不聊生；1959年到1962年，周圍的村莊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餓死；生產核算單位退到生產隊以後，情況有所好轉，但生產還是「大呼隆」，分配還是「吃飯不要錢」，調動不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等等。

胡耀邦感慨左傾錯誤的氾濫，對陳一諮說：「我們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啊！許多人至今還不醒悟!」「『假大空』把我們黨、我們國家害苦了！」臨別時，胡耀邦鼓勵陳一諮說：「好啊！到了農村，和農民交朋友，認真作調查研究，可以學到在書本上、城市裏學不到的東西。認識中國、改造中國，不了解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只能是空談。青年人的雄心壯志和廣大民眾的利益結合起來才會有大出息！面對實際，敢於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樣的青年才是國家的希望！以後回北京，抽空就來談談。」

與陳一諮一起在駐馬店插隊的鄧英淘是鄧力羣的兒子，陳一諮也因此有機會見到鄧力羣。1976年「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陳一諮工作的駐馬店農業大學指責陳一諮藉口「提高教學質量」，搞「整頓」，搞「復辟」，把他打成了「小鄧小平」。四五運動發生後，公安部、教育部調查組到駐馬店，追查陳一諮「傳播政治謠言」，想通過陳一諮、吳琰和鄧英淘，追出「吳寄寒、鄧力羣與胡喬木、胡耀邦、鄧小平」這條「黑線」，後因四人幫倒台而不了了之。

陳一諮文革前就因為獨立思考，給毛澤東寫信而被批評，近似北京郭世英、張郎郎[72]、上海王申酉等「思想有問題」的學生，文革開始後受到更嚴重的政治打擊。河南駐馬店的陳一諮等青年的基本思想傾向是反對左傾政策，特別是農村政策，他們關注農村經濟的發展，希望找到辦法使農民不再「活得不像人」。他們並不喜歡文革期間的大民主，不認為民主可以解決農民的苦痛，也沒有認真探討法制的問題。陳一諮廣交有志青年，與何維凌等青年思想者保持思想的交流。陳一諮不是幹部子女，而他周圍的青年多為高級幹部子女，因而與胡耀邦、鄧力羣等中央領導幹部有交往。他們的思想與黨內反對四人幫極左政策、暫處邊緣地位的領導人有很多相通之處，這一點與李一哲那樣的民間批判者、街頭思想家不同，也與以社會公平為目標的社會和制度批判派不同。這種情況有利他們在改革開放以後進入體制內智囊班子，推進改革進程。[73]

陳一諮本人是大學畢業生，有幹部的身份，做了公社書記、當地農業大學的幹部，社會地位有別於一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他的理論修養、知識素養優於一般中學畢業的知青，工作能力也是青年裏的佼佼者。他思想上注重政策的建設性和可行性，注意與黨內鬥爭契合，這與他的個性、也與他的經歷和社會地位有關。文革後續階段，大學畢業的青年與中學畢業的知青相比較，多有穩健的特點，他們有條件等待，而不選擇極端的態度。

6 貴州小城的思想村落

青年思想文化沙龍不僅存在於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也存在於偏遠的西部。

貴州省安順市郊，在七十年代曾經活躍着一個青年思想村落。每逢下班、週末或者休假日，在一位三十歲出頭的青年教師的宿舍，常常聚集着十來位青年工人、代課教師。他們學理論，談文學，傳閱手稿，縱論天下事，喋喋不休地爭論與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身份、知識水平和閱歷不相稱的理論問題。這個青年羣體對外不事張揚，在天高皇帝遠的偏僻之處，生存到1978年主要成員去外地讀大學或者研究生。[74]

1995年，朱學勤一篇〈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喚起了當事者對那一段往事的思念，其中一位以「籃子」的筆名寫下了深情的回憶，[75]而當年那位青年教師錢理羣現已是京城頗有名望的教授，為籃子的「思想尋蹤」寫了序言，由此向讀者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籃子是安順本地人，1969年1月，初中畢業下鄉插隊務農。他閱讀政治理論和獨立思考，是開始於一起「精神事件」的震撼。1970年離籃子插隊村莊不遠的一個村寨，有三名知青被公安局抓去，原因是成立了一個什麼「反革命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而其中兩人還是常來「串寨子」的熟人。一陣驚恐之後，籃子與那前來報信的老同學坐下來，莊重地重新審視人生的意義：人活在世上，應當有遠大的目標，要有改造社會的雄心與壯志。他們決心沿着那三位知青的路走下去，多學習，多思考，學會用馬列主義來思考問題，判斷問題。[76]

籃子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漸結識了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在回城工作以後，形成了思想沙龍，有了比較固定的朋友圈子和聚會學習探討的地方——位於城郊的安順地區師範學校（現為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一位單身青年教師的宿舍。

這個「思想村落」的成員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三十歲出頭、畢業於北京大學新聞系的教師錢理羣，其餘是二十多歲、中學或者中專畢業的小青年。錢理羣六十年代初從北京大學分配到地處偏遠的這所中專任教，是因為其家庭出身（父親是國民黨官員，並在海外）及在反右派運動中的「思想問題」。文革之初，他曾遭批判，後獲平反並加入造反派組織。籃子說：錢老師「跟我們一樣，也有一顆年輕的心」，「他身上洋溢着的那種熱情與活力，那種年輕的朝氣和思想的青春似乎註定了，他生來就是青年的朋友而且離不開青年。」他們跨過了年齡和文化的落差，真誠地溝通，贏得了共識。

於是，錢老師的「那間小屋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羣青年經常聚首的地方，成了這座邊遠城市裏最為活躍的『民間思想村落』」。籃子回憶說：「我們在這裏談馬克思，談巴黎公社，談那些在傳抄中的手稿；當然，我們也談文學，談魯迅。」

錢理羣，時任北京大學新聞系的教師

這些青年人有計劃地閱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1976年，這些青年在錢理羣老師的帶動下，閱讀了《列寧全集》中十月革命以後發表的全部著述，希望從列寧的思想中尋找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出路。此外，他們還閱讀了其他一些社會科學類書籍，如《中國通史》、（蘇聯）康斯坦丁的《歷史唯物主義》、（俄國）普列漢諾夫的書，也涉獵過一些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和理論家的著作，其中一些是限制不太嚴格的內部書籍，如（德國）伯恩施坦、（德國）盧森堡、（阿爾巴尼亞）霍查、（古巴）格瓦拉等人的著作。他們沒有條件閱讀到高級別的內部書籍。[77]這些青年原本是文學愛好者，魯迅著作以及其他文學著作也是他們閱讀和討論的內容。

籃子回憶說，1975年及其前後的一兩年，大概是民間思想非常活躍的一段時間，他們周圍出現了不少的輾轉傳抄的手稿。1975年春節，在廣州讀書的一位朋友帶回了一份名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大字報手抄稿，在這羣青年中引起了不小的思想震動，大家專門為此進行了討論。不久，又有一份手稿流傳過來，內容是論證在奴隸制度到封建社會之間，必然存在一個過渡時期。此後，還流傳過一份題為〈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手稿。[78]

在此期間，籃子寫了自己的習作：〈馬列主義國家原理學習——兼評蘇聯「社會主義」〉（1974年8月10日）[79]、〈評儒法鬥爭史研究中的階級調和論〉（1975年）。1976年春節後不久，籃子與另外兩個朋友商議，分頭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直到兩三年後還制定了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研究計劃」。[80]

7 喋血的村落

青年思想村落是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青年思潮存在的基本方式，是孕育批判性思想的溫床。當時，獨立思想探索的社會環境非常險惡，一些思想村落被公安部門查抄，一些青年為思想探索獻出年輕的生命。寧夏青年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被打成「反動組織」，三名青年慘遭殺害，就是這樣的一個悲劇案例。[81]

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是由十三名大學和中學畢業不久、在城市工作或在農村插隊的青年，於1969年11月23日在銀川成立的一個自學小組，十三名成員當中，年齡最大的二十六歲，最小的二十一歲，其中五名是共青團員，三名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是在校的大學和中學生，從1968年開始，他們逐漸退出運動，轉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閱讀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經典原著，思考和研究現實問題。

1969年，這些青年先後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或者到農村插隊落戶，分散到寧夏的六個縣、市，還有的被分配到湖南省。為了繼續進行學習和思想交流，有人將學習心得筆記刻印出來，互相傳閱，1969年國慶節前夕創辦了名為《學刊》的油印刊物，刊載大家的文章、讀書筆記、調查報告，在學友之間流傳。1969年11月23日，魯志立（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吳述森（畢業於寧夏大學）、吳述樟（吳述森之弟，畢業於銀川二中）、陳通明、張維智等人經商議，決定成立一個學習小組，並命名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他們制定了「共大守則」，表示要「培養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實地而不是虛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有政治遠見、具有獨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探索並了解現代社會的運動規律，誓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堅強的革命戰士」。由於成員不在一地，所以「守則」規定，以「刊物為中心，通過自修與交流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學習」。很顯然，「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是模仿毛澤東青年時代成立的自學組織「湖南自修大學」，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這些青年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資本論》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及中外歷史著作，書寫了數十萬字的讀書筆記。他們在《學刊》先後發表二十幾篇、共十幾萬字的文章，其中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立以後刻印兩期《學刊》，刊登了社論等六篇文章和三篇農村調查報告。但是1969年以後，「大民主」實際已經被收回，自發的羣眾組織重新成為政治上非常危險的事情，而一旦有什麼越軌的言論，更是罪加一等。

這些青年的學習活動進行了兩年時間，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存在了三個多月。從文革後披露的十分有限的文字看，其成員的活動似乎更多的是交流學習體會，一些人對林彪的話表示了鄙視，對一些政治弊病進行了抨擊和批判性的思考，還沒有來得及形成較為深入和系統的理論觀點，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遭到殘暴的鎮壓。

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主要成員吳述森對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作過這樣的評價：「林彪沒談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談政變歷史，純粹是封建社會那一套，這個人不學無術，搞爭權奪利。」「林彪根本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另一位成員魯志立說：「現在的形勢類似辛亥革命的形勢，也有個竊國大盜袁世凱。企圖利用文化大革命篡權，此人就是林彪。」「關於接班人的問題，還沒有找到根本解決的途徑。」

魯志立的文章〈什麼是法西斯主義〉針對現實，犀利地抨擊了政治和思想專制主義：

禁止一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一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採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種族優劣論，反動血統論、人為製造階級鬥爭與階級分化等，來迷惑籠絡一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

以上是文革結束後為他們平反昭雪的報道中，透露出來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主要成員的隻言片語，至於他們的言論全貌，至今未見較為完整的材料。

1970年3月，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的成員先後被捕。辦案人員蠻橫地對「共大」成員的文章和書信，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無限上綱，把青年學習馬列主義的組織定性為「打着研究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進行旨在推翻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反革命組織」，「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策略、有言論、有行動的現行反革命集團」，「是一個十足的帝、修、反的別動隊」。

同年8月，魯志立、吳述森、吳述樟三人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陳通明被判無期徒刑，徐兆平、張維智、張紹臣分別被判處十五年、八年、三年徒刑，其餘六人受到拘捕、關押或在本單位隔離、批鬥，其中二十二歲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含恨自殺。受「共大」事件株連的東北工學院學生劉唯勇被判處三年徒刑，在長期的精神和體力勞動重壓下病死。

這是在思想專制統治下，青年為學習馬克思主義，追求真理而喋血刑場的又一慘劇，也是思想者面臨的險惡環境的例證。

文革結束後，1978年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案得到徹底平反，1978年8月5日，寧夏自治區黨委和革命委員會在銀川召開大會，為「共大」冤案平反，為死難者昭雪。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的青年，作為為探索真理而獻身的青年思想者先驅和英烈，受到人們永遠的緬懷和尊敬。

由於文革期間嚴酷的思想專制政策，青年的讀書活動和思想村落是半公開或者是秘密的，大多數「沙龍」或者「思想村落」沒有明確的組織形式，並且多是分散和互相隔絕的，其思想影響的輻射範圍也是十分有限的。

青年思想村落的案例還有一些，例如在內蒙古的孔丹等人的北京知青羣體、[82]在吉林的任公偉等人的北京知青羣體[83]都可以說是一度較為活躍的思想村落。[84]

綜上所述，1968年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沒有得到糾正，動亂造成的惡果和被激化的政治社會矛盾時時困擾着青年的思想。在個人和民族命運的痛苦中，一批青年艱難地尋找思想和現實的出路。這一時期，青年中逐漸形成了新的思想探索羣體和活動方式。生活在社會基層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其他身份的青年是這一時期青年思想探索的主體。

這一時期青年的閱讀已經與文革前和紅衛兵時期有了很大的差別。對紅衛兵具有重要思想影響的，是毛澤東的著作、「反修」理論文章、中央的文件和報刊文章等，而此時，青年閱讀範圍逐漸擴大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種思潮派別的理論著作或評介相關思想的著作、中外歷史、文學、哲學及社會科學著作。雖然可以提供給青年閱讀的書籍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視野畢竟較以前有所擴展。

這一時期的知識青年已經不同於在學校裏學習或造反的學生，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親身體驗到社會的矛盾和各項政策的得失利弊，體驗到人民的疾苦。除了直接的體驗，一些青年還有計劃地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社會調查，深化了對國情、民情的觀察和感受。實際生活的體察使他們的讀書和思考有了堅實的實踐基礎，讀書和思考有了現實的針對性，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他們在學習和交流思想中，自發形成了不拘形式的「思想村落」，這是與紅衛兵組織完全不同的青年羣體。在「思想村落」裏，他們盡可能閱讀更多的書籍，百無禁忌，敞開心扉，評說時政，探討社會政治問題，而不必以領會領袖理論或執行中央指示為目的。在「思想村落」內部，青年有了自由的探討和爭論的空間。各思想村落無固定模式，聚散自由，思想傾向多樣。

當時，這些青年的離經叛道的思想活動大多秘密進行，即使在文革結束以後，也鮮為人知。迄今公開披露的資料特別是文本資料，可以說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在鳳毛麟角般的較為系統的、理論化的文本之外，有更多對具體問題的批判性的思考、分析和評論，至於產生過質疑、義憤、不滿和困惑的青年則是為數甚廣的一羣，並且隨着社會政治問題的日益尖銳而不斷擴展。從處於思想金字塔上端的思想探索個案，不難窺見青年思想的整體概貌。

在錯誤的指導思想掌握全局，並嚴格控制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的情況下，面對國家和人民的苦難，這些青年思想者懷着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傳統情懷，對現實的弊端進行了批判性的思考，書寫了青年思想史上新的篇章。

知青們在田頭學習毛主席語錄

[1]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運動。

[2]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五大領袖」指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

[3]毛澤東：〈對姚文元關於最近學習情況等問題報告的批語〉（1970年12月2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93。

[4]老鬼：《血色黃昏》（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頁585。筆者曾與馬波（老鬼）通電話核實其紀實作品的事實基礎。

[5]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321–338。

[6]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1970年9月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126–127。

[7]〈中共中央關於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1970年11月6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1988），頁491–492。通知建議閱讀的書是：馬克思、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著《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選讀）、恩格斯著《反杜林論》（選讀）、列寧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選讀）、《國家與革命》；毛澤東著《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8]毛澤東：〈對姚文元關於最近學習情況等問題報告的批語〉（1970年12月2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93。

[9]據有關統計：1966至1970年，除了各種文字版的毛澤東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以及中小學課本（248種）以外，一般圖書共出版2729種。其中政治讀物大部分是中央報刊社論、「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革命大批判」等報刊文章彙編，品種佔一般書籍總數的21.4%，印數佔75.8%。文藝讀物中，「革命樣板戲」的劇本及據此改編的故事、演唱材料等佔了很大比重，新創作的文藝作品極少。科技讀物中，數量較多的是《赤腳醫生手冊》、《中草藥手冊》和一些介紹工農業生產經驗的小冊子，有關基礎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專著屈指可數。少年兒童讀物中，主要是根據「樣板戲」編繪的連環畫冊和不定期出版的《紅小兵》之類讀物。參見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264–265。

[10]據統計：1971年至1976年10月「四人幫」覆滅，全國公開出版發行的7500多種哲學、社會科學圖書，其中有80%是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參見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頁267–268頁。

[11]朱學勤：〈「娘希匹」和「省軍級」——文革讀書記〉，原載上海《上海文學》，1999年第4期。收錄在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頁171–183。

[12]據文革期間一直生活工作在北京，並且參與青年思想「沙龍」活動的王好立1999年的回憶。

[13]據筆者向北京圖書館工作人員了解，文革期間，北京圖書館於1966年12月至1967年5月閉館，其餘時間不同程度向不同範圍的讀者開放。另據讀者回憶，北京的西城區、宣武區等圖書館至少在1967年至1968年也向公眾開放部分圖書的閱覽和外借。

[14]據筆者2000年對趙京興的訪問，另據丁東據對趙京興的訪問所寫的文章：〈尋訪失蹤的思想者〉，參見丁東：《冬夜長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頁134–142。

[15]金鳳：〈血寫的囑託〉，載王申酉著，金鳳、丁東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頁209、215、220。另據筆者2001年對王申酉的一位舊友的訪問。1975年至1976年，他是上海的青年工人，在圖書館與王申酉相識並進行過思想交流。

[16]徐友漁（1966年是四川省成都市一所中學的高三年級學生）回憶中提到：在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活動中，許多大學和中學的圖書館遭破壞，但是破壞是很不徹底的，仍然保留了很多優秀圖書。因而，「在『文革』失去控制和管理的情況下，學生們幾乎可以任意去圖書館挑選書籍。」參見徐友漁：〈我的造反生涯〉，載《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頁166。

[17]王希哲：《走向黑暗》（電子版），第四章。

[18]1997年4月，筆者與丁東訪問魏光奇，談紅衛兵和知青時期的讀書和思考。魏光奇將談話內容整理成文章：〈紅衛兵與知青時代讀書生活漫憶〉（手稿），略經刪改，以〈「文革」時期讀書生活漫憶〉為題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2月增刊「中國近現代史專輯」，頁160–164。此外，丁東將這次訪談內容整理，以〈沒有空白——文革時期的讀書生活〉（魏光奇口述、丁東採寫）為題發表於《華人文化世界》，1997年第9期。

[19]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186–188。

[20]魏光奇：〈紅衛兵與知青時代讀書生活漫憶〉（手稿），略經刪改，以〈「文革」時期讀書生活漫憶〉為題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2月增刊「中國近現代史專輯」，頁160–164。

[21]魏光奇：〈紅衛兵與知青時代讀書生活漫憶〉（手稿），略經刪改，以〈「文革」時期讀書生活漫憶〉為題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2月增刊「中國近現代史專輯」，頁160–164。

[22]羣眾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文稿版本繁多，以《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資料》等為標題，其資料來源除了舊報刊和少數官方公開發表的文稿之外，應當是混亂中流傳到民間的中央印發的內部文件或資料彙編。很多文稿似保留了毛澤東講話的原樣，未加修改。

[23]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24]據《全國內部發行讀書總目1949–1986》統計，從1949年10月至1986年12月，全國出版發行的各類內部發行圖書（包括限國內發行的圖書）共18,301種，其中哲學和社會科學圖書9,766種，除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類圖書外，其他哲學和社會科學圖書9,405種。參見中國版本圖書館編：《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1986》（北京：中華書局，1988）。

[25]據李慎之回憶：1960年他從右派勞改農場調回北京不久，時任國家出版總局局長兼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的陳翰伯找到李慎之家，佈置翻譯任務。當時康生正在領導「九評」的寫作，奉毛主席的旨意要翻譯一批灰皮書和黃皮書，為「內部參考」，充當反修的「反面教材」。參見李慎之：〈為人類的前途擔憂——《奇妙的新世界》中文版序〉，《萬象》，2000年第1期。

[26]蕭瀟（即宋永毅）：〈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電子刊物《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專集」（28），1997年10月。筆者核對了宋永毅書單中所列圖書，訂正了個別差錯。這份書單是：

（1）列夫・托洛茨基著，柴金如譯：《被背叛了的革命》，北京：三聯書店資料室編印，1963年12月。

（2）密洛凡・德熱拉斯著，陳逸譯：《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2月。

（3）列夫・托洛茨基著，齊幹譯：《斯大林評傳》，北京：三聯書店資料室編印，1963年10月。

（4）特加・古納瓦達納著，齊之思譯：《赫魯曉夫主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11月。

（5）維利科・弗拉霍維奇著，林南慶譯：《南共綱領和思想鬥爭「尖銳化」》，北京：三聯書店，1964年2月。

（6）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譯：《斯大林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4月。

（7）尼・謝・赫魯曉夫著，陳世玉等譯：《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10月。

（8）拉札爾・皮斯特臘克著，北京翻譯社譯：《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北京：知識出版社，1963年4月。

（9）埃德加・斯諾著，王廠青等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2月。

（10）馬迪厄著，楊人緶譯註：《法國革命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7月。

（11）威廉・Ｌ・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12月。

（12）湯因比著，曹末風譯：《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

（13）沙夫著，林波等譯：《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64年11月。

（14）加羅蒂著，徐懋庸、陸達成譯：《人的遠景：存在主義，天主教思想，馬克思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8月。

（15）哈里・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73年9月。

（16）哈耶克著，滕維藻、朱宗風譯：《通向奴役的道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4月。

（17）愛倫堡著，王金陵等譯：《人，歲月，生活》（1-3），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964年。

（18）愛倫堡著、沈江、錢誠譯：《解凍》，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19）索爾仁尼津著，斯人譯：《伊凡・傑尼素維奇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2月。

（20）讓-保爾・薩特著，鄭家璧譯：《饜惡及其它》，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1965年4月。

（21）亞爾培・加謬著，孟安譯：《局外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年12月。

（22）傑羅姆・大衛・塞林格著，施咸榮譯：《麥田裏的守望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

（23）薩謬爾・貝克特著，施咸榮譯：《等待戈多》，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5年7月。

（24）奧斯本著，黃雨石譯：《憤怒的回顧》，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2年1月。

（25）傑克・克茹亞克著，石榮等譯：《在路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12月。

（26）葉夫吐申科等著，蘇杭等譯：《「娘子谷」及其它》，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9月。

（27）瓦・阿克肖諾夫著，王平譯：《帶星星的火車票》，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

（28）康・西蒙諾夫著，謝素台等譯：《生者與死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12月。

（29）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71年12月。

（30）復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上海直屬機關「五七」幹校編譯組編：《尼克松其人其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

（31）伊凡・沙米亞金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多雪的冬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

（32）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室譯：《落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

（33）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你到底要什麼？》，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

（34）維・李巴托夫著，上海外語學院俄語系譯：《普隆恰夫經理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10月。

（35）謝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人世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36）欽吉斯・艾特瑪托夫著，雷延中譯：《白輪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

（37）亨利・基辛格著，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譯室譯：《選擇的必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11月。

除了宋永毅書單中的三十七種圖書之外，在青年中流傳的內部書籍還有一些，例如：墨雷・蒂波爾著，何澤施、吳窮譯：《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供內部參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資料室編印，1964年。

[27]蕭瀟的〈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一文對此作過分析。

[28]丁東：《精神的流浪》（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頁36。

[29]轉引自蕭瀟：〈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

[30]德熱拉斯的《新階級》一書於1957年在美國出版，中文譯本於1963年在北京內部出版。此處回憶的年代有誤。

[31]托洛茨基著，齊幹譯：《斯大林評傳》，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

[32]約翰・里德著，郭聖銘譯：《震撼世界的十天》，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此書的主題是關於1917年俄國革命，書中對托洛茨基有比較客觀的記述。

[33]墨雷・蒂波爾著，何澤施、吳窮譯：《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伊姆雷與匈牙利革命》（供內部參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資料室編印，1964年。此書的主題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是「灰皮書」的一種。譯自英文書：Tibor Meray,Thirteen Days that Shook the Kremlin:Imre Nagy and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Howard L. Katzander.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59.

[34]魏光奇：〈紅衛兵與知青時代讀書生活漫憶〉（手稿），略經刪改，以〈「文革」時期讀書生活漫憶〉為題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2月增刊「中國近現代史專輯」，頁160–164。

[35]「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是文革期間傳達中共中央意圖的最權威喉舌。

[36]指京劇現代戲《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

[37]丁東：《精神的流浪》，頁37。丁東在〈黃皮書 灰皮書〉一文中說，他記得在文革期間讀過的黃皮書、灰皮書有：「美國小說《在路上》，蘇聯小說《帶星星的火車票》，愛倫堡回憶錄《自然、歲月、人》、劇本《憤怒的回憶》等文藝作品和德熱拉斯《新階級》、《斯大林評傳》、《格瓦拉日記》等政治性書籍。」參見丁東：《冬夜長考》，頁144。

[38]中文書名應當是《被背叛了的革命》，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

[39]戎雪蘭，潘婧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同學。

[40]潘婧：〈心路歷程——「文革中的四封信」〉，《中國作家》，1994年第6期。轉載於徐曉主編：《民間書信1966–1977》（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頁68–81。

[41]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321–338。

[42]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321–338。

[43]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收集了關於白洋淀文學青年羣體的回憶資料。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的一些章節描繪了文學沙龍的活動情況。

[44]1969年開始，分別在山西、北京郊區插隊以及在北京做工的五位中學畢業生王世林、張葆環、程漢生、錢濤、王明，組成數學小組，手抄自辦數學刊物《中學生》，交流學習和研究成果。後來他們得到了恩師韓念國的指點。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五人全部考進大學數學系，1980年代均到海外留學。參見董月玲：〈因為我們一無所知〉，《中國青年報》（北京），1999年9月20日。筆者2001年訪問了其中的王世林和張葆環。

[45]北京市激進的中學生造反派。

[46]魏光奇：〈紅衛兵與知青時代讀書生活漫憶〉（手稿），略經刪改，以〈「文革」時期讀書生活漫憶〉為題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2月增刊「中國近現代史專輯」，頁160–164。

[47]據筆者2001年對鄭光昭的訪問。又見鄭義（即鄭光昭）：〈第五封信：山西插隊生活〉，載《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159–206。

[48]鄭光昭讀的是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49]關於許成鋼的思想探索，後文將有專節介紹。

[50]甘鐵生原籍台灣，1968年畢業於清華附中，赴山西太谷縣鄉村插隊務農，後到北京商標印刷三廠當工人，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51]據卜偉華回憶，在陝西延長縣插隊的以原清華附中紅衛兵為主的一些知青，編印過一份刊物《紅衛兵通訊》，陸續出版了兩年多。

[52]據1999年筆者對沙龍參與者王好立的訪問。楊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和《中國知青文學》中多次提到徐浩淵的沙龍，楊健的資料依據主要是對王好立等人的訪問。1997年徐浩淵曾經接受筆者訪問，但談話中未多涉及沙龍的情況。

[53]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頁132–133。該書作者楊健註明：據孫恆志和沙龍參與者楊東平提供的資料。

[54]關於趙一凡和他的沙龍，參見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筆者在訪問王好立時，王好立也談到了與趙一凡的交往。

[55]徐曉：〈無題往事〉，載《沉淪的聖殿》，頁162。

[56]徐曉在上述回憶文章提到從趙一凡那裏借到的外國小說有：《怎麼辦》（俄國，車爾尼雪夫斯基）、《牛虻》、《約翰・克利斯多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紅與黑》、《紅字》、《復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內部發行的「黃皮書」和「灰皮書」：《帶星星的火車票》、《麥田裏的守望者》、《鐵托傳》、《新階級》。

[57]《沉淪的聖殿》，頁125。

[58]據公安局的資料，1975年1月，從趙一凡家抄出：來往信件889件；微縮保存的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照片底片46張、照片底片1盒，文字照片53張；影集1本，照片303張；手稿59份，零散手稿450頁；油印材料489頁，文化大革命的各種印刷品7捆（其中一捆已裝訂成冊），內部文件1捆，內部刊物3捆，「中央首長講話」2捆，文革小報7捆；還有成本的提綱、調查提綱、學習劄記、農村問題研究等材料，以及紅衛兵圖章、自製油印刮板、複寫紙等，全部材料裝了兩輛小卡車。據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頁289。這批資料在文革結束後歸還趙一凡，卻在趙一凡去世以後，大部分被保姆當作廢紙賣掉。

[59]廖亦武：〈鄂復明訪談錄〉，載《沉淪的聖殿》，頁142–152。

[60]北京市公安局：〈對趙一凡同志的覆查結論〉（1978年12月19日），載《沉淪的聖殿》，頁136。

[61]「四個現代化」指周恩來總理曾在1964年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又在1975年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提出的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62]徐曉：〈無題往事〉，載《沉淪的聖殿》，頁168–169。

[63]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頁221–223。

[64]關於河南駐馬店青年的探索，根據筆者2001年對陳一諮的訪問，未能訪問其他參與者。

[65]陳一諮沒有保留給毛澤東的上書以及批判大字報的文本，這裏據他2001年的回憶，難免有記憶遺漏和不準確之處。

[66]（英）利・拉貝茲編，柴金如等譯：《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論叢），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

[67]陳一諮回憶中所說的著者和書名似不準確。此書似應為：悉尼・胡克（Sidney Hook）：《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含糊的歷史遺產》，中文譯本標題為《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作為內部讀物出版。另外，朱學勤在他的回憶散文〈「娘希匹」和「省軍級」——文革讀書記〉中談到，在書店的內部書籍櫃枱買到悉尼·胡克的《含糊的歷史遺產》，應當是同一本書。陳子明在回憶中也提到閱讀此書。

[68]（美）薩繆爾遜著，高鴻業譯：《經濟學——初步分析》，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

[69]鄧英淘為鄧力羣之子，1976年前後任駐馬店農業大學科研組負責人。

[70]吳琰1976年前後任駐馬店農業大學教學組負責人。其父吳寄寒文革前任中宣部教育處長，文革中遭迫害致死。

[71]陳一諮：〈一片丹心照大千——紀念耀邦逝世十五周年〉（2004年3月9日），原載於美國《世界週刊》，2004年清明節。轉載於互聯網：http://www.dajun.com.cn/huyaob.htm#_Toc120291060。

[72]1962年，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學生張郎郎和一些喜愛藝術的青少年自行組成了文學藝術沙龍「太陽縱隊」，希望進行自由的文學藝術活動。太陽縱隊成立不久，學校老師宣佈不允許搞小團體和非法組織活動，太陽縱隊迫於壓力停止活動，但是小範圍的文學藝術聚會仍然謹慎進行。1963年秋，張郎郎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張郎郎因太陽縱隊、文學藝術聚會等事被定為反革命。據張郎郎：〈「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載《沉淪的聖殿》，頁30–56；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頁57–59、133–134；又據筆者2001年對張郎郎的訪問。

[73]中共十一屆全會以後，陳一諮先後任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組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改革研究會副會長，被視為趙紫陽智囊班子的主要成員之一。1989年捲入政治風波，「六四」之後到美國。

[74]後來得知，這個沙龍已經被當地公安部門立案。據筆者1998年對這個思想羣落的主要成員錢理羣的訪問。

[75]籃子：《山崖上的守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76]籃子：〈一個默默無聞的生者與逝者〉、〈剪不斷的思戀〉，載《山崖上的守望》，頁75–79、92–113。

[77]據籃子：《山崖上的守望》，頁80、82。另據錢理羣1998年的回憶。

[78]此文成文於1972年11月，文章的提綱見籃子：《山崖上的守望》，頁124–125。在錢理羣記憶中，作者似乎是貴州都勻的一個鐵路工人。

[79]此文節選見籃子：《山崖上的守望》，頁124–125。

[80]籃子：《山崖上的守望》，頁102。這些青年的思想另見本書七章，第二節，（3）貴州「毛澤東晚年珍貴思想」派。

[81]據姬秉明：〈寧夏為慘遭林彪「四人幫」迫害的青年昭雪〉，《人民日報》，1978年9月29日；《寧夏日報》，1978年8月7日。又據陳川：〈追求真理的青年〉，載《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下集（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頁63–73。

[82]1999年王好立接受筆者訪問時談到與孔丹、李三友等北京知青的交往。孔丹、李三友等人曾經是首都紅衛兵西糾的主要負責人或骨幹，遭受過中央文革的打擊。下鄉插隊後他們繼續探討社會政治問題，撰寫過題為〈時代・使命・準備〉的討論提綱，探討中國農民、農村所有制、中蘇發展道路對比、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等問題，提出了一些探索性見解。王好立曾經與這些知青進行商榷。楊健撰寫的《中國知青文學史》（頁167–170）提到孔丹等人的思想活動，也是依據對王好立的訪問。

[83]任公偉畢業於北京101中學，他和一些原造反派的知青在吉林省突泉縣插隊。他們編印油印刊物《任重而道遠》和《廣闊天地》，持官方左派立場。曾發表文章批判張木生、徐浩淵等人的觀點。參見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421–427，以及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頁167–170。

[84]據1999年筆者對王好立的訪問及2007年與卜偉華的核實，在陝西延長縣插隊的畢業於清華附中的卜大華等知青，編印過一份刊物《紅衛兵通訊》，陸續出版了兩年多。此外，在山西插隊的畢業於北京八中的計三猛等北京知青編印過刊物《站在最前線》，出版了二至三期。在東北某地的畢業於北京二中的知青編印過一份刊物，出版了兩期。

第五章

上山下鄉時期青年的思想探索

1968年至1973年，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思想探索活躍的時期，也是獨立的批判性思想發生和發展、青年思潮的方向發生轉變的時期。林彪事件的震撼，促使青年重新思考身邊的事物，更多青年人的思想不再受限於領袖指示和官方意識形態，思想獨立的精神在青年中成長，批判性思潮的孤寂狀態逐漸被打破，出現了愈來愈多的不同於官方的聲音，從而使青年思潮的總體方向開始轉變。這個時期，青年關注的話題涉及文革政治運動、中共黨內鬥爭的是非曲直、個人崇拜、林彪及林彪事件、文革以前和文革以來的政策、經濟體制、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政治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等廣泛的問題。

在青年思想探索當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傾向：一個是對時政和政策的批判性思考，包括對黨內鬥爭的是非、領導人的評價、文化大革命弊端等時事政治問題，以及對多項政策失當和農村經濟體制的批判，可以通稱為政策批判。第二個是對社會和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包括對社會不平等、幹部特權以及整個社會制度的批判，可以通稱為制度批判。兩個傾向相互區別，有時又相互交織。此外，還有關於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思考。這個傾向雖然以馬克思論述為依據，卻可視為自由主義傾向的再度萌生，與政策批判和社會制度批判的思潮相比較，非常弱小，本章暫且歸在社會制度批判之內作考察。

上山下鄉開展時

政策批判、社會制度批判及自由的訴求，標誌着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青年思想的新動向，為後來幾年的青年思想所繼承發展。以下循着這兩個思想傾向的線索，考察和分析這一時期的青年思想探索。

一 針砭時弊，反思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一代青年共同關注的問題。很多青年人曾經滿腔熱情地投入文化大革命，而1968年羣眾運動落潮和動亂後果日益顯著的時候，愈來愈多青年人感到失望，實踐背離了他們的初衷。他們開始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問題，從黨內鬥爭、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個人崇拜到對文化大革命的整體評價。獨立的思考往往因突破官方的宣傳口徑而遭到打擊和鎮壓，一個個思想者在專制的重壓下前仆後繼，艱難前行。

1 姜明亮等學生上書毛澤東，譴責林彪、江青

1968年4月，西北工業大學學生姜明亮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歷數林彪提倡神化領袖、「愚民哲學」、迫害革命元勳的荒謬言行，認為林彪是黨內的「定時炸彈」；同時批評江青推行「羣眾專政」、「文攻武衛」造成嚴重惡果。[1]

（1）姜明亮上書

姜明亮出生於1942年，安徽人，1964年考入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的西北工業大學，在水中兵器系水聲專業學習。學校組織學生學習著名運動員徐寅生關於如何打乒乓球的講話，這篇講話由於富於哲學思考，受到毛澤東的讚揚，被作為羣眾學習哲學的典範，姜明亮由此對哲學發生興趣，並閱讀了很多毛澤東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及名人傳記和回憶錄。

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姜明亮耳聞目睹林彪、江青講話對運動產生的種種惡劣作用，認為林彪、江青的一些言行，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經過與三位同窗好友聞福眾、吳小林、胡清亮討論，於1968年4月執筆寫了致中共中央、毛澤東的信，長達萬言，列舉林彪、江青錯誤十六條，其中批判林彪的佔十四條。同月，姜明亮在校園張貼長達三十五頁的大字報，批判林彪和江青。

從大字報貼出的當天開始，姜明亮被打成「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遭到毒打、被關押在學校的「牛棚」[2]，強制勞動。學校「工宣隊」通知姜明亮的父母：「姜明亮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接班人林付〔副〕統帥」，他的父母被迫與他斷絕關係，並中斷生活費的供給。一年後，他的女朋友也被迫與他斷絕關係。姜明亮在困境中仍然不改憂國憂民的初衷，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身陷牢籠不可悲，憂國憂民壯心隨，但悲國運衰落時，舉國假話滿天飛。」

1970年秋，姜明亮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被下放到安徽省蒙城縣當工人。林彪倒台以後，西北工業大學於1972年為他批判林彪一事平反。1973年姜明亮加入中國共產黨。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西北工業大學為他徹底平反。1984年姜明亮出任蒙城縣縣長，1986年任縣黨委書記，2005年病逝。

（2）姜明亮等人對林彪、江青的批判

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批判林彪神化毛澤東，搞「愚民哲學」、逼害賀龍等革命元勳的言行，批判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論，認為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結，互相利用，有野心」。

（一）姜明亮在信中列舉了一系列林彪的做法和說法，認為都是形而上學、愚民哲學，沒有共產黨人的氣味。姜明亮認為，林彪的名言「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不但在實踐中是錯誤的，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絕對化了、神化了」。他勇敢地指出：「認為一個人說的話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會皇帝被神化後，才出現所謂金口玉言之說，但這早已被馬克思主義否定了。」

姜明亮反對林彪所說「對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認為「林彪是公然提倡盲從，走向極端就是大搞奴隸主義」。

姜明亮指出，林彪關於「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高得多，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的論斷是錯誤的，「不但在理論上不通，在對外宣傳上更是不利」，「是違反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林彪這樣說，這樣做，明是抬高別人，實質是抬高自己。」

林彪要求把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即「老三篇」）作為對軍隊幹部和戰士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必讀文章，要求反覆學習。林彪說「老三篇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的靈魂，核心的核心」。姜明亮尖銳地指出：這一論斷是荒謬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老三篇所列舉的事例，是歷代統治階級都可以接受的，過分的宣傳會導致奴隸主義。」

姜明亮批評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的論點及其所造成的後果，他說：

豈止是可以衝擊其他呢？實際上是衝擊一切，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突出政治走向了極端，真理和謬誤往往只差一步之遙，真理被推向極端就適得其反，走向反面。現在全國工人不做工，幹部不工作，學生不學習（至少在西安是如此），幸虧農民不拿工資，否則，全國人民將喝西北風。⋯⋯長此下去，國家前途堪憂。

（二）姜明亮對當時庸俗的個人崇拜風氣、誣衊革命功臣等做法提出了勇敢的批評。

姜明亮說：

現在，轟轟烈烈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已經被引向歧路，形而上學猖獗，唯心主義盛行，已經被庸俗化了「天天讀雷打不動」實際上是形式主義，「早請示，晚彙報」實際上是逼着人說假話，⋯⋯現在到處出現的三忠於、四無限活動，忠字舞，大像章，都是從部隊開始，傳遍全國。連封建王朝都不曾有過的事竟然發生了，特別是不論幹什麼，都要三呼萬歲，再三呼萬壽無疆，這在封建王朝只有大臣上朝拜見皇帝時才有的最高儀式，而現在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則人人皆搞，事事皆搞。遠遠超過了封建社會，令人震驚。

姜明亮痛心於國家和人民的資財在神化領袖的活動中被揮霍：「現在到處都在搞萬歲宮，大塑像，大像章，用掉了多少億的財富和原料。」

姜明亮譴責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革命元勳，將朱德、賀龍元帥說成是「大軍閥、大野心家」，而在「看大節」的幌子下結黨營私。

（三）姜明亮譴責江青和張春橋。

姜明亮說：江青、張春橋等人在上海搞「羣眾專政」，在這個口號下隨心所欲整人，無法無天；提倡「文攻武衛」，使武鬥合法化，造成全國武鬥之風盛行。姜明亮認為：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委託江青搞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他們正式勾結、相互利用的開始。這次會使江青走上了政治舞台，而林彪則利用江青為偉大領袖毛澤東夫人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去達到他自己的目的。」姜明亮指出林彪和江青的相互利用確是符合事實的，儘管事實上，放江青活躍於政治舞台的，是毛澤東。

姜明亮根據自己的觀察和分析，質疑道：「這一切不能不令我們懷疑，林彪才是黨內的『定時炸彈』，且他們（指林彪和江青——引者注）互相勾結，互相利用，有野心。而林彪要搞的只能是封建王朝。」

姜明亮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上書寫於1968年，反映了在紅衛兵運動退潮時期，一些青年學生的冷靜思考。他對林彪言過其實的反常言論的批判，不僅僅限於懷疑林彪有政治野心、是「定時炸彈」，更重要的是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反對以推動學習毛澤東思想為名，行遏制思想、奴隸主義、愚民政策之實。他勇敢地指出對毛澤東的神化是封建社會對皇帝的做法，這在當時要承擔巨大政治風險，並且確實導致了遭受迫害的事實。林彪吹捧毛澤東的很多言論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引起不少尚具政治常識的人們的反感和猜疑。對於那些曾經在反對奴隸主義、反對做「馴服工具」的號召下，挑戰黨政領導人權威，參加羣眾運動的青年，新形式的思想桎梏更是難於認同，但是真能正站出來講話，則是需要特別的勇氣和毅力的。

姜明亮可貴之處還在於對江青集團也進行了抨擊，指出林彪和江青集團互相利用，在文革中造成種種災難。

姜明亮批判林彪，不僅僅為了捍衛毛澤東本人，而且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堅持真理和正義，反對危害祖國和人民的人物和言行。

張春橋在法庭上

2 李九蓮的反思與被害

1969年，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因為在私人信件和日記裏訴說對形式主義的個人崇拜的反感、對林彪政治動機和劉少奇政治結論的懷疑，被打成反革命。林彪倒台以後，李九蓮的案子仍然未能平反。在「兩個凡是」派主政的1977年，李九蓮竟慘遭殺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李九蓮案才在中共中央領導胡耀邦批示的推動下，得到徹底昭雪。[3]

（1）由造反到苦悶

李九蓮1946年出生於江西贛州一個工人家庭，1966年的時候她是江西省贛州市第三中學高中三年級學生。她為人謙和，喜愛讀書，尤其愛讀魯迅的雜文和志士仁人的傳記，學習成績在班裏名列前茅，並且擔任了學校共青團委宣傳部長、學生會學習部長，在學生中很有威信。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她同那個時代的許多學生一樣，懷着激情參加了本校的造反派學生組織「衛東彪戰鬥兵團」，被推舉為副團長。她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接受過毛澤東的檢閱，參加過武鬥、絕食和靜坐示威，當選過贛州市、贛州地區和江西省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但是運動中出現的羣眾之間互相殘殺的武鬥，使她對運動產生疑惑。一次武鬥之後，她對同一派的「戰友」說：「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打死我，我也絕不會參加！」

1968年3月，江西省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進行了「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4]。「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在完成了從當權派中揪鬥「走資派」，打垮「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逐步結束羣眾運動並重建秩序的重要舉措，其主要鬥爭對象是羣眾和一般幹部中的「階級敵人」。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江西的「三查」運動打擊羣眾之多、手段之殘酷，比批鬥走資派有過之而無不及。[5]李九蓮的父親，一位黨員老工人，因為和別人同名而被當作「特嫌（特務嫌疑）」列入「三查」對象，橫遭揪鬥。李九蓮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為文化不高的父親代筆寫違心的檢查交代。個人和社會的嚴峻現實迫使她反思文革。

1968年，李九蓮被分配到贛州冶金機械廠做學徒工，1969年5月因「思想極為反動」，被打成反革命。災禍來自她給男朋友的一封信和自己的日記。

（2）思想之罪

1969年2月28日，李九蓮給她在部隊的男友曾昭銀寫信，[6]第一次袒露自己的思想苦悶，希望男友理解自己的志向。因所談內容涉及危險的政治雷區，她沒有署真實姓名，只寫「你明白的人」，但是仍然招致災禍。

李九蓮的這封信闡述了對國家前途的看法，質疑文化大革命。她談到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經過半年多的複雜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問題，首先對國家前途發生懷疑。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反感。」

李九蓮特別提到對劉少奇問題的疑問：「我認為劉少奇好像有很多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合符馬列主義的，又覺得對劉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感到對劉少奇的批判是牽強附會。」她對運動的發展方向、中國的前途和林彪的真實面目也表示懷疑：「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現象，很多『正確的觀點』和運動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差不多，本質一樣，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對今後的天下到底屬於誰、林彪到底會不會像赫禿[7]一樣、現時的中國到底屬於哪個主義等項問題發生懷疑。」由於對現實的懷疑，她坦言：「對『現行反革命』發生濃厚興趣，對『反動組織』的綱領也注意研究。」

為尋求思想上的伴侶，讓男友真正了解自己，她在信裏寫下了對人生的看法：

馬克思說過：「使人生具有意義的不是權勢和表面的顯赫，而是尋求那種不僅滿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證全人類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決心接受馬克思所說去度過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證自己不走向「反面」，成為「罪犯」。這是作了最低的估計。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和奮鬥兩種觀點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導。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風險和恥辱而動搖、仍保持生活友誼。因想到你，希望如此。這是我寫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與動機，你見信後三思而決。

這是一個決心為了全人類的幸福和美好理想而進行思想探索的勇敢者的自白，是一個明知前途艱險而不向權勢折腰，準備為追求真理而迎接任何風險的思考者的決心。

李九蓮明知這封信的危險性，但是出自對男友的真誠，她還是講了心裏話。她寫道：「看信後，亦不用吃驚。很多人皆如此，只不過隱瞞了。事物是變化，人的思想隨客觀變化，這不足為奇。我也許是『糊塗』，也許是『幻想』，但不向你說清楚，問心有愧。」為安全起見，她在信的結尾處叮囑：「此信萬勿傳與他人」，並小心地署名「你明白的人」。

然而，出乎李九蓮的意料，這封信招致了接踵而來的厄運。那位在部隊服役的男友，曾是她同一個學校、同一個紅衛兵組織的「戰友」，在接到這封信後，很快將其交給了部隊政治部。隨後，信被轉到贛州革委會保衛部。1969年5月1日，保衛部追查到李九蓮，搜查了她的家，發現了她的日記，認定她的信是反動匿名信，日記是反動日記。李九蓮在日記裏寫下了自己對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和困惑，其中1969年元月至4月14日的三十餘篇日記中的一些話，被當作反動思想的證據，也因此被保留下來。[8]

李九蓮對當時大張旗鼓宣傳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理論、對「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說法和實際作法產生懷疑，她寫道：

可恨乎？宮庭（應為「宮廷」——引者注）裏指鹿為馬，無人敢言，是宗派分裂，還是階級分裂？百姓難斷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罪名，何患無辭！抓階級鬥爭有什麼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罷了。一抓就靈；有的時候也會失靈。比如下鄉工作中的階級鬥爭吧，是根本錯誤。

她對「紅海洋」和「三忠於」[9]等個人崇拜活動極為反感，覺得鼓吹個人崇拜的林彪「愈來愈像個奸臣」。她寫道：「中央不是按照歷史來決定問題，而是按照你對毛林的態度而定的」。

長期以來毛澤東被比作太陽。李九蓮關於「殘冬日光」的一段話，或可看作是在隱喻毛澤東的神光已經褪色：

殘冬的太陽餘光是明亮的，略有溫暖的，然而實在是無力的，不能持久的。儘管是這樣，即使穿着棉還是發抖的人們，仍不得不讚歎—在人羣中說：「啊，多麼偉大、多溫暖的太陽啊！」為的是⋯⋯只有那些還沒有棉衣的「無產者」才能大膽地說：它並不偉大，也並不溫暖，不然，我怎麼會冷得發抖呢？

李九蓮在嚴酷的現實目前，質疑當時的一系列政策。她寫道：

文化大革命後，對幹部、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階層，有着特別深重的影響。幹部下放勞動，這期間的血淚何其多！青年學生到農村去，這期間的痛苦與絕望又是何其多！知識分子們呢？不幹了，我國的知識分子太多了啊！這是什麼現象呢？人們都在問，活着有什麼意義？都渴望戰爭，希望在戰爭中消滅自己。

她由自己一家的遭遇想到整個社會：「我的家庭只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即由幸福走向痛苦。這樣的家庭有多少？『家春秋』作於舊時代[10]，反映了時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決不在革命的道路上倒下去，只不過想試圖開闢新的道路罷了。」

李九蓮還提出了當時及以後不斷困擾人們的社會制度問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什麼地方？既然是搞社會主義，為什麼人們逐漸陷入痛苦和貧困，難道這是所謂的『共產』嗎？」

李九蓮如很多青年一樣，時時在思想的苦悶和希冀中掙扎：

世上是渾濁的，人們是麻木愚昧的⋯⋯

我厭世。

厭世者是愚昧的無能的自私者也。

屈原是何苦呢？未免太悲觀了吧？

國破尚如此，何苦惜自身？

由於書信和日記裏的思想被定為反動，1969年5月15日，李九蓮被正式拘留。在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要「從嚴處理」的直接干預下，1971年1月5日贛州革委會保衛部以投寄「反動匿名信」，「大肆攻擊黨中央、林副主席、文化大革命，為劉少奇鳴冤叫屈」以及「書寫大量反動日記」，判處李九蓮五年徒刑。

（3）艱難申訴，再入囹圄，終遭殺害

攻擊林彪是李九蓮的一大罪狀。1971年9月林彪倒台，李九蓮案經重新審理，仍然維持原判。1972年7月，贛州地委作出的新政治結論稱：李九蓮「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鳴冤叫屈」，「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構成「現行反革命罪」，但是「不戴現行反革命帽子，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同月，李九蓮出獄，但是社會上的壓力依然如影隨形，她不斷上訴、上訪。1974年4月，李九蓮誤以為批林批孔運動是爭取徹底平反的機會，在反覆申訴無效之後，用大字報把案情公諸於世，引起當地羣眾強烈反響。當月，她被以「現行反革命翻案」罪再次拘捕。羣眾中由大量冤案積蓄的不滿在李九蓮問題上爆發，成千上萬的羣眾和幹部對李九蓮表示了同情。江西省領導則認定李九蓮是現行反革命翻案，同情李九蓮的羣眾和幹部是為反革命翻案或者向反革命投降。不服這個結論的羣眾成立李九蓮調查委員會抗爭，事態加劇。1975年李九蓮重新被判十五年徒刑，比上一次判決增加十年。為營救她成立的調查委員會被取締，其骨幹三十多人被逮捕。據說，1974年7月王洪文、張春橋支持了江西省委的決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兩年時間裏，在「兩個凡是」原則的指導下，一批熬過了「文革」黑夜的青年思想探索者，被逮捕、被槍殺。李九蓮不幸成為被害者之一。

敢怒敢言的李九蓮

李九蓮在監獄裏仍然沒有停止思考，她的思考有深刻之處，也有局限的地方。1976年5月，她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她從這個寫在幾乎所有馬列主義哲學教科書裏的命題出發，批評了當時官方所堅持的對毛主席的感情不能有絲毫變化，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懷疑和發揮的觀點。她提出要在社會實踐中識別真假馬列主義。這正是近兩年後引發思想解放大潮的「真理標準討論」的核心觀點。

當然，多年身陷囹圄的李九蓮也有思想的局限，主要表現為對「四人幫」的認識。1977年1月底，她按照勞改農場對犯人的要求寫上一年的「年終評審鑒定」。在開評審小組會時，她按照管教人員的要求，念了她還沒有寫完的自我鑒定的第一項「我的政治態度」。

在自我鑒定中，李九蓮對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相繼逝世表示悲痛，繼而對華國鋒表示了不滿：「現在的當政者華國鋒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導和政策。」她接着說道：「在毛主席逝世時我就說過，『寄希望於江青』⋯⋯」她的發言到此即被打斷，她的鑒定草稿被奪去。[11]

對一個從1969年到1977年先後在與世隔絕的監獄裏度過近七年歲月的人來說，某些判斷的失當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並且這些話是按照勞改農場的要求寫在個人思想鑒定當中，但是仍然招來了殺身之禍。

1977年2月22日，華國鋒主持的中共中央轉發的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對極少數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則殺之」[12]。這個政策繼續「文革」期間的「惡毒攻擊」罪，只是不准批評的領導人除了毛主席之外，再加上華國鋒。勞改農場因此提出報告，要求據李九蓮自我鑒定中的觀點判處她死刑，江西省委常委會經過爭論，三票反對，但多數同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2月14日李九蓮被害。11月，因為堅決支持李九蓮平反而入獄的女青年鍾海源，也由於堅持說「華國鋒不如鄧小平」而被處以死刑。[13]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1979年起中央有關部門接到大量來自江西的為李九蓮案申訴的信件。1980年11月，新華社記者戴煌到江西調查此案，寫出調查情況，刊載於新華社的《內參》。1981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內參》所刊此事作出批示。中央的態度推動江西省和贛州地區排除阻力，為李九蓮作出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決定。

李九蓮的批判性思考反映了一批曾經參加過造反派的青年對文化大革命的失望和反感。李九蓮對黨內鬥爭的重新判斷，對劉少奇的同情，對林彪的懷疑，對錯誤政策的批評，對民間疾苦的正視，說明她以思想的敏銳和真誠，走在了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前列。李九蓮的被害，不僅由於她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更因為長期以來政治生活中的一條準則：不准批評、不准質疑最高領導人。這不用說是違背通常的民主理念，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與領袖關係的基本原理。只有當這一條成為歷史陳跡的時候，當思想和言論罪不再構成「罪」的時候，李九蓮一類的悲劇才不會重演。

3 悲壯的批判者

1968年以後，各地都有一些青年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局部或全局性的弊病，以各種形式提出批判，其中一些人因此而遭迫害、甚至被殺害。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當作「反革命」殺害的志士仁人當中，就有不少這樣的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平反冤假錯案的資料中，不難發現這樣的案例。以下是其中幾個案例。

（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知青丁祖曉，用寫信和散發傳單的方式提出對形式主義的個人崇拜的批判，1970年被判處死刑。

丁祖曉是1965年高中畢業回鄉務農的知識青年。1969年，她對愈演愈烈的「三忠於」等個人崇拜、造神活動感到痛苦與憤懣，於3月17日寫信提出對「三忠於」活動的不同看法，沒有收到回音，又就此問題書寫傳單，於4月21日在縣城鬧市區散發。7月丁祖曉和幫助她散發傳單的姐姐被捕。[14]

丁祖曉的信對當地搞的宗教式崇拜活動「五個第一」（早請示、晚彙報等）提出質問：「我要問這五個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一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我看這對毛主席沒有什麼好處，不但浪費工，而且是一種毫無作用的，多餘的，甚至是苦人的一種形式。」她又寫道：「我認為做這五個第一，不但是無益的形式，而且是有害的歪曲。這恰如封建社會裏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特別是現在，連吃飯的時候也要做五個第一，把飯菜盛齊擺上，做了五個第一再吃，這又好笑又好氣。毛主席還沒有死，就把他當死神來敬奉，這太不應該了。」

丁祖曉在傳單裏針對普遍推行的「三忠於」活動寫道：「從現象上看，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在人民羣眾中是非搞不可、不搞不行的『法律』，並非民心、民意。」她呼籲：「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清醒頭腦，不要受騙，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

在審訊中，丁祖曉慷慨陳詞，反對個人崇拜：「我始終認為忠該當忠於人民，忠於祖國，忠於真理。不應該忠於哪個人。現在提倡的『忠』字，是搞個人崇拜，是搞奴隸主義！」

丁祖曉被捕不久，她的同學、下鄉女知識青年李啟順刻寫了二十多份傳單〈告革命人民書〉，在縣城散發，聲援丁祖曉。傳單稱讚丁祖曉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先鋒」，並對文革中迫害老幹部、大搞現代迷信的活動進行了更猛烈的抨擊。李啟順還將傳單郵寄給《紅旗》雜誌社。李啟順和幫助她散發傳單的妹妹不久被捕。丁祖曉姐妹、李啟順姐妹及其他六位與他們有過一般來往的無辜青年，被打成「以丁祖曉、李啟順為首反革命集團」。

1970年5月8日，丁祖曉和李啟順被執行槍決，二人年僅二十四歲。

文革結束後，丁祖曉和李啟順案於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二）安徽省和縣青年石仁祥致函中共中央和解放軍領導機關，譴責林彪，被判處死刑。[15]

1968年，安徽省和縣復員軍人石仁祥刻寫油印七份〈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關於林彪問題的彙報〉，在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這一天，分別郵寄給中共中央、濟南軍區、武漢軍區、南京和西藏的空軍領導機關。石仁祥在信中列舉了林彪二十八條罪狀，其中包括：「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對人民危害太大」；「林彪打着『紅旗』反紅旗，耍弄反革命兩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林彪指使爪牙「非法綁架、威逼、拷打一些革命首長，打擊一大片，借人之手暗打，伸出魔爪明抓」。在信的末尾，他無畏地寫上自己的真實姓名：「革命戰士石仁祥」。

石仁祥1942年生於安徽省和縣一個窮苦農家，和縣師範畢業後，曾任過小學教師、區的宣傳幹事。1965年入伍，1966年調往西藏拉薩某部隊任文書。他酷愛讀書，勤於思考，經常和戰友們談論國家大事。1968年4月，石仁祥退伍分配到和縣水利局工作。

石仁祥生前寫了二十多萬字的評論、雜文、日記等手稿。他讀過林彪1966年5月18日講話後，在日記上寫道：「這個講話舉了一些中外歷史上政變的例子，用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隨意解釋，存在着『英雄造時勢』的反動觀點，是一個變相的在革命詞藻掩蓋下的反革命的『白皮書』。」他感覺「毛主席身邊有虎狼」，「有人想趁機搗鬼，搞亂全國，發動反革命政變。」

他還撰寫了〈打狗篇〉、〈國賊——走狗又一存照〉、〈對林彪要全國全黨全軍共討之〉、〈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等譴責林彪的文章。他寫道：「林彪是萬惡禍根!」「言不由衷的讚揚，皮笑肉不笑的捧場，和當年赫魯曉夫是一丘之貉！」「林彪做的壞事愈多，失敗愈慘！」「他決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讓他陰謀得逞，那麼國家就要變顏色，黨就要變成法西斯黨，那時的中國不知何等悲慘！」

他曾經到北京，希望向中央文革接待室反映意見，但是由於沒有證件，未被接待。此後，他決定把自己的看法寫給中央和毛澤東主席。

1969年1月8日下午，石仁祥被捕，在審判中他堅持自己的信念。1970年7月被判處死刑，12日被害。臨刑前，他寫下了鏗鏘有力的話語：「我個人在林彪豢養的劊子手面前，寧可犧牲，決不屈節。」「你們可以殺我，但若干年後，會證明我是對的！」犧牲時，石仁祥年僅二十九歲。

1974年12月，石仁祥案基本平反。文革結束以後，1978年11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作出為石仁祥徹底平反昭雪的決定，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革命烈士並為受株連的所有人員恢復名譽。中共和縣縣委在瀕臨長江的一座山頂上，興建石仁祥烈士墓。

石仁祥敏感地察覺到林彪公開言行的內在矛盾和反常，出自樸素的常識起而批判，從現有資料看，他沒有做深入的論證。在一個獨立思考精神遭扼殺、按照常理思考都會遭到殺身之禍的時代，勇敢進行獨立思考、不向強權低頭的精神是永遠值得敬仰的。

（三）民間對林彪的很多懷疑及批評，開始於質疑林彪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吹捧，指出這樣的言論不符合常識，也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青年軍人胡全林案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案例。[16]

胡全林從1965年起至1973年十多次上書中央，對政治和政策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1966年11月在浙江服役的青年軍人胡全林上書毛澤東，質疑不久前林彪講話的幾個提法：「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99%學習毛主席著作」、「毛澤東的話一句超過一萬句」。

胡全林在信中說：「把您老人家（指毛澤東——引者注）和馬恩列斯進行機械地比高低，和放到天平上去稱，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馬列主義會因地理上的遠近而影響其對革命的指導作用嗎？」這種說法「在實際上就是否定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的國際意義」。「因為馬恩列斯的『書太多』、『讀不完』而可以少讀或不讀嗎？」這「是用毛澤東思想全盤代替馬列主義」。「我擔心林副主席的某些言論。尤其是最近的這個講話中的某些說法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混亂，這就是我給您老人家寫這封信的主要原因。」

這是一個青年軍人出於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忠誠，對林彪提出的批評。這封信郵寄給時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的陶鑄轉呈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到他所在部隊調查。1968年，部隊對他作出轉業處理決定。[17]

陶鑄，時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

1970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生日，胡全林再次給毛澤東寫信，反對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進黨章。他說：「在黨的章程上法定林彪副主席為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做法是錯誤的。」「這顯然是違背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哲學觀點，陷入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泥淖，是極其錯誤的。」在這封信裏，他還批評林彪所說「對毛主席的指示要堅決執行，對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認為林彪在這裏是提倡「盲目執行」和「奴隸主義」，「扼殺了民主精神，創造了政治上的恐怖氣氛」，是「對無產階級的黨的領袖毫無好處，它恰恰是修正主義者篡黨篡政所需要的法寶」。胡全林認為：「林彪副主席不能稱是好的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者」，「林副主席的思想作風不太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1970年12月26日上書毛澤東之後，有關部門對他進行了搜查，發現他的筆記中有對毛澤東的不滿，對江青、陳伯達、康生等「奸臣后黨」「惡毒攻擊」的言論，胡全林因此受到隔離審查。案件上報之後，華國鋒批轉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嚴厲查處、堅決打擊」。省革委會組成省地縣三級專案組調查處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1979年，浙江省委為胡全林平反。

在林彪倒台之前，發生了一批因批評林彪而遭受政治打擊、迫害和殺害的事件，這些林彪的批判者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挑戰文革時期的政治原則，是當時引人注目的政治思想案件，也構成思潮歷史的重要部分。林彪對毛澤東的簡單化的、違背常識的、不遺餘力的吹捧，曾經令很多人感到不安。然而，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批評和否定林彪不可避免地涉及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其政治的危險性，使不少人卻步，而思想上循規蹈矩的人甚至不敢想。一些青年人卻勇敢地站出來進行了批評。

批判林彪的言論具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着重批判林彪本人的言行。批判林彪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極端化、絕對化的吹捧，由此質疑林彪對毛澤東的忠誠，懷疑林彪是在搞欺騙人的兩面派手法，肉麻的吹捧掩蓋着陰謀，認為林彪是像蘇聯共產黨領袖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在斯大林在世時吹捧斯大林，斯大林死後反對斯大林。或者懷疑林彪如同中國歷史上「口蜜腹劍」的奸臣，當面奉迎毛澤東，而背後搞陰謀。這些批判者相信毛澤東的正確性，站在維護毛澤東的立場，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地位。安徽省和縣復員軍人石仁祥的批判屬於這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由批評林彪而批判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否定個人崇拜，認為個人崇拜是錯誤的作風，侵蝕黨的肌體，其立足點是維護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維護共產黨的領導，因而不僅批評林彪，對所有的個人崇拜都批評，對毛澤東也多少有批評之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知青丁祖曉的批判，屬於這種類型。胡全林的批判基本屬於第一種類型，也兼有第二種類型的一些特點。

第三種類型，在批判林彪的同時，着重質疑文化大革命在黨內鬥爭問題上的是非，為劉少奇等被打倒的老一輩革命家鳴不平，反對打倒一大批領導幹部，反對江青等「奸臣」。前文所提及的江西中學生吳曉飛的批判屬於這種類型。

第四種類型，林彪倒台以後，把批判林彪當成批判現實政策和制度的突破口。由對林彪的批判引發對廣泛的政策和制度的批判。相比較而言，對林彪本人的譴責反而退居次要，甚至只是為了取得合法性。廣州「李一哲」的批判屬於這種類型。在這種類型中，一些人着重批判對思想的鉗制。他們不僅批評林彪鼓吹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並且反對強求全國人民思想一致、扼殺不同思想的爭鳴，從而不同程度地要求思想的自由權利。這樣的要求實際上超越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國家思想控制的通常體制。化名「不平」的上海知青的批判屬於這類典型。

本節着重考察林彪出逃之前批判林彪的言論，而對林彪事件之後引發的強烈思想震撼，留待後文詳述。

（四）河北省電信工程隊青年工人張坤豪，質疑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和大批革命老幹部，認為：「劉少奇打不倒！」為此，被判處死刑。[18]

張坤豪是電信工程隊的電纜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很多革命老幹部被批鬥、被侮辱、打罵，為國家前途和命運感到深深的憂慮和憤怒。他在公開場合講到對打倒大批領導幹部的反感，並且說「這些壞事是中央文革幹的」。他從此被監視。在被勒令寫的「思想檢查」中，他坦然地寫下了自己的真實想法。隨後，他被交「羣眾專政」，多次被批鬥、毆打，1970年2月25日，張坤豪正式被捕。

保存在法院的九份書面材料，記錄了他的觀點：

「中國革命在黨的領導下經過無數先烈英勇奮鬥才取得了今天的勝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先烈又重新被判了死刑。比如王若飛、瞿秋白等。我看過他們的著作，他們不論在工作中，還是在監獄裏，刑場上都是頑強不屈的，為什麼今天又把已經死去的人打成叛徒？現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有許多人受到懲罰，在北京，我看到攻擊朱德同志的大字報時，使我感到難過。陳毅同志說，『這樣做讓人家不說共產黨過河拆橋嗎？』這話引起了我的共鳴。」

「中央和部以上幹部被揪出那麼多，從彭、羅、陸、楊開始，到楊、余、傅為止，使人很難相信中國革命是怎麼成功的。」

「劉少奇曾被任為毛主席的接班人，現在則成了叛徒、內奸、工賊，成了黑線的總頭目，這些我想不通。」

「我認為，我們的國家被個人迷信充塞着。」

「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南昌起義到抗美援朝，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保衛社會主義江山立下不朽的戰功。但是今天有很多部隊將領被打成黑幫、黑人、黑線。從彭德懷到楊、余、傅，再看那些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時，使我心裏感到難過。」

張坤豪這些質樸、真誠的表白，被加以「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吹捧劉少奇、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判處死刑。1970年3月19日，張坤豪在保定被槍決，年僅二十八歲。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9年10月17日，保定市委和保定市人民法院決定，為張坤豪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這樣一批勇敢地質疑、批判和譴責時政，挑戰當政者的青年，[19]他們當中有的被當政者發現，遭受政治迫害，甚至被殺害。他們的觀點或者比較質樸，或者有比較深入的洞察和分析；在理論方面，很多是以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傳統教育的觀念，批駁文革中「左」的作法；也有的嘗試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點進行分析。他們的思想深度不同，但卻說明了在中國青年一代當中，獨立思考的精神沒有被扼殺，他們以青春的熱血和生命，在黑暗中勇敢地進行探索，包括反思自己曾經追隨的錯誤。他們的思想與張志新等共產黨人對文革時期運動和黨內鬥爭的批判相似，共同書寫了思想史上沉重而壯烈的一頁。

二 對政策和經濟體制的批判性思考

在知識青年、青年工人當中，探討和爭論的焦點問題，除了黨內鬥爭的是非、領導人的評價、個人崇拜之風等帶有時事政治特點的問題之外，還有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問題。隨着知識青年對農村、工礦基層實際情況的觀察和體驗逐步深入，他們對工分、獎金、自留地、包產到戶等政策問題，尊重經濟規律、物質利益原則等理論和現實問題，合作化和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等問題，產生了自己的看法，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愈來愈多的青年對當時的政策產生了懷疑或批判。這些批判基本是針對當時的政策或者經濟體制，是在肯定基本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展開的。

現有的資料顯示，對農村政策的批判性思考，首先是從農村青年和文革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開始的。

1 蕭瑞怡上毛澤東書

1968年5月至6月間，湖南省新化一中高中學生蕭瑞怡給毛澤東上書，就農村土地制度、廢除人為階級鬥爭、廢除個人崇拜等問題，批評現行弊端，提出政策建議。他的上書與紅衛兵思潮有明顯的區別，就現有文獻而言，是開啟青年思潮新階段的標誌性文獻之一。[20]蕭瑞怡因這個上書，遭學校「紅代會」通緝，1970年被逮捕，經新化縣法院宣判，免刑釋放，回鄉由貧下中農監督改造。文革結束以後，蕭瑞怡於1978年獲平反。

（1）蕭瑞怡經歷

蕭瑞怡1947年出生於湖南省新化縣一個貧農家庭，1966年是新化一中高中應屆畢業班學生，因為文化大革命停止高考，推遲畢業，留在學校參加運動。蕭瑞怡生長在農村，1960年前後的童年時期，經歷了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造成的嚴重饑荒，也看到了「三自一包」（自負盈虧、自留地、自由市場、包產到戶）等政策給農村帶來的轉機。

他後來回憶說：「社會猶如一個大實驗室，哪種生產形式能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哪種生產形式阻礙甚至破壞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亦深有體會。這為我後來思考土地制度的改革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基礎。」[21]

1966年以後，蕭瑞怡目睹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造成的混亂，他由衷敬仰的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令他震驚，而社會上日益氾濫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尤其令他反感。

1968年5月16日，蕭瑞怡開始着手撰寫給毛澤東的上書，談政策見解，經過三次反覆，才決定寄出。他將上書投入郵政信箱後，就離開家鄉在外打工、流浪了約兩年時間。

上書的內容共六部分，第一部分是要求改革土地制度，第二部分是要求廢除人為的階級鬥爭，第三部分是要求廢除個人崇拜，其餘是其他強國安民的建言。

1970年，蕭瑞怡想念父母，潛回家鄉，被親戚告發。區政府指控他四條罪責：「一，瘋狂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二，惡毒攻擊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三，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為劉賊歌功頌德，鼓吹『三自一包』，分田到戶，大颳單幹妖風。」「四，極端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大唱階級鬥爭熄滅論的高調，為階級敵人鳴冤叫屈，抹殺毛主席的階級路線。」

案件移送縣公安局和法院。法院對如何處理，產生激烈爭論，大多數人認為應當處以極刑，而兩位主要負責人，法院院長和軍管小組的副部長不同意。恰在此時，上級下發一個文件，稱知識分子因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判處死刑的人太多了，以後要從輕處理。於是，兩位領導所堅持的從輕處理的意見有了依據。最後，法院作出決定：念蕭瑞怡是學生，且家庭出身貧農，予以免刑釋放，回鄉交貧下中農監督改造。蕭瑞怡離開法院時，軍管小組那位主張從寬處理的副部長追上來對蕭瑞怡說：「青年人，敢想、敢說、敢做、敢為麼⋯⋯」同情、理解乃至鼓勵之情溢於言表。[22]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蕭瑞怡上書案於1978年得到平反。

（2）蕭瑞怡上毛澤東書[23]

蕭瑞怡給毛澤東上書，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改革土地制度」。蕭瑞怡寫道：「土地，乃國民衣食所依。什麼樣的土地制度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達到多產糧食的目的，是值得我們研究的。」蕭瑞怡指出現行土地制度的弊病：「解放快二十年了，為什麼我國的農業遲遲不發展？為什麼農民終年勞累卻不能飽肚？」從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生產關係的變革一級高過一級，可生產並沒有多大發展」。他認為原因是：生產關係的變革不適應生產力的狀況。

對此，他提出了「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其基本要點是：

土地歸國家所有，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以生產隊為單位，根據人口的多少、勞動力的強弱，借給農戶；農戶只有耕種之權，沒有買賣之權；集體有調整分派土地之權，可以在三年或兩年後，根據人口的增減，勞動力的變化，重新調整土地的分派；上繳國家的公糧任務由隊領導核算到戶，由各戶上交，統一完成。

顯然，蕭瑞怡提出的這個「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是以「包產到戶」制度為藍本的，其要點與文革後實行的土地承包責任制相吻合，是適合我國廣大地區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政策建議。

上書的第二部分提出「消除人為的階級鬥爭」，主要針對「以階級鬥爭為綱」方針在農村造成的弊端。蕭瑞怡批評說：「現在對待地富分子，不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來就鬥，拳打腳踢，戴高帽子遊團。」他認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於我們這樣長期嚴酷的專政而壓出來的。」

接着，他批評對地主富農子弟的政策：

我們對待地、富子弟的政策，應當着重看他們的表現，我們不應當歧視他們，而應當一視同仁對待。現在隨便做什麼事總要將成份放在前面考慮，使他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其實，青年人的思想主要是由社會決定的，青年學生又直接接受書本知識的影響，家庭影響與這些比較起來是次要的。⋯⋯所以我們應當一樣信任他們，允許他們升學、工作，允許他們參加一切政治活動，也允許他們參軍作戰。

蕭瑞怡說：「現在我們天天講階級，日日講鬥爭，其實都是人為地在那裏製造矛盾，製造鬥爭。難道這種所謂階級鬥爭不應當消除嗎？」

上書的第三部分提出「廢除個人崇拜活動，解放人民思想」。蕭瑞怡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是指引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進行反帝反修的光輝燈塔。」「然而，目前把對主席的熱愛卻搞成了一種個人崇拜的儀式，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個人崇拜之風。」

上書列舉了個人崇拜活動的種種弊端：「有些人大肆吹捧主席，阿諛奉承，⋯⋯一切功勞都歸於主席，⋯⋯因而造成了個人獨裁，兩口子獨裁，小集團獨裁。」「什麼『頂峰』，什麼『最高最活』，什麼『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發現這麼一個天才』，如此阿諛之言，可謂肉麻矣！」

「個人崇拜浪費了人力、物力。」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毛主席語錄板，「書店甚至商店都陳列着過剩的主席著作和語錄本」，到處是主席像，造成非常大的浪費。

「個人崇拜活動破壞了外交關係。」個人崇拜活動還搞到了外國朋友頭上，要他們學習主席語錄，也是要使人家產生反感的。

「辦學習班浪費了時間。」「個人崇拜活動造成了人的虛偽性」，「減低了教學質量。」

「個人崇拜桎梏了人的思想。」「個人崇拜罪惡累累，但尤以這一條束縛人的思想為最厲害。」

蕭瑞怡向毛澤東進言，請求他親自制止個人崇拜。蕭瑞怡說：

個人崇拜活動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束縛人們思想的桎梏，都會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是阻礙社會向前發展的反動力量。要使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個人崇拜就一定要廢止，決不能讓它再存在下去。而要廢除這種活動，任何人都沒有這個膽量，只有主席親自出來廢除才是唯一辦法。

文革時競相閱讀《毛澤東選集》

上書的第四部分是要求「嚴行幹部參加勞動的制度」。蕭瑞怡引述孟子「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名言和孫中山「巧者拙之奴」的教誨，要求領導人參加（體力）勞動，做人民公僕。為此，他恭請毛澤東帶頭身體力行：「主席這樣年高，尚能暢游長江，說明主席氣魄之大，身體之健。倘主席帶頭生產，則能帶動所有大小幹部參加勞動，又會激起全體民眾掀起翻天覆地的生產巨浪。」他援引古代明君越王勾踐臥薪嚐膽，親事農桑，漢景帝親耕籍田帶來人民和國家富足的史跡，說道：「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又何不為之。」

第五部分提出「法要當，刑要嚴」。蕭瑞怡認為：「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對真正的壞人要以嚴法制裁。」他對制裁的對象進行了區分。他認為，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賭牌押寶」的首犯，「行兇鬧事，欺壓良民者」，應當嚴厲懲辦。而對於「1960年左右，因為共產風起，東西奇缺，以至饑荒盜竊四起，人人是賊」情況下的盜竊，對於「此時的社會災難，激起一些志士憤懣，因而成立想反政府的組織或集團」，則不應輕率懲處。對這種情況，蕭瑞怡提出：「執政者應當明察社會實況，明察自己的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究竟罪是誰造成的。」如果是方針、政策有錯，則「應由執政者向人民深刻檢討」。

第六部分提出「實行革命的軍國主義」，做到全民皆兵，發展工業，包括國防工業，發展科學技術，做好防禦侵略戰爭的準備。

上書最後說：「以上六點意見，實披肝瀝膽，直言不諱，如言有錯，敬望主席寬懷以恕。」

這份寄託着一個農村青年拳拳報國之心的上書，十有八九根本就沒有送達毛澤東的手中，而只是被工作人員或者領導幹部，當作「現行反革命」的證據了。

「位卑未敢忘憂國」，蕭瑞怡以一個農家子弟的質樸情感，憂慮着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冒死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上書，他的行動繼承了民間志士仁人憂國憂民，不畏犧牲，上書言事的中華文化傳統。他所提出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消除人為階級鬥爭和廢止個人崇拜等建言，針對當時亟待解決的重大政策問題，是有益於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和社會和諧的真知灼見。

蕭瑞怡生長在農村，親身體驗到在大城市難於看到的嚴峻的農村現實問題。沒有對農村和農民生活的切身體驗，寫不出這樣的建言。他立足於社會底層的堅實土地，帶着樸素的良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頭腦，而不是書本和報刊上的教條。

蕭瑞怡站在一代青年思想的前列。1968年是青年思潮轉變的一年，隨着千百萬城市青年走向城鄉基層，愈來愈多的青年經歷了與蕭瑞怡類似的體驗，產生了相似的觀點。

2 張木生對中國農村體制問題的思考

1965年下鄉的北京知識青年張木生，在農村經歷了從追求革命烏托邦，到立足農村現實、反思中國農民及經濟體制問題的思想轉變，於1968年寫出了探討農村政策和體制問題的文章——〈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在知識青年中激起思想的浪花。張木生的思想經歷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思想探索的一個典型。[24]

（1）烏托邦理想的破滅

張木生出生於高級領導幹部家庭，1964年從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初中畢業以後，沒有繼續升學，而是於1965年主動報名到內蒙古巴彥淖爾盟臨河縣插隊落戶。同行的知識青年還有一些幹部子女，領頭的是三個高級幹部子弟：陳曉農（陳伯達之子）、張木生和李秋夢。

文化大革命以前，學生中就有一些高級幹部子女，受到毛澤東教育改革講話的影響，大量地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和政治讀物，不安於學校的平靜生活，一心效仿毛澤東青年時代的革命活動，急於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成就一番政治事業。他們中間的一些人主動下鄉，並不是出於生計的考慮或者迫於政治運動的壓力，而是為了實現遠大的政治抱負。他們與一般下鄉知識青年不太相同，文化和教育素質往往比較高，並且有強烈的政治精英意識。[25]張木生屬於這一類知識青年。

張木生到農村後，先是循着革命理想的方向艱苦奮鬥。他回憶說：「開始真是苦學苦幹。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後改造整個農村。吃三睡五幹十四剩下兩個小時抓大事，一天只睡五個小時，苦幹十四個鐘頭，真是脫胎換骨。」但是，張木生看到農民對集體生產卻是另一種態度：「出工是搖，幹活是聊，收工是逃。我們對他們看不慣，批評他們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時間就聽打鐘。」[26]

拼命幹了一年，這幾個知青所在的生產大隊的工分日值反倒更低了，因為產量沒有多大提高，卻多了十幾位知青，平均分值就降下來了。幾位知青頭頭深感不安，自發救濟貧困戶，把掙的錢糧都捐出去，還捐了衣服、被子、現款、藥品，能捐什麼就捐什麼，只留下口糧，但還是杯水車薪。

實踐給了這些熱血青年一個無情的教訓。張木生回憶說：「一年結束後，內心有了很多矛盾和動搖，心裏打了一個大問號，只是不敢往下想。」

下鄉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們回到北京，籌劃與母校人大附中等學校的學生效仿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在湖北紅安辦一個「半農半讀毛澤東思想講習所」，沒有辦成。他又回到插隊的內蒙古臨河，還想圓辦講習班的夢，拉了三、四十個人，在全縣最窮的公社一邊幹活，一邊學習。「從春折騰到秋，足足鬧了大半年，錢也沒有，權也沒有，知青們覺得還不如在生產隊，什麼名堂也鬧不出來，心就冷了，」張木生說，「我真正死了心，就在這時候。」[27]

實現革命烏托邦的心死了，張木生回到村裏，卻發現從講習班中途退出的李秋夢，用當時被批判的「邪道」幹出了奇跡。村裏的領導受運動衝擊癱瘓了，李秋夢自薦任隊長，嘗試搞小包工，還增加了社員自留地的面積，結果增產糧食十幾萬斤；他又組織農民泥瓦匠、皮匠、鞋匠等等出去搞副業，還在隊裏辦了磨房、油房，工分值也隨之提高了。張木生說：「這件事對我教育挺深，大家似乎明白了，老百姓不是不能幹，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這麼好。」

（2）讀書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張木生的父母被打倒，社會動盪不安，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人生道路都隨之改變，優越地位不復存在，當革命接班人的理想成了空想。他回憶說：「那時我有一大堆想不通的問題，不僅僅是農村，整個文革都有那麼多想不通的問題。」他不再那麼「革命」了，但是仍然難以放下對各種政治和政策問題的思考。他更加如飢似渴地讀書，不僅讀馬列主義的書，而且對「內部書」或曰「禁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雪夜無人讀禁書乃天下第一快事。」張木生回憶道，「冬天，把所有沒人用的被子都搜羅來，圍着被子讀書。」所謂「禁書」，指內部出版發行的僅供高級領導幹部或專業研究人員閱讀的內部書籍，包括一批外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名著、名篇的中文譯本（例如「灰皮書」、「黃皮書」）以及其他一些資料。張木生的家庭、社會關係和朋友圈子，使他有幸接觸到一般青年難於見到的「禁書」。張木生閱讀的書籍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施坦、德熱拉斯（今譯：吉拉斯）的著作，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內部發行供批判的中國右派言論資料（例如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四卷右派言論集和向黨交心的報告），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俄國作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波夫的文學著作，毛澤東的內部講話集等等。後來他又讀了《資治通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本論》、《列寧全集》等歷史和理論著作。張木生常常和後來去插隊的李小峰（高中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駱小海（高中畢業於清華附中[28]）等人徹夜長談讀書心得。

對農村現實的親身體驗和個人處境的變化，使張木生對社會和政治有了新的視角和體會，讀書大大地開闊了他和朋友們的眼界，又引發他們更深入地思考現實問題。

（3）關於農村體制問題的思考

張木生和他的朋友們最關心的是農村問題。他們在讀書和討論中發現，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許多見解與馬克思和列寧的論述不同。張木生逐漸形成了這樣的認識：斯大林的確在蘇聯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但是這些成果，絕不會帶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有了對蘇聯的新認識，「回過頭來看中國的問題，一切都迎刃而解」。[29]

在這個基礎上，張木生於1968年秋寫了三萬字的文章〈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據張木生回憶，文章描述並分析了斯大林時期蘇聯體制的形成及其成功和失敗之處；中國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和存在的問題；大寨經驗中的問題；機械化與農民生產積極性以及包產到戶問題。[30]張木生把他的文章寄給在北京、天津的朋友，反響強烈，很快在一些青年中傳開，出現了手抄本、油印本。十分遺憾的是，這篇文章的原始文本已經散失，張木生本人和其他研究者也都沒有這篇長文的原件或者抄件。

1969年12月底，大規模上山下鄉後的第一個冬天，農村冬閒，又是春節將至，知識青年紛紛從各地返回城市探親。在北京中關村，知識青年黃以平的家裏，張木生應邀向幾位知青講述了他關於農民問題的觀點，也大致是〈中國農民問題學習〉一文的要點。在場的知青圍繞着張木生的觀點進行了辯論。持對立觀點的知青記錄並整理了張木生的講話要點，後來又油印出來，備批判之用。這份記錄稿有幸保留至今，[31]使我們有了了解張木生觀點的間接資料。

綜合這份記錄稿和〈中國農民問題學習〉（回憶要點），張木生的主要論點如下：

第一，蘇聯斯大林的體制沒有解決好農村體制問題，在農業問題上是失敗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存在類似的問題。張木生認為：蘇聯在斯大林時代建設了集體化、工業化和肅反擴大化三位一體的體制。要成為強國就必須搞重工業；搞重工業要原始積累，就必須剝奪農民，搞集體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於是就有了肅反擴大化。斯大林從肉體上消滅富農，總共六十萬富農，被他殺了四十萬，剩下的「自行消滅」，弄到最偏遠最貧困的地方去。他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可是蘇聯的糧食產量到了五十年代還趕不上1913年的水平。這難道是馬克思、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嗎？

張木生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解決好農村體制問題。他說道：要消滅城鄉差別，病根是積累問題、剝奪農民的問題。農民的一切都統購統銷、統收統分、哪有價值規律？農民永遠低收入、低效益。他又說：蘇聯和中國的農業都存在糧食產量低的嚴重問題，這是因為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的狀況。

當時社會上的流行說法，是把赫魯曉夫說成是個人野心家，把關鍵問題歸結為怎樣選擇接班人，張木生說：這是「胡扯」。他認為：赫魯曉夫進行改革也有問題，但不能只說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迴避講體制問題。

赫魯曉夫，前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

第二，中國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存在問題。張木生說：人民公社體制最初是毛主席定下來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大」是形式，「公」是內容。公是公社核算，事實證明行不通，後來就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其實公社只是個鄉政府了。隊為基礎一下子又僵持了十多年，仍然沒出路，生產力無法向前發展，因為生產關係不適合生產力。

他指出：中國農民留戀土改前後、合作化前後的生活。安徽實行「三自一包」的時候，出現過農村小繁榮。包產到戶證明了一點：農民能夠增加產量。他反問道：我們不拒絕更好的方法，但這個辦法在哪兒呢？

張木生以自己所在的內蒙臨河縣為例說明大寨經驗有局限性：推行大寨的評工分辦法，工分差距太小，老弱婦孺比較贊成，但是青壯年勞動積極性受挫傷，連續三年減產，春天一過農民就沒糧，開始有人去要飯。現在羣眾不好好幹活，幹部羣眾互相埋怨。大寨基礎好，有特殊性，到底按農業六十條辦，還是按大寨經驗辦，基層幹部思想混亂，發展下去不可設想。

第三，為彭德懷、劉少奇鳴不平，實際上認為他們對農村問題的主張是有道理的。張木生說：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是反左，後來反對了彭德懷等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又反左，實際上是承認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劉少奇的報告是彭德懷意見書的翻版。當時劉少奇就提出了所謂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套東西。毛主席當時表示同意劉少奇的報告，到文化大革命又批判1962年的右傾，把劉少奇搞下台。黨在農村體制問題上的政策來回反覆，到底怎麼搞正確，毛主席也沒有最後解決。

第四，解決體制問題才能解決發展生產力、幹部羣眾關係等問題。張木生不贊同當時很多知青把幹羣關係看作農村問題的關鍵，他認為：我國農業體制問題沒有解決，因此生產力無法向前發展。幹羣矛盾是重要矛盾，但是體制問題不解決，幹羣矛盾就無法解決。他說道：德熱拉斯有一本著名的書《新階級》，斷言社會主義要產生一個官僚階級。保持法權殘餘，就要產生大批走資派。不保存，實行平均主義、戰時共產主義，也行不通。靠思想革命化嗎？沒有物質基礎怎麼有思想？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怎麼能產生共產主義的思想？1957年右派直接提出了制度問題，這是他們高明的地方。說文化革命是階級鬥爭，階級在哪兒？難道在進行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

張木生對持反對意見的知青說：你們不要給我們扣馬爾薩斯、布哈林主義的帽子，我們無非是要把事情弄好一些，讓老百姓過好日子。

張木生這些違背文革期間主流意識形態的異端思想，在一些知青中引起激烈爭論，甚至驚動了中央領導人。一些青年從他的論點得到啟發，也有一些青年站在正統革命觀念的立場自發地對張木生的觀點進行了批判。[32]

吉林省突泉縣[33]的一些北京知青，在自己編印的刊物《廣闊天地》中發表了批判張木生的文章。一篇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批判稿指責張木生「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我們黨、向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向文化革命，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展開猖狂的、全面的、惡毒的進攻」，文章斷言：「他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青年，而成為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被打倒的從彭德懷到劉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的代言人了。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了。」[34]

這份刊物上的批判文章所列舉的青年中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種種表現，給我們提供了當時青年思潮的一些信息。文章指責一些青年「研究馬列主義經典，苦鑽大部頭，卻對毛主席著作不感興趣；大讀封資修小說《麥田守望者》（美國）[35]、《向上爬》（英國）、《怎麼辦》（俄國）、《安娜·卡列尼娜》（俄國）之類；欣賞星期音樂會，唱黃色歌曲、黃色小調⋯⋯」「對毛主席著作、報紙、紅旗雜誌不感興趣，卻津津樂道於腐朽文藝。對資產階級的個性解放、修正主義的人性論，明知不對，卻共鳴為快。」文章還提到了所謂化裝成乞丐進行社會調查的徐浩淵和寫《歷史哲學》的趙金星。[36]很顯然，當時青年中非正統思想傾向正在悄悄生長，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其中包括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獨立探討社會政治問題的活動。

張木生的文章不僅受到一些知青的批判，還被某些知青檢舉上告到中央。據說他的文章和上告檢舉信一起刊載在內參上，彙報到周恩來、陳伯達等中央領導人，但是張木生沒有被打成反革命，1972年，還從插隊的臨河縣被招工到呼和浩特市。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是十分幸運的事情。據說周恩來讀過他的材料後，批了一段話，大意是說，知識青年自己探討一些問題，不要簡單地當成反革命來對待。這個批示起了保護作用。此外，張木生的高級幹部子女身份或許也產生了某些影響。

張木生到呼和浩特市以後，不知道趕上了哪個政治浪頭，被逮捕了，關押在呼和浩特的監獄半年多。1973年出獄後，張木生通過朋友關係，見到尚未獲「解放」的胡耀邦，胡耀邦說他看過張木生的文章，認為講得有道理，並且支持他回北京，進行有關農業問題的研究。[37]文革結束以後，張木生由萬里調到中國農業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人員。

1968年前後張木生關於農村政策和經濟體制的批判性思考，在青年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一個重要的思想方向。張木生在肯定基本社會制度的基礎上，批評農村體制和政策，主張通過體制變革提高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現實條件下具有比較大的建設性和可行性。他的出發點是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社會關係的變動，正如他本人所說：「無非是要把事情弄好一些，讓老百姓過好日子。」他讀過吉拉斯的《新階級》，但是不同意當時一些左翼青年從分析或變革生產關係或者社會關係（如幹部與羣眾關係）的角度尋找實現理想社會的出路。他認為最根本的出路是把生產力提高上去，靠思想革命化是行不通的，消滅法權殘餘也不可能解決問題。

張木生批評了人民公社化以後的農村體制和大寨經驗，實際上肯定了在農村行之有效的包產到戶的責任制，提出了體制變革的方向。他把中國農村問題放在蘇聯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和中共黨內鬥爭的背景考察，從而具有歷史和理論的深度。

張木生的思想是在農村的實踐中，與知青朋友的探討中形成的，沒有得到領導幹部的直接指點，但又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黨內「左」的錯誤、擯棄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向，與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黨內務實派的主張相通，與十多年後中共中央的農村改革方向一致，可以說是民間的早期改革思想。這是張木生得到胡耀邦的讚賞，在文革結束後得以在政府的高層政策研究部門發揮作用的原因。

張木生的思考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進行。政治動亂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使他不再可能享有高級幹部子女的優越政治條件，不再可能通過一段時間的基層磨練、艱苦奮鬥，就被提拔為「接班人」，現實迫使他不得不轉換觀察社會的角度。然而已經成型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精英意識又令他去思考通常是政治決策者才考慮的政治和政策問題。他不願意，也不可能安於平淡瑣碎的農村生活。插隊落戶的生活使他真切地體驗到農村的現實和農民的情感，得以擺脫學校政治教育灌輸的教條。自由而廣泛的閱讀，充實了他的頭腦，尤其是那些只供領導者參考的「禁書」，使他有了一般青年不能企及的知識和視野。逆境磨礪了張木生這一代青年思想者的堅強意志，造就了他們走出思想迷霧的獨立不羈的精神。

張木生的幹部子弟背景引人注目，他的朋友多是幹部子女，不乏原來的老紅衛兵。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之後，不少落敗老紅衛兵的思想軌跡，與張木生有很大的相似性。張木生是青年中的思想先行者。

蕭瑞怡和張木生的思考繼承黨內務實的經濟建設路線，與文革期間張聞天等中共黨內外理論家和經濟學家的思路十分相近，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突破毛澤東的理論謬誤，探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實道路的努力。

上述姜明亮、李九蓮等青年對時政的抨擊，蕭瑞怡、張木生關於農業政策和農村經濟體制的反思，均可以歸類為對文革和黨內左傾政策的批判性思考。

三 對社會制度的批判性思考

除了政策的得失之外，知識青年探討和爭論的另一個焦點問題是社會公正、領導幹部的特權以及社會制度。紅衛兵運動時期的激進造反派和極左派就曾經熱心討論過這個問題，上山下鄉以後，知識青年將問題帶到農村和城鎮的底層，賦予更為激進的新內容。例如認為存在一個新的統治人民的階級——「幹部階級」，而階級分化的原因存在於現行制度本身。

青年中的社會批判觀點如同政策批判觀點一樣，也首先是從文革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開始的。

當時知青的上山下鄉通知書

1 老知青的批判性思考

開啟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思潮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到農村落戶的知識青年。他們的思想潮流呈現出多樣性，並且為紅衛兵運動落幕後加入下鄉知青大軍的青年思想者所繼承。前文提到內蒙知青張木生關於農村體制的思考，與此同時，另一些知青也在思考社會政治問題，但是思想傾向卻不很相同，涉及了對社會關係和基本制度的批判。

學者徐友漁在回憶錄中談到了1968年四川省西昌地區一些知識青年的思想活動。[38]這是一些在文革前就從城市到農村落戶的知識青年，基本上是1965年高中畢業，在校時都是成績優秀的學生，由於家庭出身問題（有的出身工人家庭，但父親被打成反革命）未考上大學，不得已選擇了最艱苦的道路，到四川西昌地區插隊落戶。在徐友漁印象中，這批老知青極為聰明，勤奮好學，而且表現出巨大的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熱情。

與紅衛兵相比，老知青們讀的馬克思原著要多一些，也讀得早一些。雖然當時的書店不出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書，圖書館也不借閱，但是他們還是設法從廢品收購站買到一些。[39]毫無疑問，這些知青不可能像高級幹部子弟張木生那樣獲得大量的書籍，更不必說內部讀物「灰皮書」了。

與當時在學校的紅衛兵相比，老知青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豐富得多，同時他們捲入文化大革命也很深。他們曾在全國串連，並有意識地從事社會調查，接觸各式各樣的人。他們不但在四川成立了造反組織，也在北京活動過，曾與不少高級幹部打過交道，知道了不少中共黨史上路線鬥爭的內幕。

這些老知青的文章，有以下三個特點引起徐友漁的注意：第一，他們從中國經濟建設的實際情況，從對經濟基礎的分析中，研究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原因，而不像紅衛兵那樣，只在政治領域中研究文革，所謂政治就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為本派別利益服務等。在他們看來，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研究社會歷史事件，經濟分析比政治分析更為基本。

第二，他們傾向於認為在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壓迫人民、並在公有制的掩蓋下把國有財產據為私有的官僚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就是推翻他們，重建人民的政權。他們認為：從生產資料佔有關係分析特權階層的產生，比根據思想是否正確、是否反對毛澤東思想來界定走資派更有說服力。

第三，他們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為綱領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勾畫了每個人全面發展，擺脫了分工和等級製造成的異化的社會美景，他們認為這種社會理想比僅僅提出「防修反修」來得深刻。在這裏，有與極左派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類似的思想，也近似南斯拉夫理論家吉拉斯（德熱拉斯）在《新階級》一書中闡述的觀點，儘管他們不會有條件讀到《新階級》。

十分遺憾的是，這些老知青的文章至今未見公諸於世，不知是否保留下來。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回憶中看到他們的思想傾向。他們着重從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角度，而不是從黨內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政治角度看待文化大革命，不同於紅衛兵的主流思潮。在經濟領域，他們更重視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分析，試圖從生產關係找尋產生「官僚階級」的原因，不同於張木生所代表的着重政策得失分析的政策和體制批判思潮。他們更看重社會平等與公正的理想，追隨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的烏托邦，不同於張木生以老百姓物質生活的改善為出發點。他們同樣是文革前的高才生，但是他們的下鄉是迫於家庭出身問題，不同於張木生等幹部子女的主動下鄉，志在成就一番政治抱負，成為接班人。他們也是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下鄉以後仍然刻苦地學習和思考，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英意識，然而這種精英意識更多的是遠離當權者的、具有平民主義傾向的、文化的精英意識，不同於張木生等幹部子女的政治精英意識。

1968年以後，隨着上山下鄉的大規模展開，由紅衛兵轉化而來的新知青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思想傾向。上文所提魏光奇等北京知識青年，就把他們在1968年形成的反對特權的信念，帶到農村，形成一整套農業烏托邦思想，認為要消滅特權階層，也要靠農村包圍城市。不過這種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只堅持了大概兩年，就徹底破滅了。[40]

2 探索新生階級的社會根源

1970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2師9團的北京知識青年許成鋼因為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探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產生的根源等理論問題，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批鬥，他與青年朋友的思想交流被說成是組織反革命集團。迫於條件，許成鋼的理論探討不得不中斷。[41]文革結束以後，這個案子獲得平反。[42]

許成鋼的父母是1949年前參加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父親許良英在新中國成立前曾經是浙江大學及杭州市的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到中國科學院工作，研究科學史，1957年被打成右派，回浙江農村當農民。母親是歷史學家，因不能與丈夫「劃清界限」而被開除黨籍。這樣的家庭看似出身「不好」，但是他在家裏所受教育卻是要忠誠於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只是這種忠誠不等於簡單盲目地追隨黨政領導，而是認真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理論。

1966年，許成鋼是清華附中初中二年級學生，因出身問題受到過歧視，參加了屬於「四三派」的清華附中井岡山兵團。在學校裏，他的年齡比較小，興趣中心不在於文化大革命的具體事件、政治人物的沉浮、黨內派系鬥爭，而在理論層面——社會主義社會產生新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原因。他所在的組織是堅決反對聯動的，他所關心的不是聯動的具體活動，而是聯動與新產生的階級或者官僚特權階層的關係。1967年前後，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剷除新生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辯論對他影響很大，使他從夢想當工程師，轉到對社會問題發生濃厚興趣。[43]

許成鋼回憶說，他當時非常虔誠地相信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個無階級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同時虔誠地相信毛澤東的思想，相信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存在階級鬥爭的論斷。但是，他感到這兩者存在矛盾：如果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階級鬥爭，那麼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怎麼會實現？受到紅衛兵運動期間關於新生資產階級討論的影響，他猜想：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關鍵是這個制度產生了新階級——新的、與大眾相衝突的階級。那麼，產生新階級的根源是什麼呢？如果不挖除這個根源，只要求和已經存在的階級進行鬥爭，就不能消滅階級差別，實現共產主義。為了探索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新的階級的問題，他開始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

許成鋼回憶說，他在學校時就閱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影響特別大的一本書是普列漢諾夫討論歷史唯物論的書《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此外影響大的還有羣眾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未發表的講話、文稿——《毛澤東思想萬歲》、內部發行的南斯拉夫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毛澤東在一些講話中所說的，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馬克思、列寧，給他很大的思想衝擊，使他不僅破除對馬克思、列寧的迷信，並且破除了對毛澤東本人的迷信。這就是說，他仍然非常尊重這些革命領袖和理論家，但是把他們的思想當作科學的學說來研究，而不是迷信他們的一切。

對階級問題的思考，使他強烈地感到，需要了解社會，了解農村。1967年底，許成鋼主動要求去黑龍江農場務農，打算了解農村和農村社會，探索社會主義制度下新階級產生的根源。離開家時，他從家裏「盜運」了一批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以及關於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書籍文獻到農村。

許成鋼回憶說，到農村以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讀書和思考，他開始認識到：階級的概念歸根結底是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探究階級產生的根源要從政治經濟學入手，於是把精力集中到學習政治經濟學。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階級的問題，是馬克思沒有遇到的問題，因此計劃通過認真學習《資本論》，把握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時使用的方法，去分析社會主義制度。他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還閱讀了列寧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所做的筆記、列寧關於黑格爾哲學的著作（包括筆記）等馬列主義理論書籍。他的興趣在馬克思分析問題的方法，而不是馬克思已有的結論，他有意忽略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樣的學習不同於當時的正統要求，也有別於大學的學院式理論研究。許成鋼還閱讀了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量文獻，特別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有關此書的筆記，以及中國、蘇聯、南斯拉夫等國學者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討論。許成鋼曾經有一個計劃，想寫一本書，分析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什麼會產生新階級，並已經着手撰寫序言和前兩章，此外，還以通訊方式把自己的文章寄給外地的知青朋友，與他們討論。

許成鋼有一些進行學習和思想探討的朋友。在清華附中，許成鋼有車宏生[44]、仲維光[45]等幾位可以深談思想的朋友。到農村以後，許成鋼離開了這些老朋友，感到思想上的孤獨，渴望找到可以一起學習、討論問題的新朋友。他積極聯繫了幾位有學習興趣的知青一起讀書和討論，最初每週有兩三次在一起學習討論，還在村裏小學找到一間教室作為學習地點。認真參加學習討論的人，最多時有十來個，比較穩定的是五到六個人。經常在一起讀書和探討理論問題的是從清華附中來的知青王貞平[46]、章士偉[47]等人，劉先立參加了一段時間的學習，不久就調到另一個村莊。與此同時，許成鋼還與分散在九個省區的下鄉知識青年或工人有思想通訊聯繫，交流思想，其中除了繼續與在山西的車宏生討論外，還與戴建中[48]、河北白洋淀的宋海泉[49]、吉林的仲維光通訊，交換觀點和文章。

清華附中畢業、與車宏生一同到山西省太谷縣窯子頭公社大坪村插隊的鄭光昭在回憶中談到許成鋼的通信論文：「在我所讀過的那些『地下論文』中，使我最為震動和欽佩的有兩篇。一篇出自我們大坪，一篇來自東北軍墾兵團」，即許成鋼的文章。他說：這些著述「絕非廉價的革命宣傳鼓動，它們以縝密的邏輯，宏大的體系，高屋建瓴的氣勢，經典作家成熟的文風，怒濤洶湧的熱情和為真理而獻身的勇氣激動着征服着每一位有幸閱讀它們的青年」。[50]

許成鋼在閱讀了馬克思主義一些著作以後，懷疑林彪沒有讀過馬克思的書，後來也懷疑毛澤東是不是讀過馬克思的書，因為他感覺毛澤東的著作和馬克思相距甚遠。許成鋼感到列寧顯然讀過馬克思的書，但是根本不是馬克思那樣的學者。列寧的著作中有大量攻擊論敵的話語，不是分析性的。

曾經參與學習的劉先立回憶說，他能夠記起一些許成鋼與大家討論的問題：許成鋼認為馬克思原來設想的社會主義發生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後來卻在資本主義落後的俄國、再後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實現。這是社會主義的「異向發展」。因此，「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的提法不對。許成鋼也不同意林彪所說，學習毛澤東著作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的提法。他認為：沒有捷徑，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就要從根本上搞清問題。當時，不少青年熱心學習哲學，許成鋼則主張更多地學習政治經濟學。[51]

1968年初，許成鋼等人開始聚在一起學習，到同年秋就有了流言蜚語。他們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讀毛澤東非正式發表的講話，所發議論與報刊文章、與時事政治無關，這種不合潮流的舉動引起了一些知青的懷疑。當時官方的要求是依據林彪的指示，學習馬列主義要走捷徑，用99%的精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於是有人說：許成鋼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有問題。還有人說：這一夥人思想「特反動」。

知青為此進行過幾次辯論，中心問題是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許成鋼堅持學習馬克思著作的必要，說馬克思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列寧著作主要是解釋馬克思的理論和闡發革命策略，毛澤東思想則主要是闡述進行革命的策略，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固然要讀毛澤東著作，但是也不能不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許成鋼還在知青裏談論自己的見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發展的，我們不應用固定的眼光看待他們的結論，而要把他們的理論當科學學習，學習的目的首先是要發展新的理論來解釋新的現象等等。這些說法後來都被當成污蔑毛主席和貶低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言論」。

年輕的知青走在田間

1968年當地農場改編為生產建設兵團，隸屬部隊，加強了政治工作。大約在1969年，許成鋼的一些日記和筆記被人抄走，說是發現了反動言論。這些知青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活動被說成是反革命活動，還傳說他組織了一個反革命的小團體「黑格爾小組」。其實許成鋼等人從來沒有成立什麼組織，也沒有名稱，只是有人讀過與黑格爾有關的書籍。1970年夏季「一打三反」運動中，許成鋼的問題升級，領導部門進一步把許成鋼當作反革命分子隔離審查，單獨關押，二十四小時監視，不斷地在羣眾會上批鬥，繼而實行監督勞動。其他幾位參與學習的知青也遭審訊、批鬥。審查結論無中生有地把他與外地知青的通訊，說成是組織了一個遍佈九個省市及軍隊的「反革命集團」，所謂「證據」就是許成鋼寄出和收到的文章和信件。這時，許成鋼只有十九歲。

審查結束，許成鋼回到原來的村子勞動，時時處於監視之下，政治經濟學的文章寫不了，連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都被懷疑。他不得不停止社會科學理論探索，轉向學習科學技術及與政治無關的文化知識。

文革結束以後，這個案子在1977年正式獲得平反。

這是一個被迫中斷的理論探討的案例。許成鋼探索的思路有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在相信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分化的前提下，尋找社會主義社會產生新階級，主要是新的官僚階級或者階層的根源。這顯然受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以及激進造反派批判特權階層的理論探索的影響。

第二，從制度角度尋找新階級產生的原因，而不是從「接班人」即領導人更替、政策主張或者黨內路線鬥爭的角度上尋找原因；從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從政治思想或者道德上尋找原因；從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從舊制度的遺留或者外國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思想滲透去尋找原因。

第三，主要以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列寧主義或者官方詮釋的毛澤東思想為分析的方法，為此集中精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最後，許成鋼的「思想村落」是他的學習小組和理論通訊網絡。

許成鋼的思路不是個別人的想法，而是由批判特權階層的、有理論興趣的造反派發展而來的思潮。他們的思想探索在沒有形成結論之前就被打斷了。在許成鋼案之後，這類思潮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1972年，公安部門查獲了內蒙古知青理論通訊案，捲入其中的青年有與許成鋼類似的社會背景和思想傾向，甚至是同齡人。他們在提出了若干初步觀點以後被發現，同樣受到政治打擊。

3 理論通訊：「幹部是一個階級」

1972年，內蒙古、陝西和北京的幾個青年在通訊中探討社會主義理論問題，提出「幹部是一個階級」的觀點，被知青管理和公安部門發現，作為「反動思潮」進行了批判。他們的思考代表了青年思潮中社會和制度批判的流派，儘管他們獨立提出的觀點還十分幼稚，但是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關係和基本制度的某些批判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

（1）理論通訊事件

這個通訊事件涉及四位二十一歲的上山下鄉知青或青年工人。文革開始時，他們是北京一所重點中學初中的同班同學，於1968至1969年先後畢業離校。S[52]是思想通訊的中心人物，於1968年到內蒙古農村插隊，後於1971年底或1972年初到呼和浩特市的一家小工廠作學徒。Y在陝西延安地區農村插隊。B和F分別在北京的國營和集體企業做工。

S出身於文化界高級領導幹部家庭，文革一開始，他的父親就遭批判鬥爭，1971年被迫害致死於五七幹校。其餘三人出身於知識分子即專業技術人員之家，父母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

由於這樣的家庭背景，他們都感受過老紅衛兵「血統論」的歧視和侮辱，參加了本校的造反派組織，但並不活躍，僅以十五、六歲的年齡，懵懵懂懂地觀看過來，留下了許多難於理解的疑團。

他們離開學校之後才開始認真閱讀政治理論書籍，思考社會政治問題，並無思想領先可言。他們分別在內蒙、陝西和北京三地，但是保持着通訊聯繫，每逢冬季知青回城探親，常常聚在一起談見聞、感受，交流各種各樣的信息。他們渴望系統地讀書，但是缺少書籍，更很少有機會接觸內部書籍。對他們的思想探討有直接關係的主要是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包括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俄國普列漢諾夫的《一元史觀之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和《論藝術：沒有地址的信》，《毛澤東選集》以及羣眾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未發表的講話等。他們還找到了文革前編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歷史、中共黨史的教科書以及其他一些社會科學書籍，此外李銳寫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美國作家斯諾的《西行漫記》、美國學者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等書也開闊了他們的眼界。對這些初中還沒有讀完的青年來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往往很難讀懂，他們更多地是從閱讀中體會觀察問題的方法，以及似乎有助於理解或者說明現實問題的觀點。

從首都的中層或上層社會，到底層社會的身份變化，使他們深切感受到現實社會的巨大差距，有些如同天壤之別。這對他們產生的思想觸動，比書籍來得直接和深刻得多。文革前，不必說高級幹部家庭出身的S，其他幾人也算是衣食無憂，學習成績上乘，思想追隨主流。四人中有兩人在滿十五歲以後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團。他們懷着要和工農相結合的真誠願望到農村和工礦，但是很快發現社會底層的真實情況和工農的實際處境，遠不是教科書和報刊宣傳的樣子。如何看待現實社會的矛盾？如何認識社會的陰暗面和不公正？這些問題困擾着他們。身份的變化，使他們常常從農民和工人的角度體會和觀察這個社會。他們相信要與工農相結合，就是首先要站在眼前這些活生生的勞苦工人和農民的立場，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立場。為了深入了解工農，他們以不同方式進行了社會調查，並且努力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現實。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強烈地震撼了這些青年，而官方的解釋蒼白無力，難以自圓其說，迫使他們自己尋找思想的出路。1971年12月1日，即林彪事件之後不足三個月，S在他的〈一九七一年學習總結〉中提出：「要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並且抨擊個人崇拜、思想和文化界的凋敝狀況，表示了進行理論探索的願望。B也寫了牆報稿，質疑林彪所說對毛主席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原則，強調獨立思考的權利；並且針對個人崇拜，提出：應當首先要求領袖忠於人民，而不是人民忠於領袖。

1972年6月，S在給B的信中，提出了一個自認為「新」的理論「假設」：「幹部是一個階級」。隨後，幾位青年在通訊中對這個「假設」進行了熱烈討論和辯駁。大約同年11月，他們的信件被在Y插隊的村莊下放並兼管知青工作的公安局幹部發現，立即作為「思想反動」的信件，報告到公安部門。不久，內蒙和北京參與通訊的青年都被批判。

事發以後，這些青年的通訊以及理論交流不得不中止。有幸在內蒙古和北京都有一些相識或素不相識的人冒着政治風險，暗中給予他們同情和可能的幫助，陝西農村則是事過之後就無人再追，他們由此得以逃脫更嚴酷的打擊。但是，他們的一位中學同學雖然沒有參加理論探討，卻因熱心關注這場討論而受到株連，在四人幫親信遲羣主持的清華大學遭到迫害，被剝奪大學學籍，繼而失去了軍籍。清華大學還將打擊面擴大到與理論通訊無關的學員。

文革結束後，公安或其他有關單位重新審查通訊事件，分別作出平反或者撤消原來結論的決定。[53]

（2）「人民要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了」

知青們在一起學習討論

1971年林彪事件給全國人民的精神震撼，有如晴天霹靂。事件以後兩個多月，12月1日，知識青年S在筆記本上寫完了自己的〈一九七一年學習總結〉（以下簡稱〈總結〉），記錄了當時的思想。這本筆記本在1972年底因理論通訊事件而被公安部門查抄，1980年平反時歸還主人。[54]〈總結〉中談到這樣一些問題：

（一）經歷了林彪事件的思想震撼後，決心獨立思考。S寫道：「林彪叛黨叛國事件，激起了人們的憤恨，同時把人們推入一個疑惑的深淵。雖然為人們預備了許多現成和完美的理解方法和『結論』，但是，不，人們要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了。」這裏所說的「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正是林彪事件以後青年要求獨立思考的普遍心聲。

（二）反感個人崇拜。S寫道：「個人崇拜搞一人天子，人人自危」。針對一些人憂心毛澤東的新接班人問題，S反問：「一定要世襲一般地事先選定接班人嗎？」

S反感歷史編纂中的個人崇拜，他寫道：「一部中國革命史，一部中國共產黨的鬥爭史，是誰寫成的呢？這是中國大地上億萬奴隸們用自己的鮮血寫成的。⋯⋯然而我們看看今天，這幅圖畫被塗得只剩下死板板的幾條筋了。我們看到，彷彿在這場歷史的變革中，正確的只有一個人。」S譏諷道：「歷史上可曾有過沒有錯誤的人嗎？如果說有，那就是這一個。」他指出：「偉大的革命導師和領袖之所以偉大，在於他們基本上是正確的，他們在偉大的革命變革時期和緊要關頭，能夠比一般人看得遠一些，能夠善於發揮羣眾的智慧和創造力，使革命的大船能夠到達勝利的彼岸。然而他們不是神仙，從來也不是一貫正確的。」

S寫道：「目前，從上到下，在進行一種『悄悄地』降溫。我們祝願這一工作將取得成效。但是不到允許公開地討論這一問題的一天時，這個問題是不會徹底解決的。」

（三）試圖重新認識文化大革命，從中尋找經驗、教訓，發現真理，並且不滿文化領域的狀況。〈總結〉既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偉大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又指出損失不小。他寫道：「國內生產停滯，交通中斷，商品供應不足，是必須承認的，雖然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並且犧牲了一些羣眾，犧牲了一部分幹部。」〈總結〉稱：「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民主得到了充分的發揚」，但又指出「這個東西走向了反面，成了無政府狀態。到今天呢，又成了萬馬齊喑了」。S責問道：現在，「無產階級民主在哪裏呢？」

〈總結〉十分不滿當時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狀況:「真是不堪設想人們在這幾年貧乏的文化和思想空氣中是怎樣生活的，人們的呼吸幾乎都要窒息了。」「許多報紙、雜誌上的理論文章，八股味十足，不分析矛盾，不講道理，對一切問題以扣上一頂大帽子完事。⋯⋯只能嚇唬老百姓。」「喜歡聽一面之詞。⋯⋯不給不同意見、反面意見以發表的機會，而自以為這就是勝利了。」「對於歷史，對於傳統文化，簡直就是虛無主義的態度。」「舊的文學作品絕大部分被否決了，新的文學作品又遲遲不出現，於是書店就空空蕩蕩起來了。一些所謂的新作品，也都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沒有一點新鮮活潑的氣息和感染力。」他認為：幾個樣板戲應當說是好的，最初人們讚不絕口，但是「現在它演了5、6年了，從某些跡象來看，一些人好像想把這幾個戲代替中國人民的全部文化生活」。

（四）不滿足於當時官方宣傳的社會主義理論，表示了進行獨立理論探索的願望。S在〈總結〉中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學說「還是不完備的，還需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的實踐不夠，在全世界範圍來說還只是萌芽。」「這就給了我們一個繼續前進的任務。」

S談到了「我們的任務」：「林彪反黨集團的出現，驚雷般地震醒了人們，人們又朝着思想的解放前進了一步。舊的武器不能解決新的矛盾，新的武器就要出現了。」

幾個月後，S提出了獨立思考的結果、在他看來是新的理論假說——「幹部是一個階級」。

（3）「新階級——幹部階級」

1972年6月，S在與朋友的通訊中提出「幹部是一個階級」的「假說」，在幾位朋友中引起熱烈的討論。他們以此為中心命題，重新審視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歷史地位等帶有理論性的問題，希望能夠有所突破，形成一個「新理論」。但是，他們以通訊方式進行的討論只進行了不足半年，就被公安人員發現，遭到批判。

他們在通訊中探討了以下一些觀點：[55]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一個「新階級——幹部階級」

這些青年認為：在蘇聯、中國等國家都存在一個與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不同的新階級——「幹部階級」。S寫道：

這個階級的存在是愈來愈被更多的人注意到了。在今天，在所有的真假社會主義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存在着這個階級。這個階級遠遠地高於和脫離於社會的其他成員，處於一種極其特殊的地位，也有它特殊的利益和權力。它儼然成為社會的主人了。

S與Y辯駁時說：

你說幹部有「好、壞」之分，我也承認有好壞之分，但是我們首先清楚，對一個社會的階級劃分只能根據「經濟地位」，沒有其他的標準。好幹部、壞幹部，他們的經濟地位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我們可以用思想來劃階級，那就等於用願望來代替科學了。那是違反唯物主義史觀的。幹部當然有好壞之分，正如資產階級有革命和反動的區分一樣，也正如封建官僚有清官和贓官一樣。我在這裏想要說明的就是幹部和一般勞動階級不是一個階級。

他們以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為出發點，認為蘇聯和中國存在的不僅僅是具有特權的「階層」，而是一個「階級」，一個具有自己獨特財產佔有方式的、獨特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的、與其他社會的統治階級相區別的「新階級」。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基礎的新的階級：「社會主義的發展有明顯的階級分化」，產生階級分化的原因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計劃經濟本身」。因此，他們不贊同把特權階層產生的原因歸咎於外國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和國內舊社會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他們認為根源在於基本制度。

他們使用「幹部階級」這個詞，而不是「官僚階級」或「官僚資產階級」，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個階級不同於私有制度下本來意義的資產階級；而「官僚階級」，不只是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又含貶義，似乎專指「壞官」。幹部階級則是一個中性詞，有助於說明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產物。S對「幹部階級」的概念做了解釋：「我所說的幹部階級，主要是指『高級幹部』。至於這個階級的範圍如何劃，還是可以商榷的。」在分析的時候，他們着重考察制度和社會羣體之間的關係，而有意識地忽略個人、道德、作風等其他因素。

他們力圖從所有制方面解釋「幹部階級」的經濟基礎，提出：現行的所有制「並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國家所有制』。也就是說，生產資料不是屬於全體人民的，而是屬於國家的」。掌握國家的人就掌握了生產資料。「其實，現在的工業勞動，絲毫也沒有超出僱傭勞動的範圍。是國家僱傭制。」「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是生產關係中處於被剝削和壓榨的地位，在工廠，勞動者就變為機器的奴隸。」「一般勞動人民（工人和農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權利，實際上已經所剩無幾了。」S與Y的通訊中談到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搞清楚「社會主義國家與壟斷資本主義的區別」，但是沒有來得及進行。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特殊的階級社會

他們依據中國、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相似性，將其看作同一類社會形態。他們認為蘇聯的生產力水平高，資本主義關係基本消滅，社會主義社會關係及其矛盾發展得比較充分，是比較成熟的、典型的社會主義形態；而中國是初期的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遺留比較多。他們認為，人們當時所謂的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辟」，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成熟的表現，而不應說是資本主義復辟。也就是說，中國只要不改變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向蘇聯的方向發展。「如果非說『復辟』，那麼中國就註定甚至可以說已經復辟了。」

關於社會主義的歷史地位，B在通行的五種社會形態說，即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依次更替學說的基礎上，提出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形式，或曰資本主義在落後國家的必要補充呢？還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一種繼資本主義之後在本質上有根本差別的新的階級社會，第四個階級社會呢？我傾向於後者。」而S似乎傾向前者：「我們目前的生產方式，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生產關係，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

B套用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地位的觀點，提出：「社會主義必勝！社會主義必亡！」「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同以往幾個階級社會一樣，具有兩重性，她對於資本主義是革命的，向上的」。在原來的被壓迫落後國家，社會主義造成了本民族工業的大發展，造就了產業大軍，同時也造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工人階級與幹部階級的階級鬥爭。他認為：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將不是「自行消亡」的和平過渡，而是以階級鬥爭為主要內容的社會革命。顯然，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指蘇聯和中國的現實社會形態，而不是馬克思預言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

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矛盾發展不成熟的條件下進行的一次不成熟的革命

S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新的社會矛盾發生作用而人們對其認識不成熟的情況下進行的革命。B非常贊同這個論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中國的建立還很短暫，舊社會遺留的矛盾，包括地主與農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舊中國統治者與人民羣眾的矛盾，還普遍存在，同時，新的社會矛盾，幹部階級與人民羣眾的矛盾已經產生，二者互相交織。人民羣眾與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實際上是與幹部階級矛盾的表現，但是人們偏偏以為是在反對資產階級的壓迫，反對資本主義復辟。

這些青年的社會交往面和視野十分狹窄，他們沒有讀過湖南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也不知道南斯拉夫有個叫德熱拉斯的前共產黨領導人寫過一本題為《新階級》的書。他們只是相信，他們的探索是合乎事實和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不會是孤立的。S曾經對B說，他們指出的，是一個基本的事實，他們的探討是一股思潮，即使他們不說出來，也會有其他人說出來。確實，類似的觀點在蘇聯、南斯拉夫不斷有人提出，在中國，在當時的知青中也有其他人獨立地產生了這樣的觀點。

文革時的出入證

4 「新階級」思潮個案

「新階級」以及類似的觀點，在上山下鄉時期的青年中是一個思潮流派，也就是說，並不是個別人的孤立的思想。

在黑龍江農場的北京知識青年楊瑞也在1973年前後產生了類似觀點。楊瑞回憶說：1973年她從黑龍江回到家，對父母談到在農場的感想：

你們不知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但勞民傷財，而且製造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人間悲劇！不過我倒因禍得福，的的確確學了點東西，長了點兒見識，只不過這並不是領導所期望的。比如說，我同意毛主席說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依然存在，但這不是地主和貧農或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鬥爭，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間的鬥爭。從上到下的幹部都專橫跋扈，濫用職權，不管是腐敗透頂的，還是尚不太腐敗的。而且一向封鎖消息，製造謊言，其結果我們變成了白癡，變成了跳樑小丑，現在我看到了真相，開始覺醒，我失去了信心！[56]

楊瑞的母親堅決反對女兒的意見，說：「你的想法極其危險，怎麼像一個反革命分子在說話？」但是幾天以後，父親與女兒單獨在城牆上散步時對女兒說：那天女兒說的話，父親有一多半都有同感，黨內鬥爭向來殘酷無情。如果說，種種問題在取得全國政權時，還只是潛伏在體內的癌細胞的話，現在則早已四處擴散了。從此，父女有了新的共同語言。楊瑞的父親和母親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先後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幹部。楊瑞的話是長期觀察和體驗的結論，並非理論探討的結果，卻又是經過認真思考、鄭重其事的，而不僅是發牢騷。

上述參與理論通訊的幾位青年和楊瑞是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方法和觀點分析現實，他們完全不知道，在此之前十多年，南斯拉夫老資格的共產黨領袖吉拉斯（舊譯為德熱拉斯）寫了《新階級》一書，系統地提出了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的批判，提出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成為新的、統治人民的階級。《新階級》在文革前被翻譯成中文，作為「灰皮書」內部出版發行，而這些青年還以為有了新的理論發現。

文革期間《新階級》流落到知青中，對一些人的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在山西沁縣插隊的北京知青魏光齊回憶說：他認真地閱讀過《新階級》，作了詳細的筆記，並且接受了新階級的觀點。他的讀書筆記保存至今。有的青年讀到《新階級》但沒有接受其觀點，例如在內蒙古的北京知青張木生和在山西的北京知青盧叔寧。[57]

知識青年中的「新階級」流派受到毛澤東繼續革命思想的深刻影響，可以說是對毛澤東繼續革命思想的揚棄。在民間思潮方面，它承襲以湖南省無聯〈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為代表的紅衛兵「極左派」的觀點，同時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左翼思潮有相通之處。這一思想流派對於認識現實社會關係具有一定的分析和批判意義，但是提不出改變現狀的可行性意見。

以張木生、蕭瑞怡等青年所代表的政策和經濟體制批判，與以內蒙通訊事件的青年為代表的社會和制度批判，構成了青年思想探討中的互相區別的兩個思想方向。在一些個案中，這兩個方向也常常有交織的情況。張木生讀過南斯拉夫吉拉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但是他認為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關鍵在於採取正確的政策，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提高生產力。上述通訊事件中的青年S也曾對個人崇拜、文藝政策提出尖銳的批評，但是更關注社會關係問題，提出了「幹部階級」的「假設」。

四 關於階級鬥爭、民主和自由的思考

除了政策批判和社會批判，農村知識青年和城市青年的思想探討還涉及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等議題。陝西省蒲城縣青年農民權佳果以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唯階級觀點」等左傾教條。山西省沁縣的北京知青盧叔寧在日記和與友人的通信中，反思左傾政策，期待人民民主和思想啟蒙。上海市崇明縣一位農場知識青年在思想隨筆中寫下了對個人崇拜、出版自由等問題的思考，並將一篇質疑真理階級性的文章抄寫成大字報張貼於上海街頭。這位上海青年的文章反映了青年中的一種思想傾向：不滿思想專制和愚民政策，超越泛階級論的分析框架，要求思想的自由。目前關於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資料尚十分有限，但是從青年思想發展的歷程來看，這位上海青年並不成熟的議論，可以說是重新開啟了青年中的自由主義思想流派。

1 關中農家子弟的理性思考

1968年3月5日，一位北方農民打扮的青年來到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向設在這裏的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遞交了一份五萬餘字的文章，說是要與中央領導交換意見。負責接待的軍人翻看之後，不僅收下了文章，而且扣留了來人。這位青年從此開始了長達十一年的鐵窗生涯。他名叫權佳果，時年二十一歲。

（1）思想的求索[58]

1946年12月，權佳果出生於陝西省蒲城縣農村。父親算是當地見多識廣的人，讀過私塾，做過店舖學徒，種過莊稼，當過兵，舊政權下還當過幾天鄉長，土改時成分劃為小土地出租者，後改為中農，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縣衛生院工作過，在小學教過書，1957年回鄉務農。這樣一個帶有些書香氣息、視野開闊的家庭給了權佳果潛移默化的影響。1953年秋，權佳果開始上學讀書，但因體弱多病，先後休學兩年。1961年他小學畢業，考入初中，恰逢饑荒，僅讀了七個星期，就因「錢短糧缺」輟學回家。

務農的辛勞，使他更加深切地體驗到廣大農民生活的艱難，也發現了社會生活中的諸多不合理現象、共產黨和政府工作中的錯誤。由此，他下決心「改造社會的一切不合理的方面」，「為廣大羣眾謀幸福」，「為人類的幸福而鬥爭」。[59]

出生於識字的農民家庭，權佳果從小就喜愛讀書，回鄉務農以後，繼續保持閱讀的習慣。從1964年秋開始，他常常從縣文化館的圖書館借書。這時他喜愛閱讀古典文學，並深為古代志士仁人的「誠實之情、慷慨之詞、憤激之言」所感動。1965年春末，這類書籍不再外借，於是他轉為借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到1967年10月，他已經讀遍了縣文化館收藏的馬恩列斯著作。

權佳果回鄉耕讀的時候，中華大地上主流意識形態日益走向左傾荒謬，政治運動一波緊跟一波，掃蕩着一切不適合其需要的思想文化。輟學讀書的經歷，使權佳果沒有像進入學校的同齡人那樣受到名為「革命化」實為左傾教條化的思想灌輸，保持了樸素的良知。農村艱苦生活的體驗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相遇，激發出思想的火花。現實政策和主流思想觀念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面前漏洞百出。他相信自己在社會底層的觀察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認為共產黨領導人在一些問題的認識和執行上犯有錯誤。

為向中央反映意見，他從1966年末開始，先後向中共中央寄出九封信及文章，均沒有收到回音。他又向《人民日報》社和《紅旗》雜誌社寄出七封信，僅得《人民日報》社兩封回信。一封稱：有事可以給中共中央寫信；另一封寫道：「已轉請中共中央處理。」無奈之下，這位回鄉青年懷着真誠的憂國憂民之情，帶着幾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稚氣和勇氣，決定去北京和中央領導交換意見。他堅持自己不是上書而是「同中共中央交換關於社會問題的意見」，因為他不是臣子向皇帝誠惶誠恐地上書，而是與馬克思所說的「公僕」平等地對話。從1967年10月至1968年1月31日，權佳果邊寫作，邊研究，邊修改，寫就了五萬餘言的長文，標題定為〈提交中共中央的對社會的認識〉，並附錄一份自傳。

在思想控制日益嚴酷的1968年，進京遞交批評性的意見，不言而喻意味着嚴重的政治風險。權佳果設想了此行可能招致的最嚴重後果，並在給中共中央的自傳中毅然表示：他對政治迫害——「監禁、殺害、各種精神上肉體上的活折磨」，「作好了全面的徹底的準備」，「我是決心為人類的幸福而奮鬥的，我的這個立場是絲毫不能動搖的。」

中央接待站扣留了權佳果，然後押送回陝西蒲城。1968年12月21日，蒲城縣公安機關軍事管制組判處權佳果十五年徒刑，全部罪名來自他提交中央的意見。判決書稱權佳果「歪曲了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大肆誣衊；竭力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否認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攻擊文化大革命。尤其令人憤慨的是，膽敢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進行惡毒攻擊」。

權佳果入獄了。在十五年徒刑期滿之前，中共中央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79年1月，三十二歲的權佳果結束了十一年的監禁，3月接到法院的平反判決。出獄後的權佳果繼續他的人生追求，1984年考入渭南教育學院，後在渭南師範學院任教直至退休。他潛心哲學、倫理學研究，依舊是安貧樂道，被譽為執著的「求道者」。[60]

（2）理性批判的火花

1968年3月，權佳果進京遞交的長文〈提交中共中央的對社會的認識〉（以下簡稱「認識」）[61]根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推演出頗具個人色彩的對共產主義革命和中國現實問題的理論解說，其中具有批評意義並招致政治迫害的，主要不是理論的闡釋，而是對現實政策的批判。

權佳果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強調生產力、生產方式是社會的基礎，社會的進步不是由階級鬥爭，而是由生產力發展決定的生產關係的變革推動的，單靠階級鬥爭本身不能使社會進步。

他將通常所說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制度，稱為「共產革命」、「共產社會」和「共產制度」，以區別作為思想體系的共產主義。他提出：「共產革命」是社會革命，是以共產制生產方式和共產社會代替私有制生產方式和私有社會，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而不是勞動者與剝削者鬥爭的結果。他認為中國現階段在經濟制度方面私有制成分仍佔優勢，生產資料公有和私有各佔一半，勞動力私有，產品為私人所有。而在國家政權和社會管理方面共產成分佔優勢。他認為，中國共產革命的任務是逐步按照共產制方式改造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使生產資料、勞動力和產品全部為社會所有，使社會向共產社會發展。

實現這個任務的方法是逐漸以公共組織單位（國家或曰社會）滿足社會成員的生活要求，妥善安排和供應人們的生活，排除個人單獨謀求自己生活的必要性，而不是消極地單純限制人們不准按私有制方式生活。首先要解決物質方面的問題，而思想和習慣只能逐漸地轉變，要汲取1958年的教訓。同時還要吸收羣眾參加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使共產革命從少數人實行的革命變為由多數人實行的革命。

以上這些較為抽象的論述尚不足以構成強烈的挑戰，導致嚴酷打擊的是權佳果對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的崇拜等具體問題提出的尖銳批評。

傳奇教授權佳果

批判「唯階級觀點」

權佳果文章着墨最多的是批判「唯階級觀點」。當時盛行誇大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歷史作用、處處貼階級和階級鬥爭標籤、事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權佳果稱之為「唯階級觀點」。權佳果批判的這個「唯階級觀點」基本上是毛澤東的觀點，也是長期以來中共黨內及中國社會的主導觀念。

權佳果按照他的理解，對比了歷史唯物主義與「唯階級觀點」，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將社會的發展看作是人類歷史本身，看作生產的發展，看作新的生產方式代替舊的生產方式，而「唯階級觀點」將社會的發展看作階級統治權的更替，看作被統治階級推翻統治階級，然後作為統治階級反過來統治從前的統治階級。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看作生產史、生產發展史，而「唯階級觀點」將歷史看作階級史、階級鬥爭史。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而「唯階級觀點」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階級鬥爭。權佳果不會不知道當時的青年人耳熟能詳的毛澤東語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62]權佳果批判的「唯階級觀點」正是毛澤東這段名言的觀點。

權佳果認為：把共產革命認作階級鬥爭，在目前的情況下強調階級鬥爭是錯誤的。共產革命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把生產關係由私有制變為公有制。他指出：在共產黨取得政權近二十年的中國，已經不存在階級分化的社會條件。他說：「現在既沒有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懸殊，也沒有嚴重的剝削與被剝削。現在人們對於生產資料基本上處於相同的地位，基本上都是憑勞動力吃飯，究竟憑什麼如何樣地剝削着誰呢？誰是剝削者、誰是勞動者呢？階級存在的社會條件究竟在哪兒呢？」

權佳果指出：目前還是按照解放前的狀況劃分階級，即用將近二十年前的狀況劃分階級，他責問道：「究竟憑什麼能在解放前的中國與今日的中國之間劃上等號呢？憑什麼能認為解放前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與今日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一模一樣呢？在這樣的情形下分階級，真是一場滑稽戲。」

權佳果說：根據這樣的階級劃分，實行階級路線，就是將人們分作幾個等級，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按照個人所屬的等級分別待遇。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要看家庭成分，其結果是使階級變成世襲社會等級。權佳果反問道：貧下中農確實翻了身，但是「共產革命就僅僅是被壓迫者翻身對壓迫者實行壓迫嗎？這就是共產社會嗎？這就是人類幸福嗎？」他尖銳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今日實行的階級路線，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路線。」

權佳果認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共產社會代替私有社會的過程。他認為這樣的任務主要靠國家和共產黨的力量逐步推行，但是不能光靠政治法令、更不能靠階級鬥爭。根據這樣的構想，他提出：「在最初奪得政權的時期，鞏固政權便在我們的日常工作中佔主要的位置。政權愈趨鞏固，我們便愈應把力量集中到組織生產與生活上來。現在正是主要工作方針實行這個轉變的時候，可是，我們黨還是在僅僅高喊着鞏固政權。」

權佳果對「唯階級觀點」的批判，敏銳地指出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觀念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差距，他對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以後中國生產方式以及階級路線的質疑和分析也很中肯。他雖然強調按照共產制改造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提出在取得政權之後，應當把主要力量轉變到組織生產和生活上來，這一看法十分接近十年之後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策。

關於社會差別、社會管理、思想革命化

權佳果追求社會的平等，將「財產的公有」和「生活水平的平衡」視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和今日應當逐步爭取的目標。他根據自己的觀察，討論了農民、工人、專業技術人員和幹部四類主要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況的差異，即他所說的「不平衡」。

他說：農民佔人口大多數，生活主要依靠集體單位，即生產隊。生活水平不穩定。為此，國家至少應當設法給貧困生產隊以較大的接濟，進而應當給農民提供與工人相同的待遇，包括享有養老金、生病照常發工資等。

他不滿專業技術人員和幹部明顯高於工農的工資，認為這是人為地造成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對立，是「聰明人對粗笨人實行公開的剝削」。他對幹部的高工資尤其不能理解：「幹部的生活水平一般地高於普通羣眾，在幹部之中，則是級別愈高，生活水平愈高，也就是官愈大，錢愈多。」「幹部過這樣的生活究竟憑什麼呢？憑昔日之功吧，共產革命不是論功行賞，憑今日之勞吧，並未見得比羣眾作〔做〕更勞累的工作。」在他看來，「幹部的高工資比科學技術人員的高工資更沒有道理，這只是造成了生活的不平衡，這只是實行着私有社會的原則，只是製造貧富對立，只是在經濟上也將人分作等級。」權佳果文中所講的「改造社會生活方式」的主要內容就是逐步縮小這種差別。

權佳果還抨擊了社會管理方面的幹部強迫命令和亂指揮現象，認為應當將社會生產生活各方面工作盡可能地交由全體羣眾直接管理，黨對羣眾的領導，應當盡可能以說服的方法去實現。

他質疑當時林彪在軍隊倡導並推向全國的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突出政治、大抓思想，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等工作方法和「破私立公」的口號。他說：「存在決定意識，社會產生思想，環境創造人」，「我們根本的目的和方法不在於思想方面，而在於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方面」。他說道：要求農民「不要為個人，不要圖工分」，喊起來容易，可是不讓人們為自己的生活想辦法，誰來安排他們的生活呢？「在人的頭腦裏大破私字，大立公字，達不到破私立公的目的。要破人思想中的私，首先需破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中的私，要立思想中的公，首先需立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中的公。首先我們應該改造社會環境，思想的改造是會隨環境的改造自然而然地完成。」他還反對按照思想劃分階級的說法，並對共產黨的工作和作風提出了批評。

權佳果從農民的角度提出了社會不公正、不平等的問題，觀點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反映了社會的現實與共產主義理想的顯著差距。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權佳果認為，把主要矛頭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文化大革命犯的一個最重大的錯誤，即把全部問題歸結到一些當權派身上。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首先「揭破了政治家們歷來迷惑羣眾的一些謊言，即民主，羣眾路線，各級政府的權力屬於人民之類。他們現在自己承認了，各種工作的各項政策完全是由我們的幹部老爺的意志決定的。我們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都是由我們的幹部老爺來擺佈的。」但是他又指出：即便如此，糾正問題也不能從個別當權派入手，而應當從當權集團入手，並且問題還不僅在整個領導集團，還有羣眾的容忍態度。因此，權佳果認為共產黨應當提高羣眾的覺悟，吸收羣眾參加管理，從整個社會入手進行改造，剷除個別人犯錯誤的條件和環境，而不是如文化大革命所作的那樣，鬥一批幹部，換一批幹部，再鬥一批幹部，再換一批幹部，如此反覆無窮，社會依舊如故，錯誤依舊如故。他指出：「以這樣的政治家人工製造的運動，無論是文化革命還是社教運動，或是以前以後其他什麼運動，決不會把社會向前推進一步。」

權佳果譴責道：文化大革命一方面造成了羣眾中間毫無原則的殘酷鬥爭，形成了羣眾組織的兩派對立，形成了大規模的武鬥；「另一方面形成無人領導，組織失靈，工廠停工，生產破壞，國計民生，大受損失。試問運動的領導者，這又有什麼價值，有什麼必要呢？」他認為：這兩種結果固然不是領導者故意造成的，但是「事實發展到這種不遂領導者心願的狀態，豈不更證明了領導者方法的錯誤嗎？」權佳果不會不知道媒體反覆宣傳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他的這些話顯然針對着毛澤東等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

反對迷信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對個人崇拜

權佳果在他的文章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學說體系，而不是絕對的真理，因此反對迷信，反對教條主義的態度。他提出：「我們是為了改造社會而學習馬克思主義，而不是為了適應馬克思主義才去改造世界。」

權佳果認為：應當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應對其首先持檢驗和批判的態度。他說道：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社會、關於自然界這些客觀世界的學說，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對客觀世界內部規律的說明，以及由這些而得出的關於如何改造客觀世界的結論。對待馬克思主義，象〔像〕對待其他任何一種學說一樣，應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它既是關於客觀世界的學說，我們首先應該用客觀世界來檢驗這個學說，如果經過我們的分析研究，經過驗證證明了這個學說是正確的，我們就按這個學說的結論去改造世界，如果證明是不正確的，我們就應拋棄這個學說。

他認為後人有責任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固守其結論。他說：在經過分析研究，證明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開始按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時候，也要明白，「馬克思主義是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人的認識是永遠不會和客觀世界絕對符合的，人的認識是不斷接近於客觀真理。這樣，我們就不能以馬克思主義現有的一些基本觀點為局限和滿足，而應根據客觀世界所表露出的新情況，進行新的研究和分析，以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使馬克思主義更接近客觀真理」。

權佳果認為：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應當「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觀點，學習運用它的實質、它的內容」，而「不能簡單狹隘地搬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詞句的奴隸」。

權佳果直言不諱地抨擊對領袖的思想和個人的崇拜。他說：

現在的毛澤東思想，頭頂着神聖的王冠，身穿着法律的外衣，以刺刀和槍炮作為身上的點綴。首先，它是神聖的，它是天生的真理，任何人對它只能服從，不准反對；只能跪拜，不准辯駁；只能歌頌，不准指責。其次，它是以法律和強力作為掌握人、征服人的手段的，對於任何反對它，不贊同它，不歌頌它的思想和行為，都要用法律和強力進行懲罰。

權佳果質問道：「這於掌握羣眾，改造社會，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權佳果進一步指出：比突出毛澤東思想更嚴重的問題是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他說：

現在的情形就是將毛澤東作為神聖，要人們象〔像〕對待聖象〔像〕一樣對他跪拜。我們的一切工作，不是為了共產革命，不是為了人民的事業，而是為了聽從毛主席的話；我們的一切策略方針，不是由於客觀形勢的需要，而是為了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我們的工作中實行着這樣一條原則，即不問青紅皂白，不講去從由來，不問什麼目的，不講什麼原因，只要是毛主席說的，我們就堅決照辦，誰要是膽敢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他的狗頭，就要堅決打倒他。

權佳果感歎道：「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到了前無古人的、曠古未有的、史無前例的空前地步。」「這種個人崇拜最嚴重地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最嚴重地損害了我們的革命事業。」

這是為中國人民和共產主義事業深刻憂慮的肺腑之言，卻是不能為當政的共產黨領導者所容忍。講出真話，個人會遭滅頂之災而中國或有轉機，不講真話、隨聲附和，個人可以一時免災而長夜漫漫無期。權佳果選擇了講真話，他與那個時代講出真知灼見的勇敢者一樣，走入了苦難的煉獄。

權佳果的思想走在時代的前列。他的突出特點是以小學畢業的學歷、回鄉知識青年和農民的社會身份，在整個社會被捲入政治漩渦難以自拔的時候，在遠離政治喧囂的農村進行着理性的思考。與他同齡的一代人，大多深受毛澤東的思想影響，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泥沼，而失學的權佳果卻得以保持着那個年代稀缺的樸素良知，從思維到文風都很少狂熱和偏執的時代通病，而顯得平和、理性、堅定。他的文章以思想批評見長，兼及政策批判，對社會不平等亦有抨擊。可以說，權佳果具有天生的理論素質，是難得一見的農村青年思想者。他以社會底層的觀察和體驗為根基，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批判現實（包括批判毛澤東的錯誤）的思路，後來為許多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所繼承，構成了一代思想者的共同特徵。就目前所見的資料而言，權佳果的文章是標誌青年思潮新階段的成文最早的文獻之一。

權佳果教授老年照

2 質疑林彪、反思左傾、期待民主和啟蒙

盧叔寧是從北京到山西沁縣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在艱辛的勞作之餘，他潛心讀書，思考國家命運，質疑林彪極左表像背後的政治圖謀，反思黨內左傾路線，期待民主和思想啟蒙。他未曾公開自己的觀點，只是將思想心得寫在日記裏，審慎地與可靠的朋友進行探討，有幸避開了被查獲被迫害的命運。雖然在親人壓力下，他焚毀了部分日記，但是仍有殘篇保留至今，成為思想史的資料文本。[63]

（1）讀書、思索、日記

盧叔寧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高三年級。他的父親是一位在國民黨政府做過官的知識分子，其官職達到了劃定「歷史反革命」的標準，文革初期不堪凌辱而自盡身亡。這樣的家庭背景使盧叔寧只能參加造反派。他曾經在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主辦的小報《教育革命風暴》作過一段時間的主編，之後便淡出了政治運動。[64]此間，他萌生了對林彪和運動中一些做法的懷疑。

1968年底，盧叔寧到山西省沁縣農村插隊落戶，同時繼續學習和思考社會和政治問題。他回憶說：「在這個小小的不足百人的山村裏，我一面有意識地用超強度的勞動磨煉自己，一面抓緊點滴時間讀書。那時讀書真是很苦很苦的，一天繁重的勞動，一日缺油少鹽的三餐，使人疲憊困乏不堪，但我仍在只有三條腿的歪斜的桌子上，伴着一豆油燈讀至深夜。」

至於所讀之書，盧叔寧說道：「當時只號召讀毛著，我偏偏要讀馬列、讀能搜尋到的一切有關政治、經濟、哲學、文學、外語方面的書，還有得以倖免於灰燼的魯迅的書，一本偶得的古文觀止，其中韓、柳、蘇等對歷史事件人物的駁議臧論，也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尤其是魯迅，他是我生平唯一敬重的人。」

他讀馬列主義的著作最初是讀文章單行本，後來買了四卷本馬恩選集、四卷本列寧選集。在哲學方面，讀艾思奇寫的通俗哲學讀物。在閱讀文史典籍的過程中，他感到中共黨內鬥爭簡直就是歷史的翻版。錫蘭（現在改名為：斯里蘭卡）作家特加・古納瓦達納的著作《赫魯曉夫主義》對盧叔寧批判林彪產生過影響。

盧叔寧說：「我的讀書，目的性是很強的。就是為了對當世進行研判和剖析，並且把這一剖析記載下來，這便成了我日記的主旨。」盧叔寧的日記所記的，幾乎全是所思所想，所以他認為稱其為「日思」更為妥當。

盧叔寧的日記中記下了他對林彪的懷疑和批評，對中共黨內鬥爭及其他社會政治問題的分析和評論。1971年冬季，他的母親和兄長偶然見到他寫給朋友的大膽議政的信件，恐慌至極，於是哭訴、乞求，使得盧叔寧不得不將帶回的部分日記燒毀。

盧叔寧的思想探索基本是單槍匹馬地進行的，但是也十分審慎地與在北京和山西的一些可以信賴的好友通過聚會、通信等方式進行交流。當時在沁縣插隊的有一批來自北京師大一附中和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等重點學校的思想活躍的知青，在一個不大的範圍內保持了讀書、探討、爭論問題的氛圍，並且沒有被公安部門知曉。

（2）對林彪的懷疑和批判

林彪替代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政治安排。然而，林彪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不遺餘力、違背常理的吹捧，以及他的政治作為，先後引起一些青年產生了警惕和懷疑。盧叔寧比較早地對林彪懷疑並且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判。

盧叔寧對林彪的懷疑和批評，是從反感林彪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開始的。1967年12月22日盧叔寧在日記中寫道：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學習，「應當表現在積極的學習工作上，化為力量和物質，而不是表面的形式主義，更不是空浮的喊叫與稱頌。」「一切教條主義都是我所反對的！一切形式主義都是我所反對的！一切阿諛奉承、吹吹捧捧的資產階級政客作風都是我所反對的！」幾天以後，12月25日，盧叔寧日記中記下了對這種極端吹捧的政治動機的懷疑，並提到了林彪的名字。

當時在青年中流傳錫蘭作家特加・古納瓦達納的著作《赫魯曉夫主義》，書中揭示赫魯曉夫在蘇共黨內從吹捧斯大林到反對斯大林的政治權謀。盧叔寧閱讀過這本書，並且受其影響。1968年春，[65]盧叔寧對林彪的反感已深，與同班同學牛德龍寫了批判林彪的文章，大意是說：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應只重老三篇，更重要的是《實踐論》和《矛盾論》，否則就是愚民政策；其次，對這麼多功勳卓著的老幹部被打倒感到無法理解和認同；最後，提出了對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的言論和作為的懷疑。他們避開熟人，到陶然亭、天壇公園去複寫並準備散發。不久，盧叔寧隻身去東北，待他從東北返回時，得知牛德龍因擔心招致迫害已經將文章原件和複寫件銷毀掉。[66]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確認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林彪政治地位得到強化，盧叔寧對此憂慮重重。4月1日九大召開的當天，盧叔寧在日記中寫道：「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血的沒血的從宮廷內到全國各重要機關的大規模政變，是一次政權的徹底清洗和更換，是一場複雜交錯的政治大運動。其所以複雜就因為不僅包括了野心家的禍心所至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的活動，而且其中又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在內。」4月6日日記寫道：「個人崇拜窒息人的思想，麻木人的靈魂，壓制人民的創造性。」九大「是一個吹捧肉麻的大會，一個虛偽的大會」。

盧叔寧反感日甚一日的個人崇拜，他在九大閉幕不久的日記中寫道：「毛主席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把自己溶於民眾之中，他了解人民，人民也了解他。」「如果把任何一個偉人或領袖抬到一種程度：凌駕於一切之上只可仰視膜拜頌揚，這實際上是把他與人民分開，抬離於人民，舉之以『神』的高位尊供於天，從而達到疏離領袖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的目的。這是一種對領袖似仰實抑的最好方法，也是最巧妙最惡毒的方法。」（1969年4月23日）

關於九大以後中共高層的權力關係，盧叔寧認為林彪假作擁護毛澤東，對文革小組派玩弄權術，以實現其政治野心；盧叔寧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多有貶斥；他愛戴周恩來，但也對周恩來在運動中表現的妥協感到失望和痛心。九大閉幕後不久，4月16日盧叔寧寫道：

現在中央實際是兩個派系：一個是以毛主席為首的文革派，一個是以林為首的軍人集團。現在這兩派還都在擁護毛主席的口號旗幟下合作着，但這是不能長久的，這只是這場運動的一個暫時的歷史產物，是個混合物。因為有毛在，因為對劉鄧（包括一切被打倒的上層人物）的共同利益使他們暫時能坐在一個主席台上。可以預料，這是不能長久的，這不是這場運動的最終目的和結果。不少人還會在今後成為一個個犧牲品替罪羊。而可能性大的，幾乎可以肯定的結果是以文革派的失敗而告終。現在是有毛在支撐着他們，一旦毛百年，中國政界必將又發生一次震動，那就是對運動與歷史的重新估價。（1969年4月16日）

盧叔寧曾經向知青朋友講過關於文革派與軍人集團不會長久合作的論斷。一年多以後，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的衝突，應驗了這個預測。但是由於毛澤東的支持，倒台的不是文革派而是林彪軍人集團。盧叔寧所預料的毛澤東百年之後文革派以失敗告終、中國政界發生大震動以及對運動與歷史的重新評價，最終在八年之後的1976年成為事實。

盧叔寧日記裏的記述說明，他不再以報刊或中央文件為思想的依據，而是獨立地對政治形勢做出自己的判斷。他身處偏僻的晉東南山村，在信息十分缺乏的情況下，憑自己的觀察，以自己的頭腦，作出了有相當深度的分析，他對黨內主要政治勢力的分析和評價、林彪與文革派矛盾和鬥爭的洞察和他們「不能長久」合作的判斷，以及毛澤東百年之後中國政界大震動和將對歷史重新評價的推論，均為後來的事實證明是令人驚歎的真知預見。

（3）探究黨內鬥爭根源，着重批評左傾錯誤

1971年10月，盧叔寧得知林彪出逃墜機身亡的消息，興奮不已。他寫信給曾經與他一道批判林彪的老友牛德龍，訴說心中的喜悅：「中國得救了，毛主席得救了，這是我聽到這個驚人的消息後的第一個念頭。好像一下子在無邊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無邊的深淵中得到了拯救。」讓盧叔寧激動的，首先是中國得以驅散林彪集團這一政治陰雲，同時也是自己的觀察和預言得到了證實。他寫道：「我們都以極大的喜悅和憤恨之情聽到這個信息，我們同時以更欣喜和焦急的心情期待着我們的黨、國家進入一個嶄新階段，我們國家的各級領導我們的政策（工農業、文化、教育⋯⋯）以及各項工作、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會起巨大的變化⋯⋯」[67]

林彪出逃墜機身亡

林彪事件之後，他繼續以「清醒的而不是麻木的觀眾」的立場，進行觀察和思考。在1971年10月至1972年7月的日記及與朋友的通訊中，盧叔寧寫下了對許多政治問題的思考，如林彪的政治得勢和失敗的戲劇化過程、中共黨內鬥爭、政策得失、林彪勢力的社會根源以及防止類似問題的再次發生等問題。盧叔寧解釋說，他這樣做「一方面是為自己的思想作一個總結，更主要的是以此為看第二幕作好準備」。顯然，他認為鬥爭沒有結束；同時他不認為自己能夠對政治發生什麼影響，不打算直接介入政治鬥爭，他的重點是梳理思想。

盧叔寧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出發，認為僅僅從政治的因素分析林彪產生的原因，是不夠的，應當探究政治鬥爭背後的經濟原因，並由此提出：中共黨內鬥爭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在經濟落後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

他在日記中寫道：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共黨內鬥爭的中心問題是在經濟和文化落後的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其根源是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的「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

盧叔寧認為中共黨內因為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分歧而形成「穩健派」和「激進派」。

他歸納了「穩健派」的建國方略：「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有這樣眾多的仍和落後的生產力相聯繫的農民。因此，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應當也不能是急進的。工業的步調應當是穩健而相協調的。工業發展的速度決不能離開農業的步速過多。⋯⋯」盧叔寧進一步分析道：「穩健派」當中的左翼「是在正確地掌握社會主義原則，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前提下，針對中國的現實而認為應當穩步地前進」。而「穩健派」的右翼是主張：「中國的發展應當取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道路，在社會生產力創造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後再搞社會主義革命。」

他接着歸納了「激進派」的主張：「生產力應當而且是可能在更快的速度上得到發展的。無論是中國的需要還是世界發展形勢的要求，都需要我們以巨人的步伐前進。所以他們強調突出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在徵稅、徵糧、勞動力的安排上都認為農業應當無條件地服從工業，一切為重工業的發展服務。⋯⋯在農業上則應當盡量快地集體化以至全民化。」他認為「激進派」中的左派「主觀上是要革命的，他們面對中國的現實心急如火、憂心如焚，急於在很短時間內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急於在中國早日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但他們是主觀主義者，⋯⋯把應當幹但只能在今後才能動手幹的事，今天就動起手來。」而「激進派」的另一翼是「帶引號的左即極左派。或者說穿了是兩面派、反革命派」。

盧叔寧既不贊同他所謂「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發展」道路的極端穩健派，也反對極端激進的極左派，並着重批評極左派。他提出了建國以來二十餘年，「尤其是後十年」黨內鬥爭的重要教訓：

（一）過分強調了上層建築領域的鬥爭，從而相對忽視了產生這些鬥爭的基礎原因。

（二）過分強調了政治與思想的作用，從而相對忽視了政治、思想不過是經濟、生產力的一種反映。

（三）過分急於用先進的思想一下子使中國來一個巨大的改變和革命。使中國得到快速的發展，使人的精神面貌出現一個根本的轉變，從而相對忽視了中國落後的生產力的影響，忽視了落後生產力以及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的影響，也就是說，過分強調了阿Q要革命的積極的一面，而相對忽視了落後勢力以及封建奴役在他的身上打下的深刻的烙印。

對於當時爭論的批判林彪路線是批「左」，還是批右的問題，盧叔寧明確地認為林彪的路線是「左傾」、「左傾機會主義」，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右傾。他指出：「『左傾』者的理想之路是虛偽的，是騙人的招牌。」

1973年4月，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一方面我同意林的路線實質是右的提法，但更主張應將其特殊的表現形式揭示出來加以分析」，而這個特殊的形式就是「左傾」。[68]他在日記中以很長的篇幅，以林彪為靶子，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猖獗的種種極左作法，包括在思想、政治、文藝、教育等方面，做了相當全面的揭示。

在這封信裏，盧叔寧對林彪倒台以後主要應當批「左」還是批右的爭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一位朋友W對黨內鬥爭的分析和應當反對右傾「逆流」的看法，他分析道：「羣眾的反左並不是要倒退，這裏的左是林彪路線的表現形式的『左』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左。」文化革命原是要打破保守開創新的道路，「但結果呢？新路並沒有開創出來，由於林（指林彪——引者注）的干擾，在一些方面反不如舊的東西，這勢必造成人們對舊事物的留戀、勢必相反地鞏固了舊的保守思想，羣眾覺得舊的東西似乎比不定型的『新的』東西更好一些。」羣眾「認為那虛無的蜃樓還不如那可以安住的瓦舍」，「不能怪羣眾的落後和無知」，「相反證明了羣眾的清醒、唯物的偉大。」盧叔寧不同意W對保守「逆流派」的批評，而為主張恢復文革前政策的「逆流派」辯護。他說：

文革前的一切並不是可以一概取締的（它們正確與否又當別論），實行了以前的東西並不等於是復舊。⋯⋯老幹部不一定都是保守的，逆流派他們在許多地方是正確的。他們代表了老一輩中堅定的一派。他們不是要把中國拉向倒退，而是看到一些人把千百萬人用鮮血生命換來的革命果實當作自己的賭金而痛心並起來反抗。

林彪事件之後，青年中出現了思潮紛紜的現象，社會主義到底有沒有優越性、有多大優越性的問題一再被提出。1973年2月，盧叔寧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看法。他堅持社會主義具有優越性，但是反對通過「思想改造」、「破私（割尾巴）」、「時隔幾年一次的大整風、大運動，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鬥爭」等強制性的方式使勞動者保持「積極性」。他認為：「現在勞動者的積極性不高（公認的事實）其原因也只能歸結於現在的分配方式是不先進的，是不利生產力發展的。」他的這些思考偏重於政策批判，而不是制度批判。

盧叔寧把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作為中共黨內鬥爭的中心問題的觀點是非常有見地的，也是實事求是的。他着重批判「左」的政策，對林彪極「左」派的揭露具體而生動。與之相比，他對應當採取怎樣的正確政策則講得籠統。例如對當時知識青年中普遍議論的農村自留地、自由市場政策等具體問題，至少在他已經發表的日記裏沒有做清晰的分析。盧叔寧應當知道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所提出的「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但是仍然運用它來解釋黨內政治鬥爭，表明他正在擺脫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轉而到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中尋找思想武器，回歸以中共八大為代表的務實的思想傳統。

（4）人民民主和憲法

林彪倒台之前，盧叔寧主要從反對政治野心家篡奪黨的最高權力的角度思考林彪的問題，林彪葬身荒漠之後，盧叔寧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中國怎樣才能盡量避免或杜絕像林一樣的禍害呢？」並由此談到人民民主的主張。[69]他從毛澤東思想當中尋找理論武器，從堅持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作風」[70]，即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眾、批評和自我批評，引申出健全人民民主的要求。

盧叔寧認為：「現在，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人民民主的國家。」國家的任務，一方面是「加強專政機構即國家機器」，另一方面是「加強國家的民主機構、健全國家的民主制度」，「二者缺一不可，不可稍有偏廢。」他特別指出：在專政和民主之間，專政很少會被忽視，而民主則往往遭忽視，因為當權者不會忘記強化自己的權力，而會害怕民主會動搖政權。因此，盧叔寧強調民主，並提出了保證民主制度健全的必要措施。

「首先，要有一個人民民主的憲法。這個憲法應當是由下而上制訂〔定〕出來的。它應當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同時又根據中國自身的特點以及需要，再借鑒外國的經驗加以制訂〔定〕。」盧叔寧強調：「即成的憲法應當成為全中國每個公民的『約法』，應當具有完全的法力和約束力，而不能使其成為一紙娓娓動聽的空諾。」

他認為：憲法應當包括的重要方面，「第一便是普選權。人民應當有選舉符合自己利益、能代表人民而又為人民擁戴、熟悉的代表的權力〔利〕，同時又有罷免那些不稱職的代表的權力〔利〕。這種普選應當得到切實的實行，防止幕後政治、宮廷政變。更要防止將普選變為一種表面的形式，當成一個純粹的投票機關」。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舉行過人民代表的投票選舉，盧叔寧的這些話，是既寄希望於普選，又要防止文革前實行的選舉方式的弊病。

盧叔寧接着談道：「其次，憲法應當保證人民有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的權力。」「這主要靠報紙、電台、書籍、⋯⋯即輿論界來完成。報紙應當反映人民的聲音。」盧叔寧1972年7月的日記寫到這裏，標上了「（待續）」二字，但是沒有見到後續的探討。究竟是盧叔寧當時就沒有進一步展開，還是相關資料遺失，連作者本人也記不清楚了。這是令研究者十分遺憾的事情。[71]

從上述論說看來，盧叔寧關於人民民主的思想來源於文革前，尤其是中共八大中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其前提是堅持階級的民主觀，即認為民主有其「歷史性」和「階級性」。他關於憲法的議論也大致不出中共八大路線的思想範圍。

1973年4月，盧叔寧在一封談論政治思想的信件中，針對一位朋友W加強專政的主張，再次強調民主的意義。那位朋友認為：應當依靠革命專政去限制社會差距肆意發展，限制掌握權力的人把權力變成謀私利的工具，同時限制羣眾中的自發傾向和無政府主義，並號召學習，實現思想革命化。盧叔寧對此提出異議：「現在要『強化』的正是其（指專政——引者注）相反的一面：人民民主。只有充分發揮人民民主，特權就無以生存，人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就能充分調動起來。」盧叔寧就W提出的反對特權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林（林彪——引者注）之類的人得逞，我們的社會就不再是人民民主制度，而是一小撮特權分子借人民的名義對人民民主的專政。」在他看來，劉少奇和林彪「雖各自扮着黑臉和紅臉，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為了達到維護和保障其特權統治」。他指出：「揭露消滅特權惡症的主力軍不是別人，正是被特權所唾棄所剝奪的最廣大的勞動者。」

盧叔寧所要求的人民批評監督政府的權利，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是民間思潮和民眾運動中一再提出的要求。文化大革命曾經以政治運動，而非法治化的「大民主」激發了羣眾政治參與的狂熱，按照最高領袖的意志去批判黨政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但是很快造成了全面的動亂。三年後，這種作為政治工具使用的「大民主」、似是而非的對領導的批評監督也化為烏有，代之而起的是新貴實行的嚴酷思想控制。盧叔寧關於民主的思考（片段），沒有重申大字報等「大民主」方式，而轉向憲法尋求對人民民主權利的保護，這是一個進步。相對於文革的混亂和思想恐怖統治，文革前的人民民主觀念重新具有了啟發意義，然而中共八大的人民民主觀念是人民民主專政（或曰無產階級民主專政）[72]的一個側面，其理念和實踐是歐亞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石，如何在其框架下切實保障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權利，避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通病，盧叔寧似乎沒有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

盧叔寧有過造反派的經歷並且其社會地位始終處於「體制外」，但是他反感黨內極左的林彪集團，批評文革派的政策主張，在中國發展的路線政策問題上轉向同情黨內務實派的老幹部，在思想上靠攏中共八大路線，逐漸靠近文革前務實的路線。與此同時，保持着對「特權」的批評態度和對民主的嚮往。這是文革中一批青年的思想軌跡，在現有可供引用的文字資料中，盧叔寧的日記和書信是較早出現的文本，其後類似的還有廣州李一哲和四川萬縣馬列主義研究會等青年思想者的論說。

盧叔寧1972年至1973年在山西偏僻山村裏思考林彪事件的歷史教訓、林彪路線的左的錯誤、人民民主和憲法問題的時候，遠在千里之外的廣州「李一哲」小組的青年也在思考着相似的問題。盧叔寧完全不知道李一哲的觀點，甚至在〈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轟動羊城、驚動京城高層的時候，盧叔寧仍然對它一無所知。他沒有足夠的信息渠道。而廣州的李一哲們，也不可能知道晉東南鄉村一位知青寫在日記裏的觀點。專制主義造成了思想的封閉和隔絕，然而在同一時代，在相似的社會政治和思想的環境下，互不相知的人們會自發地產生類似的思考，呈現出規律性的思想發展進程。這是文革青年思潮展現出來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

越來越多的知青開始接觸新文化

（5）期待思想啟蒙運動

盧叔寧不僅從政治和經濟上，而且從思想上分析林彪思想體系的基礎，指出封建專制文化傳統對中國人民的思想影響，思考了思想啟蒙——這一個在文革後為中國知識分子廣泛討論的問題。這是盧叔寧思考的一個獨特視角，受到魯迅思想的深刻影響。

盧叔寧指出：「林的思想體系在中國的根基是很深的。落後生產力造成的國民文明素質不高，以及愚化教育等為這些極左的東西能夠肆無忌憚地橫行造成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如果說蘇聯等現代修正主義帶有較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的話，那麼中國機會主義者們的臀部都蓋有老深的封建大印。」

1972年11月11日，盧叔寧寫長信回應朋友關於啟蒙運動的議論，他在信中寫道：「你提到啟蒙運動，細究起來中國何曾有過啟蒙運動呢？相反有的是蒙昧時代。自然啟蒙也是有過的，但一旦啟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擊的王位寶座時，啟蒙者就變成了蒙昧者，啟蒙運動也就為蒙昧的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的革新者一變而成為了王族、幸臣、侍從。」[73]在這裏，盧揭示了中國自五四思想啟蒙運動直到七十年代初思想領域的一個重要現象，其針對性很清楚，是向着那些曾經有過思想啟蒙者的形象而當權後實行愚民政策扼殺思想探索的意識形態管控者。

盧叔寧特別推崇魯迅對中國人國民性，尤其是對人民自己的弱點所進行的剖析。他寫道：「中國也不是沒有真正的啟蒙者，魯迅便是唯一的一個。」「魯迅第一個不僅揭露了統治者的醜惡真貌而且第一個更深刻地將自己所深摯熱愛同情的人們的被愚弄被歪曲被壓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揭示出來。前者的揭示不是由魯迅開始的，⋯⋯而後者的揭示卻是魯迅獨得的偉大。」

他在信中說：

我認為，認識統治者的罪惡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是較明白的事。而讓人民認識自己，則更重要得多。啟蒙運動的意義目的，我看就在於讓人民認識自己，使人民成為一個自覺的社會成員，而不是一個盲目的人類生存者。從這裏我們可以找到一個識別一切統治者的標準。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們的視聽、卻將自己裝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統治者是騙子強盜。不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認識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為自己的自覺的主人者是人民真正的代表者。魯迅在揭露阿Q的瘡疤的時候似乎比那些說阿Q的瘡疤有獨特之美的人要遭到他人的（甚至阿Q本人）的責駡。但是真正愛阿Q的不是後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魯迅。

當時主流宣傳盛行把工農兵羣眾當作政治工具，按照政治的需要把人民、工農兵抽象化、政治化、神化，同時予以愚弄。盧叔寧的這些議論揭露了這種作法的虛偽實質，對於今天的人們仍是富有啟發意義的。

由正視人民思想的局限和愚昧，盧叔寧引出了啟蒙運動的迫切需要，期待着思想的解放運動。他感歎道：「中國人王權思想太重。就是受不了王權壓迫的農民奮起暴動，也仍逃不脫王權的束縛。」「同時，王權思想的另一面，則是奴化思想。這是中國人最突出的兩個方面。」（1973年11月11日日記）

由此，他提出了思想啟蒙的任務：

中國因為文明的落後、教育的不普及（更遑論教育的實質）尤其需要廣泛深入的啟蒙，而且決定了這種啟蒙的長期性、艱巨性。如果說中國未曾有過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是一個遺憾的話，那麼能夠進行更深刻廣泛得多的無產階級啟蒙運動就不僅是可以補前者之不足，而且可以是一次社會思想的飛躍⋯⋯[74]

他所思考的思想啟蒙問題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形成中國思想界的強大呼聲，但是幾乎沒有人知曉，在黑暗依然濃重的時候，有這樣一個青年做過這樣超前的探索。2001年，在魯迅研究領域享有盛譽的錢理羣教授在讀到了《劫灰餘編》之後，為這「被埋沒、被遺忘的文字」寫了激情洋溢的評論〈二十九年前的一封信〉。錢理羣稱盧叔寧們的思考是「那一代民間思想者經歷了『文革』的磨難，經過艱苦的獨立思考與探索（在那個時代做這樣的探索是要冒生命危險的），重新確立的思想與價值理念；是他們對即將到來的中國思想啟蒙與解放運動和社會變革的一個理論的設計與期待。」「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文革』期間達於極致的思想與輿論控制，使得這裏所進行的思考與理論成果，只能以私人通信的方式在極少數人中流傳，而不能及時地轉化為社會思想財富，以致在『文革』結束以後，我們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過這樣的思考，無法在前人已經達到的高度繼續前行，而不能不『一切從頭開始』。」錢理羣從魯迅研究的角度給予盧叔寧高度的評價：「這將是魯迅接受史、『文革』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它標誌着，穿越『文革』的民族與個人的苦難，中國的民間思想者對自己的精神同道魯迅的體認，所達到的時代與歷史的高度和深度。」[75]從社會與政治思潮的角度看，盧叔寧的思考同樣是那個時代青年思想者有代表性的先鋒。

3 呼籲言論和出版自由

1972年5月12日，一位青年人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貼出一張大字報〈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認為真理是沒有階級性的，並質疑1966年《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76]大字報的作者寫下了真名實姓和地址。大字報早晨六點之前貼出，到下午兩三點鐘被撕去，在黨內極左勢力掌握的上海，沒有激起多少思想或政治的波瀾。

2003年，當年大字報的作者已經移民美國，他有感於文革思潮研究的狀況，化名「不平」，在美國編輯出版了題為《挑戰毛澤東》[77]的文集。文集的序言〈一篇大字報的前前後後〉講述了這篇大字報問世的往事。文集不僅再次發表那張曾經張貼過的大字報〈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而且收錄了他在1967年至1972年撰寫的不為人知的十二篇文章，為讀者提供了了解那個時代青年思想的珍貴文字資料。[78]

這本文集的著者「不平」，顯然是化名。對此，「不平」在他的出版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誠懇的表白：「作者不希望讀者過多地猜想：本書作者的真人是誰，不過希望讀者能夠了解文化革命中曾經有過的一種思潮，理解文化革命中一個青年曾經有過的思想、願望、意志、勇氣和膽略，就如同作者看待自己的昨天。我想，與其說這本書，這些文章是屬於作者的，倒不如說它們是屬於那個時代的。」

有鑒於此，本書只能暫且稱這位在文革中寫下自己思考成果的青年為「不平」。

（1）「不平」其人其事

1966年，「不平」是上海市一所中學的66屆高中學生、工人子弟，但是父親歷史上的某個問題，使他沒有能加入共青團。文革開始，他對運動也很關心，曾到北京串連，但是看到一些非人道的作法，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產生了疑惑和某些否定的想法。1967年4月至5月間，他一度回校參加教學改革的活動。1968年，他中學畢業，到上海崇明農場做農工。

在學校和農場，他閱讀了一些書籍，包括青年毛澤東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文章、1957年「鳴放」時期報刊發表的文章（包括右派言論）、魯迅全集，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一些著作，除此之外，很少閱讀西方的著作。「不平」後來對現實的批判性思考，不是受西方思潮的影響，而是「土生土長」的。

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印刷處舊址

在閱讀的同時，「不平」把自己的一些隨想寫下來。對於這些顯然不合官方主流口徑的文章，他只能自己保留下來，希望將來有機會面世。1969年「不平」將自己的五十三篇文章彙集起來，命名為《肥田集》，表面意思為文章供批判所用，實際是自我保護的障眼法。「不平」回憶說：這些文章的主要話題有三個：反對個人崇拜、論革命、談階級性，「大致上可以說，我的文章從反對個人崇拜開始，而以爭取自由、平等為終結。」

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不平」再次整理《肥田集》，從舊稿中篩選出若干篇，補充了林彪事件之後寫的文章，共十二篇文章，準備陸續發表出去。「不平」回憶說：這時他的思想更清晰了：中國最根本的一件事是爭取言論自由，要為中國人民爭取言論自由，爭取一個可以自由討論我國根本問題的環境。

「不平」決定把《肥田集》裏的第一篇，也是政治敏感度最低的一篇〈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張貼出去。為防止可能發生的不測，他把多篇文稿託付最可信賴的兩位朋友保存，自己只留下準備張貼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的底稿。1972年5月24日，「不平」將〈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抄寫成大字報，共二十二張紙，張貼到上海市人民廣場，同時郵寄一份給上海《文匯報》以供保存。

這篇大字報貼出以後，沒有引起公眾關注，亦未遭到官方的嚴厲懲罰。事發以後，農場召開批判會對「不平」的觀點進行了批判，此外沒有多做追究。「不平」事後聽說，上海市委為此事做了指示：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思想教育為主。「不平」的印象是：無論是當時的政府，還是當時的羣眾，對這篇大字報的看法是一致的：這是一個青年，在當時的環境下思想上有點不通，有點鑽牛角尖，僅此而已。甚至三十年後，還有朋友不解地問作者：真想不通，你當時為什麼寫了這一篇大字報；你這個人真是一個謎。

一切如同「不平」回憶時所說：「大字報貼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像一隻大雁飛來了，又飛去了，甚至沒有留下一點音響。」究其原因，大概是大字報的政治敏感性不高。大字報探討「真理是否具有階級性」這樣一個哲學理論命題，未涉及林彪倒台以後人們關注的政治和政策問題，也沒有涉及百姓的現實利益，難以引起一般民眾的反響。大字報挑戰《人民日報》社論的觀點，但那是六年以前的社論，政治敏感性已不再強烈。加之大字報言詞謹慎、隱諱，更是遮掩了挑戰者的色彩。正如作者所說，當時出於自我保護的考慮，將自己包裹得「像個核桃」，難怪別人不知所指。作者自我保護的意識與要說出自己觀點的願望同樣強烈，以致此舉像是在主旋律整齊劃一的齊唱中，冒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聲音，但是這個發出不同聲音的人卻戴上了口罩，以致人們聽不明白他到底唱的是什麼，只知道他沒有順從指揮的意圖。這是那個思想恐怖時代的奇特現象。

三十年後，十二篇舊文由作者以「不平」的筆名輯集出版，撥開了那個「核桃」的堅硬外殼，披露出思想專制統治下，一個青年思想活動的個案資料。從文字上看，文集所呈獻的幾篇文章是可信的，並且具有思想史的價值。

「不平」的文章，包括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對「泛階級性」的批評和對思想自由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不平」關於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論述，是現有資料中最早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始文本，可以說標誌着一個有代表性的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在這一代青年中的萌生。至少就筆者所見是這樣。

（2）挑戰個人崇拜

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蘇聯、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共產黨都出現過的歷史現象。文革前，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根深蒂固，到文革期間達到狂熱的程度。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以鼓吹對毛澤東個人崇拜著稱的林彪與江青集團的張春橋發生衝突。毛澤東支持張春橋，嚴厲批判陳伯達以及林彪集團的幾位將軍。會後，毛澤東開始着手削弱林彪勢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個人崇拜應當「降溫了」，同時又說「總要有點個人崇拜」。[79]

1971年11月15日，「不平」就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寫了〈論個人崇拜〉[80]一文，毫不含糊地反對個人崇拜，不僅一般地批評個人崇拜，而且駁斥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觀，反映了林彪事件之後青年突破思想藩籬的時代特徵。

「不平」堅決地反對個人崇拜，要求停止個人崇拜，而不僅僅是毛澤東所說的「降溫」。「不平」指出了人們思想的變化：「個人崇拜持續多年」，但是沒有人承認，現在毛澤東提出了，引起了人們正視：「原來我們在搞個人崇拜。正如一池子的水開始聞到了自己的臭味。」「承認了中國有個人崇拜之後怎樣辦呢？」毛澤東的說法是：「應當降溫了」，而「不平」斷然答道：「不，我看是應當停止了」。「降溫，就是說，還要繼續搞下去」，對於個人崇拜，「承認了就要改正，改正就要痛痛快快地改正。不要吞吞吐吐，搞改良主義。」

「不平」駁斥了毛澤東所謂美國人也有「個人崇拜」，並以此為中國的個人崇拜辯護的說法，正確地指出：中國、蘇聯的個人崇拜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個人的崇拜有根本的不同。

「不平」辯駁道：在美國，確實總有一部分人崇拜某個人（例如總統、州長），但也允許其他人不崇拜，「允許別人喊打倒總統打倒州長的口號」。在那裏，「誰會開動宣傳機器，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呢？誰會宣佈自己的話句句是真理的呢？誰會把批評自己的人打成反革命，剝奪自由，送進監獄甚至送上絞刑台呢？」

「不平」揭示了個人崇拜的醜惡表現：

什麼是個人崇拜，就是開動宣傳機器，宣揚成績，掩飾缺點，把功勞歸於自己，把缺點推給別人，擴大自己在歷史上的作用，把個人神化，變成救世主。這也就是斯諾所說的個人崇拜吧。如今中國出現的個人崇拜已不僅僅是這一形式。中國出現的個人崇拜，就是用武力強迫人們相信某人的話，就是用武力強迫人們接受某人的思想，用反毛、反革命、階級敵人等等莫須有的罪名強迫人們對某人崇拜，用全黨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相威脅，以專政包括監獄、死刑作為後備軍強迫人們對某人崇拜，這就是斯諾不知道的個人崇拜了。

「不平」質問：「為什麼有那些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就因為他呼毛口號最響，旗子揮得最起勁就成為革命的，而不願意做偽君子又不願意隨大流的人就要成為反革命？」「為什麼搞個人崇拜的人有權將不搞個人崇拜的人打成反革命？」

「不平」的批評，針對着官方及其追隨者的言論，尤其針對着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觀，因為官方的言論是以毛澤東為標準的。

「不平」堅決地宣佈：「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個人崇拜。」「人和人之間用不着崇拜，既用不着崇拜別人，也用不着別人崇拜。人與人之間可以自由地進行爭論、辯論、討論，誰也沒有權力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這就因為人與人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而不是上帝與人或神與人的關係。」

「不平」闡明了自己的立場：

我們不要個人崇拜，我們要的是崇拜言論，崇拜真理。崇拜個人就是崇拜某一個人，然而人總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即使是無產階級權威，他也不是沒有一點缺點，連錯誤的東西也崇拜起來，怎麼行呢？我們要的是崇拜言論，只要這種言論，這種觀點是正確的是真理，我們就崇拜。我們的肩膀上要長着自己的腦袋，我們要進行分析。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就是我們的態度。

這就是「不平」給毛澤東的回答。

（3）挑戰泛階級論

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共產黨的重要理論基石，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962年以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下，在全黨全國進行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毛澤東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學校政治課和報刊都在向青年灌輸「用階級觀點分析所想、所為、所見、所聞」的思維方法，青年一代深受其影響。這種把階級和階級鬥爭觀念泛化於一切問題，以階級和階級鬥爭壓倒和替代具體分析的思維方式，已經超過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可以稱作「泛階級論」，它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不平」撰寫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自由的階級性〉兩篇文章，對當時官方主流的泛階級論提出了挑戰。〈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題頭引用的馬克思語錄和一則諺語，表明了作者的基本立場：「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真理越辯越明——諺語」。文章說道：「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存在決定意識。真理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依賴於人類的，是沒有階級性的，人的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不管這人是什麼階級，都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因此，文章認為：「只存在着不依賴於人，不依賴於階級、集團和個人的客觀的真理，從來不存在着依賴於人的，隨着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不同而不同的主觀的真理。」[81]

文章贊同真理沒有階級性的觀點，不同意1966年6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所說的真理的階級性的觀點。真理是不是有階級性？這本來是學術爭鳴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國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個問題就不僅是學術的，而是政治性的問題。《人民日報》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宣稱：「在有階級的社會裏，只有階級的真理，絕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真理」，這是傳達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批判「二月提綱」中關於真理面前平等的說法，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中起過重要的作用。《人民日報》社論不是講哲學，而是在政治上剝奪「二月提綱」的話語權。即使從文革前教科書上的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也是難以服人的。但是文革當中，真理是有階級性的觀點就成了政治性很強的官方正統觀點。

「不平」這篇文章的意義不僅在於質疑真理階級性的問題，更在於否定當時盛行的泛階級論。作者後來又寫了〈論自由的階級性〉，繼續沿着這個方向發展，提出了言論自由的訴求。

女知青的老照片

（4）言論、思想和出版自由

〈論自由的階級性〉一文，挑戰當時關於自由的階級性的權威論述，實際是挑戰毛澤東的觀點。[82]「不平」認為，官方關於自由的階級性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他寫道：官方的「大人」說，世界上決沒有超階級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由，有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然而，馬克思能夠在資本主義世界著書立說，發表批判資產階級的文章著作，從事推翻資本主義的活動。在舊中國，魯迅和他所率領的一支文藝隊伍，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出版著述的自由。資本主義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共產黨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出版報紙，發表演說，到中國來訪問。美國也經常有人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打倒肯尼迪、打倒尼克松的口號。因此，「我們不必說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了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自由。我們應當說的是怎樣的一種程度。」

「不平」指出：所謂「有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的說法，是壓制反對意見、壓制批評、壓制自由的託詞。實際上，就是把不同意見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不平」嘲諷道：這就是「我們的制度」。人民的自由就是「緊跟大人規規矩矩革命的自由」，「不服從大人的指揮，亂說亂動的就是反革命」，「說我們黨一千個正確一萬個正確的是革命人民，說我們黨有錯誤有缺點的就是反革命」，「這就是大人們所謂的自由」。

「不平」反對為壓制自由權利製造種種藉口，並提出言論自由的要求：「我所要的自由，不過是輿論不一律的自由，不過是唱對台戲的自由，不過是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針對當權勢力，他說：「倘若說，有了我這樣的自由，就沒有了你們的輿論一律的自由，就沒有了你們的唱獨角戲的自由，這是一定的。除此之外，你們並不會失去什麼自由。你們仍然有不受剝削的自由。你們仍然有言論自由，你們仍然有吃飯、睡覺、寫文章、大批判的自由，你們所喪失的，只是假面具不被戳穿，偽裝不被剝去的自由。這同『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有什麼搭界呢？」聯想到眾所周知的毛澤東關於自由和民主階級性的論述，這些尖銳話語的針對性不言自明。

「不平」讀到馬克思早期論文〈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關於出版自由和公佈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深受鼓舞，摘錄了馬克思文章中揭露和抨擊書報檢查法、批判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論述，並加以諷刺性的批語，編輯了〈馬克思論出版自由〉，以此表達對言論和出版不自由的憤怒，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嚮往。

「不平」的思想探討的特點，在於非階級論、追求自由的理念。與着眼於經濟發展的政策批判派、以階級分析的武器抨擊社會壓迫和不平等的「新階級」派相對，「不平」突破了深深影響那一代青年人的階級論，看穿思想領域的泛階級論是扼制思想自由的繩索，進而以超階級的視角，呼籲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這些探討帶着剛剛擺脫思想枷鎖的幼稚，論述往往粗糙，嘲諷的筆調也多有運用不夠成熟之處，儘管如此，卻是可以看作自由派思潮再度萌發的早期代表。關於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呼籲，隨着時光的推移，逐漸清晰地出現在以後的青年思潮當中。

自由派思想是在上山下鄉運動期間出現的，與政策批判派、社會和制度批判派有區別的重要思想流派。

五 〈「571工程」紀要〉——另類時政和政策批判

林彪的真實面目至今是一個謎，但是有一點早已清楚：林彪在公開場合表現出緊跟毛澤東，忠誠於毛澤東的同時，另有深藏不露的政治謀略。林彪權力如日中天的時候，一些青年因林彪對毛澤東的過分吹捧而感到不安，懷疑他的政治動機。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與毛澤東的衝突日益表面化。毛澤東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但是在權力的爭奪之外，難以找到林彪與毛澤東對立的另一套政策主張，只有林立果小集團的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提到對毛澤東政策的討伐。然而，林彪與這個「紀要」的關係至今不明，很難說它是林彪集團認可的綱領。

〈「571工程」紀要〉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為首的小集團草擬的政變計劃要點，除了政變行動的謀劃之外，這份「紀要」還對政局和政策進行了分析，反映了林立果——這位身份極為特殊的幹部子弟、青年軍人的政治觀點。林立果倉惶出逃，殞命大漠之後，這份密謀計劃流產，並被發現。在批判的過程中，〈「571工程」紀要〉為青年人熟知並產生過不同的反響。這份紀要的疑點很多，本節將其作為與一般青年立場迥異的另類政治思想資料。

1 林立果和〈「571工程」紀要〉

〈「571」工程紀要〉（以下簡稱「紀要」）是在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的背景下產生的。1970年8月至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發生政治衝突，毛澤東支持張春橋，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名批陳伯達，實批林彪。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採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林彪勢力，令林彪集團陷入危機。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不甘心坐以待斃，密謀反擊。他以調研組的名義，組織了忠誠於他本人的小班底，命名為「聯合艦隊」。據現有資料，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與他的「聯合艦隊」的成員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在上海秘密據點分析形勢，商定：爭取「和平過渡」，同時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為此，決定先做兩件事：一是寫一份計劃；二是組織「教導隊」準備軍事行動。林立果確定這個計劃的名稱為「571工程」，所謂「571」就是「武裝起義」，取其諧音。3月22日至24日，于新野執筆起草了〈「571工程」紀要〉，顯然，這個「紀要」的核心是軍事政變。

林立果出生於1945年，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在校學生，共青團員，從年齡和在校學生的身份看，他本應當是大學紅衛兵一代人，但因林彪之子的特殊地位和文革的特殊政治環境，他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文革開始，學校停課，林立果就離開了北京大學。1967年3月，林立果入伍，由空軍司令吳法憲安排在空軍黨委辦公室任秘書，不久由吳法憲介紹入黨，1969年10月，升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副師職）。吳法憲曾說：林立果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指揮一切。[83]這話未必現實，但是林彪之子的特殊地位使林立果在空軍裏享有超乎尋常的權力，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種超常規地將年僅二十歲出頭的中央領導人子女委以重任，在文革前是罕見的。文革期間雖有毛澤東的女兒和侄子的先例，[84]卻仍然不免被民間視為搞家族特權、裙帶關係，尤其被曾經批判過幹部特權的青年鄙視。

林立果的「小艦隊」以青年軍官居多。參與〈「571工程」紀要〉密謀的周宇馳、于新野和李偉信雖然比林立果年長，但都屬青年軍官。「紀要」反映了核心人物——二十六歲的林立果的政治觀點，其他青年軍人的意見也應當起了重要的作用。目前關於林彪對「紀要」是不是知情，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知情；「紀要」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意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林彪的意見，仍然是一個謎。此外，黃永勝、吳法憲等幾位將軍，應當不會知情。

〈「571工程」紀要〉[85]的內容有三點引人注目之處：

第一，對黨內最高層鬥爭局勢的評估和對策——面對毛澤東的政治攻勢，準備採用政變、暗殺等極端方式進行反擊，以挽回林彪及其親信的厄運。「紀要」概括了對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政治形勢的看法：

「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羣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紀要」猛烈抨擊張春橋等人的政治作為和思想觀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

林彪之子，林立果

「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林彪集團面臨的「政治危機」——毛澤東正在逐步削弱林彪集團勢力，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不保，行將被「筆桿子」集團取代。「紀要」稱：「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對方的目標在改變接班人」，「政變正朝着有利於筆桿子，而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立果等人的抉擇是：「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武裝政變。

為了爭奪領導權力，林立果等人的這份「武裝起義」綱領，估量了自己一方與毛澤東一方的力量對比、主動出擊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基本依靠力量和可借用力量、條件和時機、動員羣眾的口號、政策和策略，以及實施方案等等。

第二，對毛澤東的猛烈攻擊。「紀要」以美軍轟炸機「B–52」指代毛澤東，提出「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的口號，要求「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B–52及其一小撮獨裁者」。[86]

「紀要」稱：「我們不否定他（毛澤東——引者注）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紀要」譴責毛澤東的黨內鬥爭做法和他的政治道德。「紀要」寫道：毛澤東「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座上賓，明天就成了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押〕的關壓〔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林立果把毛澤東說成是當代秦始皇，就不得不對多年來盡人皆知的林彪不遺餘力吹捧毛澤東的言論做一個解釋。對此，「紀要」說：「過去，對B–52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內情。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紀要」還表示：要「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第三，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政治和政策弊端的激烈抨擊。「紀要」列舉了「國內政治矛盾激化」的種種表現，將其列為反對毛澤東的「有利條件」：「獨裁者愈來愈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軍隊受壓」，「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一小撮秀才」「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

「紀要」還抨擊那些令廣大幹部羣眾困苦和怨恨的政策：「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紀要」在動員羣眾的口號和綱領中提出「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針對當時的社會要求，提出：「用民富國強代替他（指毛澤東——引者注）『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紀要」可以說是中共黨內鬥爭中的一篇奇文。如此膽大妄為地策劃推翻以至殺害毛澤東及張春橋等文革勢力的武裝政變、如此毫無顧忌地譴責毛澤東的政治人格和黨內鬥爭作為、如此無情地揭露和批判文革以來的政策弊端，在中共黨內恐怕是沒有先例的，更加令人震驚的是，這樣的言論竟出自「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的」、文化大革命「副統帥」、黨章載明的毛澤東接班人林彪的兒子之手。

僅就揭露文革以來的政治和社會弊端而言，「紀要」敏銳地抓住了當時的政策困境和幹部羣眾的不滿和怨恨之處，其尖銳和全面程度，在當時的中國是僅見的，即使在同期的青年叛逆性思潮當中，能見諸文字的言論亦無出其右，其中很多揭露可謂切中時弊。例如指出「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羣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的事實；例如揭露文革以來「農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紅衛兵先「受騙被利用」後成「替罪羔羊」、「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的現狀；例如認為當時所謂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等等。即使是「紀要」對最高領袖黨內鬥爭手法的譴責，也不能不說都點到了要害。至於動用政變方式解決黨內高層鬥爭，想必熟悉1976年如何「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明白人，也不會感到陌生。

如果林立果是一位普通的青年軍人而非林彪着意培養的兒子，如果他或者林彪一班人曾經向最高領袖直率或者委婉地提出過政策批評，如果「紀要」的重點是糾正荒謬的政策而非武裝政變，他們或許會贏得很多人的敬意，即使不為當時有思想局限的人接受的話，也會在文革之後享有尊重。然而，問題的複雜之處是：林立果及其「紀要」不是一般青年的單純政論，而是與林彪以及林彪集團密不可分的。因而，不論當時人們的判斷，還是後來人的評價，都不能僅着眼於「紀要」的文本。

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集團——「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被中共九大正式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入黨章。此舉被視為文革的一項重要政治成果。林彪及其為首的政治勢力在1966年至1969年文革主體階段迅速膨脹，被視為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於文革前三年的種種災禍難辭其咎。

林彪長期以來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和最忠誠於毛澤東的形象出現。在文革以前，他就不遺餘力地吹捧毛澤東，文革開始以後，更是把話說絕。林彪經典語錄，所謂「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87]所謂毛澤東死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88等等，早已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若論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鼓吹愚民政策、思想專制主義，首推林彪。多少幹部羣眾因議論、懷疑、批評毛澤東和林彪而被批判、被打成反革命，甚至遭殺身之禍。一夜之間，林彪集團裏面竟發出了截然相反的聲音，毛澤東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大凡思維正常的人都會首先質疑林彪集團的用心。

林彪事件有太多的謎團。林立果（及其小「艦隊」）、林彪和林彪派系三者之間是什麼關係？「紀要」是林彪的政治綱領，還是林立果幾個人的主張？如果「紀要」只是林立果的觀點，那麼他與林彪集團多年的作為擺脫得了關係嗎？如果「紀要」反映了林彪的主張，那麼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林彪的觀點？這些觀點可能被以林彪為首的一班高級領導人接受嗎？

聯繫到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削弱林彪勢力的事實，人們會問：林立果等人是否早就察覺到文革政策的嚴重後果，而只是到了要反叛毛澤東的時候才作為政敵的劣跡拋出來，以此喚起黨內外的支持？「紀要」的主題顯然是武裝政變，那麼，其政策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了共產黨的事業、領導幹部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發動政變的策略、「動員羣眾」實現其集團利益的口號？如果相信號召人民打倒「當代秦始皇B–52」的林立果，那麼將如何處置那個「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的林彪？到底要人們相信昨天那個公開場合的林彪，還是相信今天這個密謀文件背後的林彪？人們憑那幾行聲討毛澤東的文字就去相信林立果，支持林彪嗎？在諸如此類的諸多疑團化解之前，「紀要」難於贏得人們的信任和擁護。不用說當時很多中國人還沒有擺脫林彪曾經賣力營造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思想束縛，即使對毛澤東有所懷疑、批評的人，也很難在政治上相信林立果，或者不能接受政變和暗殺毛澤東的做法。

「紀要」所猛烈抨擊的政策確實違背民意，然而，林彪一班人與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有太多的糾葛，他們在「紀要」中除了對毛澤東和「筆桿子」集團的抨擊之外，缺少明確的政策宣示，就是說，在譴責政策失當的同時，缺少自己清晰的政策主張，難免給人向政敵潑污水的印象。誰能保證林彪等人為了爭取黨心民心，一旦當權，就會革除弊端，實現政治清明呢？反倒是「紀要」對江田島精神的崇尚及林彪等人肆無忌憚的家族特權，令人不能不憂慮法西斯軍人獨裁的陰魂。

「紀要」的觀點與林彪以往言行嚴重衝突，這樣的兩面派政治作為，很難在黨內外享有公信力。人們寧可將黨內政策轉變的希望，寄託在那些對文革做法有所保留、並在有限範圍內努力縮小動亂惡果的周恩來等老幹部，乃至文革中被批判打倒的那批老幹部身上，因為他們的政策主張比較明朗，他們為自己的主張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是有擔當的領導人。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青年思想資料當中對政策的批評不在少數，很多具體觀點與「紀要」的指控相同或者相似，但是幾乎沒有見到讚賞或者援引〈「571工程」紀要〉者。這絕非偶然。其中可能有策略性的避諱，可能有對林彪和林立果內情難於判斷而產生的謹慎，也可能有對林彪和林立果的不屑。

「571工程」遺址

2 〈「571工程」紀要〉的社會反響

林彪事件令很多人在震驚、在感到被愚弄之後，開始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逐漸掙脫對毛澤東無限崇拜的桎梏，重建獨立思考的勇氣。林彪倒台了，摒棄他的一系列肉麻吹捧毛澤東的言論，就成為沖決思想羅網的突破口、思想解放的起點。例如廣州「李一哲」大字報就從批判「誰反對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誰」的信條批起，稱其為林彪體系封建性的「新的禮教原則」，指出這是「取消了八億個大腦」，「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對任何一個問題『問一個為什麼』」的論調，是「把我黨我軍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關係的社會法西斯論」。「李一哲」大字報以大量篇幅批判文革的政策，但是完全沒有提到〈「571工程」紀要〉。在很多努力掙脫思想束縛的青年看來，對於林彪集團要「聽其言，觀其行」，在林彪連篇累牘的公開言行和〈「571工程」紀要〉神秘的幾行討伐文字之間，他們寧可批判給他們造成實際傷害的林彪言論。很多青年僅僅把「紀要」中的政策批判視為林立果一班人蠱惑羣眾的宣傳。這些青年雖然不再無限崇拜毛澤東，有些人已經開始批評毛澤東的錯誤，但是仍然對毛澤東懷着崇敬，他們不會輕易接受一個密謀暗殺毛澤東的政治集團的政治觀點，他們即使批判現實政策，也不會或者不屑與林彪為伍。[89]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公開向羣眾傳達「紀要」的內容，雖然是作為批判資料，卻是第一次在億萬民眾面前公開顯露了現實政策的弊端，揭示了黨內鬥爭醜陋險惡的一面，最高領袖或許認為這樣有利於人們認識林彪集團的陰謀，但是「紀要」的政策批判在以往意識形態宣傳營造的完美圖景上扯開了一個難於彌合的裂口。「紀要」當中「農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紅衛兵先「受騙被利用」後成「替罪羔羊」、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乃至「當代的秦始皇」等等話語，都成了揮之不去的幽靈，在以後的羣眾抗議活動中不斷出現。不少青年在讀到「紀要」以後，感覺「紀要」對政策的批判說了幾句實話，產生了共鳴，激活了他們深藏在內心的思想勇氣。[90]

一些較早產生叛逆思想的青年，多少肯定了「紀要」所提出的政策批判，但是仍然不能信任林彪集團。劉國凱在文革之後回憶了聽到傳達「紀要」時的感想，當時他是廣州的青年工人。劉國凱說：

一九七一年底，林彪集團傾覆。「五七一工程紀要」公佈出來，中外為之震動。在此之前，我對林彪是最憎恨的，看「五七一工程紀要」後，有所轉變，但對當時社會上有人暗中為林彪惋惜，而且希望能搞成功的看法並不贊同，我以為林即使搞成功也不會真正結束災難。林所依恃的純軍人集團是不可能使中國真正走向社會主義民主之途的。從大軍區到軍分區、人武部，從野戰軍、軍、師長到各單位的軍代表大多早已習慣於熱衷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醉心於搞高壓政策，他們驕橫兇狠，不可一世以太上皇自居，不但視民眾如草芥，就連地方幹部也不放在眼裏。林彪的社會基礎是這麼一夥人，他怎麼可能搞什麼「真正的社會主義」呢？此外，林彪罵毛搞封建主義、法西斯專政，把國家機器變成絞肉機，然而正是林彪集團充當了這部絞肉機中最主要的部件，正是他們最賣力地為封建主義、法西斯專政張目。即使林彪真實思想確與毛不同，而且主觀上是要改變毛的極左路線，捧毛只是為了取得毛的信任以豐養自己的羽翼，積累及充實自己力量，以求有朝一日把毛澤東除掉取而代之，但是他用心上台的手段太卑鄙太兇狠了，殘害無辜太多了，這是無論如何都不值得稱讚的。

林彪事件給劉國凱的鼓舞是使他看到中共黨內領導不是鐵板一塊，再次出現黨內反對派的變革並不是沒有可能，這使他感覺如同在漫漫長夜中看到了曙光。[91]他的想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另一些在林彪事件之前已經對毛澤東持激烈批判，甚至痛恨態度的青年，在分析〈「571工程」紀要〉和中共黨內鬥爭的態勢後，對林彪的失敗發出了惋惜的聲音。這樣的人在當時只是極少數，也絕不是林彪的擁護者。胡平回憶了林彪事件發生不久，四川某些青年的想法：

記得在林彪事件傳出後，我們那個朋友圈子裏都很興奮——「好啊，終於有人要幹掉毛澤東了！」其次是遺憾——「惜乎不中秦皇帝」。當時，我們聽到關於林彪事件的許多不同的版本，真假莫辨（事實上，直到今天，我們對林彪事件的真相仍然不敢說是十分清楚）。後來又讀到「『五七一』工程紀要」，更替林彪功敗垂成感到惋惜。

何以如此？胡平說：

按照我們當時的分析，如果毛澤東此前正常死亡，從而使林彪得以名正言順地繼承王位，或者是林彪神不知、鬼不覺，秘密殺死毛澤東，冠冕堂皇地取而代之，林彪都可能繼續「高舉毛澤東偉大紅旗」，「沿着毛主席開闢的道路繼續前進」。在這種情況下，「『五七一』工程紀要」也許就永遠地藏之秘室。當然，在實際措施上，林彪也會大幅度地修改毛的政策，但他很少可能、以致於決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極權統治本身。唯有在林彪被迫與毛攤牌，公開對抗的情況下，林才可能亮出「『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旗號，以反對毛的極權專制為號召，這樣他就有可能採取一些具有更多的自由化傾向的措施。我們本來對林彪並無好感，不過我們相信，如果林彪不得不公開和毛對抗，那麼，形勢將把他推上歷史正確的一方。[92]

這是在排除了若干「如果」，設想某種「如果」成為現實的情況下，黨內鬥爭可能產生的結果。他們這個設想的重要之處在於把毛澤東，而不是林彪，看作災難的源頭；他們對毛澤東的仇恨甚於對林彪。這與「李一哲」所代表的一批青年有顯著的不同，他們在叛逆的道路上已經走得非常遠了。這樣的青年在當時的中國為數極少。

王希哲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1971年〈「571工程」紀要〉的思想脈絡與1966年至1967年「聯動」思潮有繼承之處。[93]這個看法頗有見地。林立果和聯動都具有幹部子女的社會特徵，老紅衛兵及聯動推崇「老子英雄兒好漢」，林立果實踐了這條原則。他在政治上迅速躍升所依仗的正是其「副統帥」老子。聯動的基本隊伍是幹部子女。有材料稱，林立果組織親兵「教導隊」，除了政治和身體條件之外，還要求從大城市來的、高幹子弟或與高幹子弟有關係的人中挑選。[94]當聯動和林立果享有當然革命接班人的榮耀時，他們都表示過對毛澤東的崇拜，而到了他們的父輩淪為毛澤東黨內鬥爭的對象時，他們才不堪忍受，轉而非議文革運動甚至毛澤東本人。聯動的前身——老紅衛兵在政治順風的時候，贊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稱毛澤東是「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及至運動衝擊到他們的父輩和自己，才變為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甚至認為毛澤東犯了晚年斯大林大清洗的錯誤。林立果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講用報告」，也曾名噪一時，被捧為「政治衛星」。一旦林彪面臨政治危機，就起而反對毛澤東。聯動和林立果比平民百姓更多地了解黨內上層鬥爭的實情，利益攸關，所以他們對毛澤東的推崇較之平民有更多的工具性，也敢於為自己的利益非議最高領袖。他們都以看法的尖銳、言論的激進、行為的魯莽著稱。他們是為其父輩鳴不平，卻往往超出其父輩能夠接受的程度；他們的批評在歷史上留下有個性和有價值的政治批評，卻在現實中徒然拖累父輩。這恐怕是他們的年輕氣盛、涉世不深、缺乏應對詭秘兇險的政治鬥爭的經驗等等使然。他們沒有父輩的革命經歷，對於在極為艱險的革命歷程中樹立的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缺少父輩深入骨髓的敬畏之情。他們的自我估計常常超越實際擁有的政治實力，在現實政治中難免失敗。

他們的揭露和批評既是挑戰中共黨內最高權威，又是以維護其狹小社會或政治圈子的利益為特徵的，所以常常不為其他利益羣體所接受，民眾甚至從反對官僚特權的角度站在最高領袖一邊。林立果「紀要」的政策批評試圖爭取羣眾，但是未能公開，即使公開，恐怕也難贏得廣泛的支持和同情。林彪集團以往的言行給社會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成為他們沉重的負擔。

聯動與林立果的思想脈絡相似，並不意味這二者會結為政治聯盟。兩個力量在現實政治中的交匯之處有限。聯動強調「革命幹部子弟」整體的特殊權利，帶有社會意義；而林立果謀求林彪勢力的權力，更多地帶有權力政治意義，圈子狹小。一般地說，聯動雖然並不反感林彪，但是聯動所聯繫的幹部和幹部子弟多在1966年至1967年被衝擊，而此時林彪是全民要每天敬祝「永遠健康」的副統帥；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的失勢，給眾多老幹部帶來復出的希望。在林彪倒台時，那些曾經參與和支持聯動的軍隊幹部子女之中，是不是有人背後同情和支持林彪及林立果？目前尚缺少實證的資料。即使有，恐怕也多限於父輩與林彪有歷史淵源者，例如廣州軍區、原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幹部的子女。

聯動思潮與林立果「紀要」在思想脈絡的相似性，也可以在其對立面——持平民立場的青年思想者的批判中得到反映。李一哲視林彪集團為謀求特權的「封建法西斯」勢力，認為林彪集團的社會基礎是「特權和新生資產階級」，[95]這是繼續運用他們批判聯動的思想套路。

1968年至1973年，青年思潮的中心隨着上山下鄉運動的推進，從城鎮轉到農村，從學校轉到城鄉基層。突破對毛澤東個人的絕對崇拜，是一代青年通向思想解放的必經之途，與此相關，不可避免地要衝擊以思想牢籠首席營造者和守門人姿態出現於政壇的林彪。然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個「最忠誠」的「接班人」與最高領袖的衝突，再次打碎了黨內高層鐵板一塊的假相，青年的獨立思考得以在縫隙中生長。

這一時期，青年思潮從紅衛兵的狂熱逐漸向理性批判轉變。社會底層的生活給予他們新的視角和思想脫胎換骨的依據。獨立的思想探索在艱險的環境下頑強地進行，奠定了文革後續階段青年思潮流派的基本格局。

姜明亮、李九蓮等人的時政批判，聚焦於黨內鬥爭的是非，並偏重對領導人的評價，質疑林彪、江青，為劉少奇等領導人鳴不平。蕭瑞怡、張木生等人的政策批判，重心是反思文革以來及文革以前的農業及各方面的政策以及農業體制問題。這一流派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黨內鬥爭顛倒黑白，黨內左傾路線造成經濟的長期停滯和人民的貧困。

與時政和政策批判派相區別的是社會和制度批判派。四川老知青、內蒙知青通訊事件的當事人，主要批判領導幹部特權，力圖尋找其制度的根源，進而挑戰現行制度的合理性。這一流派指出，文化大革命沒有解決反對特權和社會平等的問題，而這個不平等的根源在於制度而不是路線。

化名「不平」的上海知青則從馬克思早期關於言論和出版自由的論述，發掘了超階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思想，萌生了自由主義的思想。

上山下鄉時期的上述思想是對紅衛兵時期思潮的揚棄，其中有思想上的批判繼承，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和立論。

天津當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景

[1]姜明亮的生平介紹及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據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27–131。又據余習廣主編：《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

[2]「牛鬼蛇神棚」的簡稱，指各單位當權者或羣眾組織自行關押被打成反革命、走資派等各類專政對象或審查對象的地方。

[3]本文關於李九蓮案的情況，據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161–182。又據胡平：〈中國的眸子〉，《當代》（文學雙月刊），1989年第3期。筆者曾電話訪問胡平，核實有關資料的可靠性。胡平說：〈中國的眸子〉是紀實文學，文中有關事實是確實的；文中用楷體短行排印的文字均引自原文。可以看出，胡平依據對多位知情人的訪問寫成〈中國的眸子〉一文，文章寫出了大部分知情人的姓名，隱去了少數知情人的姓名，資料來源是清楚的。

[4]據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頁163）一書說：「三查」指：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另外，胡平：〈中國的眸子〉（《當代》，1989年第3期，頁12）一文說，「三查」指查思想、查階級、查組織。

[5]有資料說僅瑞金就有300多人被殺，興國270餘人被殺，有如1966年大城市紅衛兵「紅八月」、「紅色恐怖」的再現，以致省革命委員會不得不下急電制止濫殺之風。參見胡平：〈中國的眸子〉，《當代》，1989年第3期，頁14。

[6]信文本據胡平：〈中國的眸子〉，《當代》，1989年第3期，頁16–17。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頁164也引用了這封信的部分內容，與〈中國的眸子〉的文本基本相同，只有個別字和標點符號的差別。

[7]指前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

[8]胡平：〈中國的眸子〉，《當代》，1989年第3期，頁15。又據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頁163–164。

[9]「三忠於」指：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10]「家春秋」指作家巴金在青年中有廣泛影響的三部小說《家》、《春》、《秋》。

[11]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頁168–169。關於對華國鋒的批評，李九蓮這個未完成的鑒定草稿寫道：「毛主席歷來提倡黨的集體領導⋯⋯華國鋒卻把黨政軍大權獨於一身⋯⋯華國鋒藉口反對『四人幫』，取締了『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資產階級野心家。」「華國鋒在毛主席逝世以後，身為黨中央主席，沒有召開過一次黨的會議⋯⋯無視黨的領導作用，妄圖用暴力和血腥政策來強迫黨員和人民的意志，藉口批判『四人幫』把黨搞亂了，把軍隊搞亂了⋯⋯」儘管如此，李九蓮還是表示：「⋯⋯如華國鋒按自己的政策路線走下去，能把黨事、國事辦好，我是擁護的⋯⋯」

[12]這段話出自中共中央「中發[1977]六號」文件轉發的鐵道部於當月中旬下達的〈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轉引自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頁169。

[13]李九蓮的死非常慘烈。據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頁161），臨刑前，她的下顎和舌頭被尖銳的竹籤穿連在一起，以使她不能發出聲音。槍殺以後，拋屍荒野，被歹徒姦屍割去雙乳。胡平的〈中國的眸子〉（《當代》，1989年第3期，頁48–56）的說法是：李九蓮臨刑前被打麻醉針，口中被塞入小竹筒，以防她喊出聲。行刑後，有歹人趁無人收屍之機將她的乳房和陰部割下，拿回浸泡在鹽水中。此人很快被判七年徒刑。此外，為李九蓮伸張正義的女青年鍾海源先是被判十年徒刑，接着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獄中表態時因為說：「華國鋒不如鄧小平。」刑期被加至十五年，最後因繼續堅持這一觀點，並刻寫在監獄的牆上，被判死刑，1977年11月被害。行刑前對鍾海源強行射藥品，行刑時指定只打左胸，槍響後將她的腎臟立即割下，用做腎臟移植。據胡平：〈中國的眸子〉，《當代》，1989年第3期，頁48–56。

[14]田大業、吳兆麟：〈壯哉，巾幗英雄〉，載《上訪通訊》編輯部編：《春風化雨集》，下冊（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頁138–146。

[15]張萬舒、吳偉：〈燦爛的紅花——記石仁祥反對林彪的英雄事蹟〉，《人民日報》，1979年3月18日。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253–255。和縣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hx.gov.cn/Messagehf.asp?page=3&msgid=9710。

[16]余習廣主編：《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頁107–114。

[17]余習廣主編：《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頁112–114。

[18]保定地委信訪辦公室：〈正氣歌〉，載《春風化雨集》，下冊，頁102–109。

[19]文革結束以後獲平反的冤假錯案當中，可以見到不少此類案例。例如河北省承德市青年技術員董秀芝在1970年先後給當地大批判組和中央文革小組寫信，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作法，反對林彪和江青，被判處無期徒刑。1978年獲初步平反，1979年獲徹底平反。參見《人民日報》，1989年9月11日和26日。此外，因批判文革、反對打倒劉少奇等領導人、批判林彪或江青等原因被處以極刑的，至少還有鄧思京、朱守中、賈正玉、王篤良、陳壽圖、李富元、馬綿征、杜長緒、安文忠、曾慶華、湯玲英等人，在關押中被折磨致死的至少有李新夏、孫伯英、舒賽等人，郭維彬已經被判處死刑，後有同情她的大夫開具了「精神分裂症」診斷書，才免於一死。參見本社（羣眾出版社）編：《劃破夜幕的隕星》（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王樹人：〈公開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英雄〉，《黨史博覽》（北京），2004年第11期。

[20]另一個文獻是1968年3月陝西省蒲城縣農民青年權佳果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對社會的認識〉，詳見本章第四節。

[21]蕭瑞怡：〈我的上書回憶〉（1988年5月），載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頁22–35。

[22]蕭瑞怡：〈我的上書回憶〉（1988年5月），載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頁22–35。

[23]〈蕭瑞怡上毛澤東書〉（1968年5月–6月），載《位卑未敢忘憂國》，頁1–18。

[24]關於張木生情況的材料依據，除明出處的資料外，還據2000年筆者對張木生的訪談。

[25]對高幹子女下鄉的評論，參見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75–276。文革以前，高級幹部通常指十三級（司局級）以上的幹部。

[26]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頁154–158。據筆者2000年對張木生的訪問，他認為這本書關於他的記述，基本屬實。

[27]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頁421–427。

[28]駱小海畢業於清華附中高中，是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主要筆桿子，紅衛兵一論、再論造反精神的大字報的執筆者。

[29]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頁157。

[30]張木生和他的朋友都沒有保存〈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的原文本。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張木生回憶的文章要點。參見陳曉雅：〈北京知青歷程回顧〉，《海南紀實》，1989年第3期，頁36–45頁；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頁157–158；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頁421–426。

[31]參加這次辯論的一位當年在山西插隊的北京知青，保留了油印的張木生發言記錄，同時抄錄在日記裏。筆者讀到的是這篇日記的複印件。抄錄者回憶說，辯論會進行的時間是1969年12月底，地點在中關村科學院宿舍區，知青黃以平的家裏。

[32]張木生的講話流傳的一例是在山西陽高縣。曹左雅回憶說，她在1969年或者1970年，參加了山西省陽高縣召開的知青代表會。會間，縣領導要求抓知青中的反革命小集團，罪證是傳抄「反動材料」即張木生的文章。曹左雅見到的是油印的張木生的文章，她將原稿的一些段落摘抄在自己的筆記本裏。這個筆記本保存至今。2001年她為筆者複印了摘抄的張木生言論，內容和上述北京知青沙龍所講大體一致。

[33]突泉縣當時劃歸吉林省，現在屬內蒙古自治區。

[34]突泉縣學田公社北京插隊知青油印小報《任重道遠》第9期（與《廣闊天地》第5期合刊），1970年4月。轉引自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642。

[35]準確的中文版書名是《麥田裏的守望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

[36]突泉縣學田公社北京插隊知青油印小報《廣闊天地》，1970年4月。轉引自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頁426。文章中提到的「趙金星」是北京的一名中學畢業生，文章把名字寫錯了，正確的名字是：趙京興。

[37]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頁427。

[38]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182–184。

[39]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187。

[40]魏光奇：〈紅衛兵與知青時代讀書生活漫憶〉（手稿），略經刪改，以〈「文革」時期讀書生活漫憶〉為題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2月增刊「中國近現代史專輯」，頁163。

[41]關於許成鋼的情況，據2001年4月筆者對許成鋼的訪問和7月的電話訪談。又見許成鋼〈自述〉，刊載於蕭瑞、李利明編著：《理性的激情》（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頁306–314。許成鋼的學術成績見《理性的激情》，頁281–305。關於文革期間許成鋼的思想探討，未見原始文本，僅據回憶。

[42]文革結束以後，許成鋼在1979年以初中二年級的學歷考取清華大學機械系研究生，隨後獲碩士學位。1984年，他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繼而在那裏研讀經濟學，獲博士學位。2001年筆者訪問時，許成鋼在哈佛大學講學，任教職於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

[43]許成鋼回憶時說，他受到遇羅克關於產生新官僚階級的思想的影響，以及清華大學《井岡山》報上兩派辯論官僚階級問題的影響。筆者查找遇羅克文章和《井岡山》報上的辯論文章，均沒有「新官僚階級」的提法，而是使用「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提法。當時，使用「階級」還是「階層」的差別是很大的。

[44]現在任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院長、教授。

[45]現為旅居德國的學者。

[46]文革後，王貞平以初中二年級的學歷直接考上碩士研究生，繼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獲博士學位，後在新加坡的大學任教授。

[47]文革後，1978年章士偉以初中二年級的學歷考入大學學習，後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讀書，獲博士學位。

[48]戴建中從清華附中畢業下鄉到農村。198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現為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49]現為北京師大二附中高級教師。

[50]〈山西插隊生活——第五封信〉，鄭義：《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成文時間在1989「六四」事件之後，至1990年）（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187–188。作家鄭義（鄭光昭）高中畢業於清華附中，現居美國。

[51]據1999年筆者對劉先立的訪問。劉先立畢業於清華附中，與許成鋼一起去黑龍江農村，曾經因為對當地搞形式主義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活動，影響農業生產，給「講用團」寫批評信而遭打擊。後來受所謂許成鋼「黑格爾小組」案牽連。此外，一位當地其他連隊知青的回憶，也提到與閱讀黑格爾有關的這個事件。見于海寧：〈不堪回首的往事〉，載汪致正主編：《北大荒不會忘記》（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頁187–188。

[52]本文為尊重當事人的意願，隱去他們的姓名，代之以任意英文字母。本節的資料出處，除了明者外，根據筆者對四位當事人的訪問。

[53]1977年恢復高考，這四位青年儘管在政治審查中遇到障礙，但是均考進大學，先後獲碩士學位，其中兩人獲博士學位。至2006年，三人任職於國內的大學、新聞和金融機構，一人任職於美國紐約市。

[54]S將〈一九七一年學習總結〉一文從筆記本中抄錄下來，打印成文，提供給筆者。

[55]這四位青年的理論通訊，有幾封被延安的公安部門查抄，其餘被收信人在得知出事消息以後，自行銷毀。延安地區Y所在的公社和北京B所在的單位，為組織批判，油印了在延安查獲的幾封通訊的原文和部分言論摘錄。筆者見到了B所在單位油印的供批判用的資料，並對涉及此案的四人進行了訪問。本節關於通訊的內容，加引號引用的文字，依據這份批判資料，沒有加引號的引文是筆者轉述文字資料或者當事人的回憶。

[56]據筆者對楊瑞的訪問。楊瑞已經定居美國，她在自己的英文自傳Spider Eater裏寫到了產生「新階級」觀點的經過。相關內容見（美）楊瑞著，葉安寧譯：《吃蜘蛛的人》（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1999），頁305。

[57]盧叔寧在文革初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高中學生，參加造反派組織。他在下鄉之前曾經讀過在學生中傳閱的德熱拉斯（吉拉斯）《新階級》一書，但是思想沒有受到該書的影響。據筆者2003年對盧叔寧的電話訪問。盧叔寧1967年至1976年的部分日記以《劫灰殘編》為標題，於2000年由北京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

[58]權佳果經歷主要依據權佳果1968年3月作為附錄提交給中央的〈權佳果自傳兼述我的思想發展過程及我這次北京來的態度〉。又據楊明洲：〈發自窮鄉僻壤的驚雷——蒲城縣青年農民權佳果進京「上書」傳奇〉（與李高田合作）、〈此情可待成追憶——跟蹤採訪權佳果的經歷〉和〈奇人權佳果續話〉，原載《陝西工人報》的《北國週末》副刊，2005年1月14、28日和2月21日，收入楊明洲：《赤子情》（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5），頁259–293。再據《蒲城縣誌》附錄〈文化大革命紀略〉一文中關於權佳果的段落，轉載於楊明洲：《赤子情》。此外，依據2007年6月至8月筆者與權佳果的書信往來和電話訪問，以及權佳果提供的1968年12月21日蒲城縣公安機關軍管組刑事判決書（複印件）。

[59]〈權佳果自傳兼述我的思想發展過程及我這次北京來的態度〉。

[60]「求道者」一詞來自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廬峰為權佳果的著作《倫理學通訊》所寫的簡評。廬峰說：知識分子（尤指研究人文社會科學者）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謀食者（僅是混飯吃）、競技者（要與同行一爭高下）和求道者（努力悟道的人）。廬峰教授說：權佳果屬於求道者，執著而不為世人看中的人。可以說，權佳果從青年時期就開始了求道者的一生。

[61]權佳果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對社會的認識〉有三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於1968年3月由權佳果隨身帶到北京，64開本，大小如「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權佳果用蠅頭小楷抄寫於雙面道林紙上裝訂而成，為的是縫進棉襖，便於攜帶，又不至被汗浸或損毀。據說事發之後，這個小版本曾經在蒲城縣的階級鬥爭展覽中當作「反面教材」展示過，後來不知去向。第二個版本是留在家的副本，準備如遭遇不測，留給後人評說。權佳果出事之後，他的哥哥為躲避搜查，將副本用塑料布包裹，埋在院內水井旁的菜地下面。等權佳果平反出獄挖找時，副本經不住十一年的浸蝕，早已化成了腐土。第三個版本是草稿，九十多頁紙上面寫得密密麻麻，還有不少圈點勾畫和修改之處，但結構完整，字跡清晰。當年縣公安機關搜查權家時發現並帶走這份草稿，平反時將該稿的打印本退還權佳果。本文依據的是這個打印版本（複印件）。權佳果說，這個草稿的內容與提交中央的版本差別不大。

[62]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1949年8月14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1491。

[63]盧叔寧保存的幾本日記和通信底稿，經過節選，在2000年以《劫灰殘編》為題出版。入選的日記和書信成文時間從1967年8月至1976年9月，絕大部分寫於1973年底之前，共約十九萬字。

[64]關於盧叔寧的經歷，依據盧叔寧：〈《劫灰殘編》自序〉，載盧叔寧：《劫灰殘編》，頁1–10。

[65]盧叔寧在〈《劫灰殘編》自序〉中提到此事發生於1967年春，但是根據筆者2003年12月與盧叔寧本人和牛德龍核對，此事發生的時間應當是1968年春。

[66]關於盧叔寧的經歷，依據盧叔寧：〈《劫灰殘編》自序〉，載盧叔寧：《劫灰殘編》，頁1–10。

[67]1971年10月致德龍信，載盧叔寧：《劫灰殘編》，頁257–261。

[68]1973年4月1日給丁東的信，載盧叔寧：《劫灰殘編》，頁283。

[69]1972年7月日記，載盧叔寧：《劫灰殘編》，頁175–205。

[70]盧叔寧日記中寫作「三大法寶」，當是筆誤。同上書，頁196。

[71]對於這個沒有下文的「待續」，盧叔寧在2003年回答筆者詢問時說，他自己也記不清楚當時沒有再寫下去，還是寫過但被毀掉了。

[72]按照當時中國共產黨對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解釋，人民民主社會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原意是指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其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區別之一是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的存在，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的一部分。1956年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私有制不再存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中國小資產階和民族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繼續是人民的一部分，不是敵對階級，所以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可以繼續稱為人民民主專政。

[73]1972年11月11日致志栓的信，載盧叔寧：《劫灰殘編》，頁274–282。

[74]1972年11月11日致志栓的信，載盧叔寧：《劫灰殘編》，頁274–282。

[75]錢理羣：〈二十九年前的的一封信〉，《讀書》（北京），2001年，第12期，頁143–149。

[76]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人民日報》，1966年6月4日。

[77]不平：《挑戰毛澤東》（美國：成家出版社〔Middletown：BeAuthor Press〕，2003）。

[78]作者「不平」在序言中說，此次公諸於眾的近三十年前的舊文，保留了原貌，只是在「重新碼字」時，「作了極少一些文字上的改動」。儘管作者沒有詳細標「極少一些文字上的改動」之處，但是從文字上看，他所呈獻的文章應當是可信的。這十二篇文章是：〈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告廣大無產階級書——《肥田集》前言〉、〈魯迅論創作〉、〈放？〉、〈評《我們是舊世界的批評者》〉、〈影響論〉、〈論個人崇拜〉、〈論自由的階級性〉、〈馬克思論出版自由〉、〈林彪死後感〉、〈林彪死後又感〉和〈林彪死後感之三〉。

[79]「不平」的文章〈論個人崇拜〉依據的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應當是斯諾寫的〈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刊登在《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內部發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另外，曾經由黨的組織系統向基層羣眾傳達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參見〈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已經主席審閱），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1988），頁493–501。

[80]不平：《挑戰毛澤東》，頁106–115。

[81]不平：《挑戰毛澤東》，頁50。成文的時間應當在1968年，很可能在1968年10月以後，因為文章當中有對楊成武的「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提法的批評，提到「清理階級隊伍」，使用了「叛徒、內奸、工賊」的提法。

[82]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說：「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起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載《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454。

[83]熊華源、安建設編：《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209–210。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769–774。

[84]毛澤東二十七歲的女兒李訥1967年任《解放軍報》臨時總編輯小組組長，二十七歲的侄子毛遠新1968年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在先，二職位均為副省級。

[85]〈「571工程」紀要〉（1971年3月22–24日），文本據《「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650–657。〈「571工程」紀要〉作為〈中共中央關於印發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的附件下發到基層單位，傳達到羣眾。

[86]反對毛澤東的人常常將毛澤東比為秦始皇。在1958年5月8日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以讚賞的口吻說：「秦始皇是一個厚今薄古的專家」，並且還說道：「我跟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他們說得不夠，往往還要我們加以補充。」毛澤東這段講話轉引自中共中央轉發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1972年1月10日），文本據《「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696。

[87]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1966年12月16日。

[88]〈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20日，文本據《「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66。另外，林彪在1967年8月9日的一次講話中再次談到這一觀點，見〈林彪同志重要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見曾思玉、劉豐同志的講話〉，1967年10月19日，經中共中央批轉下發全國。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94。

[89]在廣州「李一哲」小組的主要成員之一、王希哲的回憶錄《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學，1996）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評論〈「571工程」紀要〉的話：「林立果、于新野等人還是頗有點聰明的。他們看到了他們這個集團夥同毛澤東、江青對中國造下的孽所帶來的天怒人怨。他們發現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他們現在陰謀反毛了，便反轉來，企圖利用這座火山，把造孽的責任統統推到毛的身上。」王希哲沒有明確說，這是他在1971年的看法還是寫回憶時的分析。從「李一哲」大字報的內容看，這些青年在1973年至1974年雖然批評了文革中的政策，強烈主張批「左」，但是對毛澤東還是尊重的，是認真批判林彪集團和「林彪體系」的。

[90]筆者接觸的一些人，談到他們在年輕時聽到「紀要」時產生過這樣的感想。他們憑現實生活的體驗，感覺「紀要」的政策批評有道理，儘管不一定會接受反毛澤東的政變和暗殺。

[91]劉輝剛自述：〈我為什麼投身民主運動〉，轉引自劉勝驥：《中國大陸地下刊物研究（一九七八–一九八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183–184。2006年筆者與劉國凱核對，證實「劉輝剛」是劉國凱的化名。劉國凱回憶說：這篇文章是應香港朋友之約寫的，1980年發表於香港《中國人》雜誌。

[92]胡平：〈「惜乎不中秦始皇」——也談林彪事件〉，網上雜誌《華夏文摘》（網址http://museums.cnd.org/CR）「文革博物館通訊」第144期，2002年9月26日出版。胡平在這篇文章中說，他在林彪事件以後寫下了一首詩〈聞林彪事件有感〉：「惜乎不中秦始皇，畢竟漁陽鼙鼓來。縱有家書欺海內，奈何神像落塵埃。」詩中「惜乎不中秦始皇」一句，取自明末清初詩人朱彝尊的《水龍吟・謁張子房祠》。

[93]王希哲：《文化大革命十批判書（紀念文革40周年）》（2006年6月5日），http://www.180.co.nz/bbs/viewthread.php?tid=11691。

[94]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頁403。此說估計來源於作者舒雲對軍隊知情人的訪問。

[95]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1973–1974年），刊印於中共廣州市委批林批孔辦公室1974年12月印發的批判資料。

第六章

「批林批孔」前後的青年思潮

批林批孔運動前後幾年，即1973年至1975年期間，在毛澤東掌控之下，文革派與老資格領導幹部在政治和政策方面的矛盾衝突，構成了新一輪的黨內鬥爭。1974年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明批林彪暗批周恩來等領導人，但是四人幫得勢不久又受到毛澤東的批評。1975年1月，周恩來總理抱病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申1964年三屆人大上提出的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藍圖，振奮了久遭動亂之苦的中國人民的精神。不久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工作，針對文革以來極「左」的錯誤政策，大刀闊斧地進行全面整頓，成績卓著，深得黨心、民心。但是，全面整頓始終面臨來自黨內最高層的干擾和阻撓。

批林批孔的大字報

毛澤東從1974年10月以後，多次談論理論問題，發展了帶有明顯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理論，並在全國上下發動了具有極「左」特徵的理論學習運動。1975年1月，姚文元發表文章〈論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社會基礎〉。同年4月，張春橋發表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抗衡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1975年11月，四人幫再度佔據上風，發起「批鄧，反對右傾翻案風」的浪潮。

林彪事件之後中央調整上山下鄉運動政策，不少下鄉知青陸續被從農村抽調到城鎮務工或者被推薦到大學讀書，青年思想活動的中心也隨之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在新的政治背景下，青年思潮漸趨活躍。

上山下鄉運動中開始的政策批判的思想流派與黨內鬥爭互相呼應，迅速由少數人的思想探討發展成頗為廣泛的羣眾思潮。另一方面，社會制度批判的思想流派，繼續對特權及其制度基礎的探討，堅持了制度分析和制度變革的思路，基本上保持了與四人幫相區別的獨立立場。

廣州李一哲大字報結合了政策批判和社會批判的思想，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時代要求，成為這一時期意義最深刻、影響最廣泛的思想事件。

一 「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1 李一哲大字報：「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1973年12月，廣州的李一哲將〈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一文寄送毛澤東，議論國是。1974年11月，李一哲將此文正文的修改稿及為公開發表加寫的序言，抄寫成大字報公開張貼於廣州市鬧市區。[1]李一哲大字報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喊出「民主與法制」的時代強音。李一哲大字報緊扣民眾關注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指出林彪集團的社會基礎是封建主義，林彪路線的表現是極「左」，批判極「左」才是當務之急。大字報站在時代的潮頭，思想敏銳深刻，文筆犀利雄辯，轟動廣州，驚動中央，影響波及全國，是文化大革命後續階段青年思潮中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歷史文獻。

（1）李一哲大字報始末[2]

「李一哲」是王希哲、李正天、陳一陽三個青年和中年幹部郭鴻志的聯合署名。在大字報的醞釀過程中，還有幾位朋友予以支持，並參加部分探討。[3]大字報貼出以後，在四人周圍聚集了更多的青年。

王希哲出生於專業技術人員家庭，文革開始時是廣州17中學高中一年級學生，1969年中學畢業後下鄉到廣東省英德茶場，1972年回廣州，在廣州水產製品廠做鍋爐工。

王希哲自傳《走向黑暗》的封面

陳一陽也是廣州17中學的學生，文革開始時讀高中三年級。他的父親是舊軍人，曾任黃埔軍校教務處主任，中共政權建立以後，生活處境困窘。陳一陽中學畢業後到廣東省紫金縣農村插隊落戶，1973年李一哲起草給毛澤東的上書時，他還在農村，1974年春回到廣州。

李正天是廣州美術學院高年級學生，生於1942年。他的父親原是國民黨將軍，解放戰爭時期率部起義。幼年時，父母離異，母親投奔共產黨。[4]1968年，他因批評林彪而遭批鬥和關押，直至1972年獲釋，在學院等待分配工作。

郭鴻志是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幹部[5]，生於1929年，十六歲參加解放軍，十七歲加入共產黨，在入朝作戰期間，被嚴重凍傷，失去十個腳趾，是殘廢軍人，在參與李一哲活動時已有四十多歲。[6]

這四人當中，王希哲與陳一陽來自同一所中學，而李正天與郭鴻志相識很早，在羣眾運動中王希哲與李正天僅有幾次交往，四人走到一起是在1973年至1974年。

李一哲的四個核心成員在1966年至1968年均參加了屬於廣州「紅旗」派的造反派組織，[7]其中王希哲、陳一陽和李正天捲入運動很深。王希哲和陳一陽不僅是本校造反派的骨幹，並且是廣州紅衛兵紅色造反司令部（簡稱「紅司」）井岡山公社核心成員。羣眾運動結束後，王希哲和陳一陽上山下鄉到農場和農村。

李正天反感運動初期「左」的做法而成為造反派。文革初，工作組保校領導，打擊「反動權威」，整知識分子。李正天反感動輒把校領導、教授打成「黑幫」、「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反感亂打「反革命」、「右派」，反感踐踏人權的行為。在這一期間，他被指責為「修正主義尖子」、「保皇派」、「封資修的孝子賢孫」。李正天在文革前參加過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中他看到了農村的複雜矛盾，也看到「桃園經驗」過分打擊基層幹部的弊端以及團結95%的幹部和羣眾的必要。他不能接受文革初期動不動抓「反革命」、抓「右派」的做法，認為是重複四清運動的錯誤。後來毛澤東批判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五十天」期間打擊羣眾的做法，中央的「十六條」反對把羣眾打成反革命，他真心擁護，於是參加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活動，成為造反派，並且成為廣州「紅旗」派組織「紅司」吶喊戰團的核心成員，寫過很多大字報和文章。在羣眾運動高潮期間，李正天與王希哲有過幾次交往。1968年8月，李正天因為批評林彪、康生、黃永勝而被批判、關進監獄。

文革初，郭鴻志在本單位是保領導的，但是在社會的派別分化中，屬於造反派。李正天和郭鴻志相識於1967年初。從9月起，他們經常在廣東省科學館227號房間聚集五、六個朋友討論時政和理論問題。李正天的興趣在哲學，郭鴻志喜愛歷史，尤其重視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中共黨史，此外比較固定的參加者還有徐伯平、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胡大鈞等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討論涉及到重新認識彭德懷和彭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派性（即認為當時對第二國際的批判失之偏頗）等問題。

1968年，郭鴻志也因批評林彪被投入監獄，隨後被送到五七幹校勞動。

1971年，林彪乘飛機出逃，墜機身亡。這個出人意料的事件對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震動，王希哲描述說，林彪事件「對中國人民心理的衝擊，用天塌，用地陷來形容也是只能道其萬一的」。[8]由此，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神聖光環無法挽回地黯然失色，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的神話不攻自破，中央對黨內鬥爭的解釋再也難以令羣眾心悅誠服。

林彪事件激發了青年獨立思考的浪潮。王希哲與陳一陽熱烈地討論林彪事件的教訓和啟示。王希哲和陳一陽都認為，文革以後，中國社會的許多基本矛盾不但沒有解決，而且更尖銳、更加不可調和了，例如工農業的過左政策問題、廣東省參加過文革的羣眾遭受打擊壓迫的問題、大量血案的問題、從中央到地方的「新貴」與老幹部的矛盾問題等等。由於屬於林彪派系的黃永勝在廣東支持保守派，打擊造反派，所以林彪的倒台尤其使原來屬於造反派的一些青年有獲得解放的感覺。

經過思考和討論，王希哲逐漸形成這樣的看法：為了保證黨和國家今後不再上當受騙，不致遭到法西斯式的蹂躪，應該提倡恢復黨內民主和廣泛的人民民主。王希哲把他與陳一陽討論的結果寫成文章，於1972年1月寄給《紅旗》雜誌及《南方日報》，沒有收到回音。他們於4月再寫一篇文章，寄給《人民日報》。6月，原稿被退回。

在王希哲和陳一陽把爭取民主作為當務之急的時候，李正天和郭鴻志深感呼籲法制的緊迫性。

林彪事件之後，李正天於1972年獲釋返回廣州美術學院「邊勞動邊審查」，郭鴻志也從五七幹校回到廣州。李正天和郭鴻志繼續以前被迫中斷的社會政治問題討論。當時，很多幹部羣眾深受冤假錯案之苦，李正天和郭鴻志身受其害，被關押數年。李正天痛切地感到領導當局以人劃線、無法無天，專政機構無視法制、人權，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致使冤獄遍佈，人民不堪其苦。他聯繫到蘇共黨內揭露出來的斯大林時期嚴重破壞法制，迫害幹部的事實，痛感建立「法制」對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保障人民權利的迫切性。

1973年元旦，王希哲獲准回到廣州，在一家工廠當工人。同年6月，他邂逅李正天，10月，經李正天介紹結識郭鴻志。之後，王希哲、郭鴻志、李正天三人幾乎隔一、二天就要聚會一次，熱烈地交談讀書心得、社會調查的成果和理論見解，並與尚在農村的陳一陽保持聯繫，逐漸形成了思想探討的小組。除了四位成員外，還不時有其他人參加討論。

從紅衛兵運動落潮開始，李正天、王希哲、陳一陽和郭鴻志就認真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和社會科學書籍。王希哲在校時，為獲得書籍，曾從哲學社科所圖書館「盜書」。[9]李正天在紅衛兵運動、坐牢和回校以後，閱讀了大量的中外社會科學書籍，從保存下來的讀書筆記看，1971年至1972年在監獄和回校初期，他主要閱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1973年至1974年，閱讀範圍擴大到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歷史和理論、西方啟蒙思想著作以及各國憲法。[10]如飢似渴的讀書和熱烈的思想探討，為李一哲大字報做了思想準備。廣東省毗鄰香港澳門，粵港澳之間的人員往來給封閉的內地青年帶來些許海外信息。李正天等人抓住這個條件了解外部世界，而愈演愈烈的廣東知青和農民港澳偷渡潮也迫使王希哲反思現行政策。

除了讀書，他們還進行了社會調查。在農村期間，王希哲和陳一陽對農村和農村政策有了切身的體驗並參加了知青關於農村問題的辯論，陳一陽明確反對大寨式分配方式，主張堅決落實農村政策「六十條」。在廣州參加李正天、郭鴻志、王希哲研討活動的鄭慶和、陳湛明、莫慶樑、陳慧珊、蘇江等人對黃永勝及其下屬主管廣東省時期造成的打擊羣眾（尤其是打擊造反派羣眾）的冤假錯案進行了調查研究，從而深化了他們對文革新當權派（「新貴」）的認識，以及建立法制的重要性。林彪事件以後，趙紫陽和許世友主持廣東省委和廣州軍區的工作，展開揭發批判清查林彪集團的活動。李正天、鄭慶和等青年的調查引起廣東省委的重視，1973年11月前後，省委曾派人與李正天等人的「本地區問題業餘調查批判組」定期聯繫，了解冤假錯案和其他情況。李一哲給毛澤東上書進言以後，這種聯繫中斷。

1973年11月初，郭鴻志提議把前一段時間討論的成果形成文字，請李正天和王希哲想一想寫什麼內容為好。再次見面，李王二人將各自主張寫於掌心，然後伸出手掌。只見李正天手心上是「法制」二字，王希哲手心是「民主」二字。郭鴻志欣喜地說：「我當見證人。」很快，王希哲撰寫了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批判林彪體系的文章，李正天寫了關於法制的觀點。

聽說即將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消息之後，郭鴻志提議把他們的文章寄給毛澤東，認為毛澤東往往會出乎意料地支持一些離經叛道的東西，大家都贊成。於是，王希哲和李正天的文章合為一篇，三人討論定稿，文章的題目定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署名「李一哲」[11]。1973年12月上旬，他們把文章寄給毛澤東，並附簽署李正天和王希哲真實姓名和所屬單位的致毛澤東信。為防止文章和附信被廣東截留，還交由一位北上的朋友帶去北京發寄，[12]又寄送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一份。另外，由幾位朋友幫助刻印出來在更多的朋友中間散發，徵詢意見。

文章遇到了來自一些原造反派頭頭和廣東省領導兩方面的壓力。首先，正在廣州各大學留校接受審查的原造反派頭頭對文章批判極左的立場大為不滿意，他們堅持說：批極左就是批造反派、批文化大革命。此外，他們對民主思想也極力反對。王希哲、李正天向這些昔日的造反派朋友作解釋，進行了辯論。

李一哲小組的多數成員有造反派的經歷，但是他們已經不再固守造反派的觀點，他們從運動高潮過後羣眾的遭遇感到必須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當前應當主要反對左的，而不是右的錯誤。他們漸漸與那些堅持造反派思想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朝或者期待在朝的原造反派頭頭們拉開了思想和政治的距離。[13]

另一方面的壓力來自廣東省和廣州市委領導機關。李一哲的文章被判定是「反動」的，李正天被認作是主謀，在廣州美術學院受到批判和圍攻，但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此時僅僅是寄給毛澤東，油印給朋友討論，沒有公開發表，廣東省領導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打擊措施。

1974年春，陳一陽從農村返回廣州工作，成為李一哲的第四位核心成員。同年10月，中央下達通知，宣佈將在近期召開四屆人大。受這個政治信息的鼓舞，郭鴻志提議把〈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公諸於眾，造成社會影響。於是，李一哲決定公佈他們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陳一陽和李正天對法制部分進行改寫和充實，另外由王希哲起草、郭鴻志充實潤色、寫了與原文幾乎同樣長的序言。1974年11月10日，〈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以大字報形式張貼於廣州鬧市區中山五路北京路口，本文及序言共二萬多字，[14]抄錄了六十七大張紙，從頭至尾長約一百米，可謂壯觀。[15]

李一哲大字報轟動廣州城，千萬民眾爭相圍睹，鬧市為之途塞，議論遍及街頭巷尾。大字報在熱心市民的支持下，油印成小冊子，廣為散發。但是，大字報很快被廣州市委、廣東省委宣佈為反動大字報，省委宣傳部以「宣集文」的筆名發表系列批判文章。從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春節前，在中山大學、華南師大、省委黨校和一些大型工廠，組織了大大小小一百多場批判會，有些是萬人批判大會，其中七十來場批鬥會上發生了動手毆打被批判者的行為。

省委對李一哲的批判大會有一個不尋常的指示：允許李一哲的人講話，批判會上給水喝，給凳子坐，給麥克風。當時省裏傳出的消息說，這是上面的指示，具體說法版本不一，大致內容是：出了李一哲是個大好事；不能殺，讓他講話，看誰能夠把他駁倒。李正天等人猜測，發出這個指示的「上面」，只能是毛澤東。[16]另有傳說稱：中央將李一哲大字報印發給所有中央委員。[17]但是，這些說法至今沒有見到官方資料的印證。王希哲認為當時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趙紫陽是「假批判真保護」。[18]正因為如此，在批判會上，李一哲的人得以進行公開辯駁。

為了羣眾性大批判的需要，廣州市委編印批判資料並附大字報的原文下發基層單位，大字報由此得以更廣泛地傳播。參加批判會的羣眾也不同於文革初期那樣統統作羣情激憤狀，而是每每在李正天、陳一陽等人辯駁到精彩之時報以哄笑，常令大會組織者尷尬不已。

李一哲發表了〈反挑戰書〉應戰「宣集文」，接着張貼了〈嚇人戰術〉、〈請君入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嗎？〉、〈杜岡的把戲〉、〈論無產階級中的特權階層〉和〈二十五個問答〉等大字報，反駁「宣集文」的文章。結果是愈批判，李一哲的影響愈大，同情者愈多，李一哲成了傳奇人物。很多人向他們表示支持和敬意，擔憂他們的安全。一些熱血青年慕名而來，聚集在李一哲周圍的青年迅速增加。出乎批判者的意料，〈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在批鬥聲中不脛而走，傳到大江南北，赴秋季廣州交易會的外商及港澳同胞將其帶到海外，成為1968年羣眾運動結束以後最具時代特徵、影響最廣泛的民間思想文獻。

1975年7月中旬，廣東省委發佈了對李一哲的處理決定，除了宣佈李一哲大字報是反動大字報外，沒有把李正天等四人定性為反革命分子，而是將李正天押送粵北鎢礦監督勞動，接受工人再教育；陳一陽遣送農場監督勞動；郭鴻志送到幹校監督勞動；王希哲留本廠勞動，接受工人監督教育。這在當時算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黨內外一片歡呼擁護之聲。但是，在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黨內鬥爭依然曲折。1977年3月，廣東省委決定對兩年多以前已經做過決定的李一哲案重做處理，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實行嚴厲鎮壓。接着，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宣佈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不僅王希哲、李正天、陳一陽、郭鴻志四人，並且參與李一哲小組活動的其他一些人也遭逮捕，全省株連上百人。此時，韋國清主持廣東省委，趙紫陽已經調往四川。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轉變了黨的指導方針，平反冤假錯案的高潮到來。1978年12月底，習仲勳主持的中共廣東省委決定為「李一哲反革命集團」案平反，因此案被拘留審查的人員很快獲釋。1979年2月省委召開羣眾大會，公開宣佈為李一哲案平反。[19]

「李一哲」成員之一李正天

（2）李一哲大字報主要觀點

1974年11月「李一哲」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包括正文和序言兩部分，剖析了林彪集團的政治特徵和社會基礎，指出了林彪路線的主要表現是「左」，批判林彪主要應當糾正「左」的錯誤，並且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要求。

大字報主要論述了以下幾個問題：

林彪集團的政治特徵及其社會基礎

李一哲認為：林彪集團的政治特徵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其社會基礎是特權和新生資產階級。

李一哲強調林彪集團的政治特徵是封建性的法西斯專制。大字報寫道：「林彪集團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反封建』依然是我們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

李一哲認為林彪集團的社會基礎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權和新生的資產階級，而不是舊的資產階級。大字報說：「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他們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而不可能與被打倒的老地主、老買辦們平分既得利益。」

李一哲在序言裏對「新生資產階級新的佔有方式」、「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一句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於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當國家或事業、企業的領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在實際上對這部份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佔有。

這種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財產和權力再分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為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的實際的世襲，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企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

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攫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羣眾，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羣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甚至隨意殺害他們而不負法律責任。

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為我們稱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們了。

李一哲強調說：「承認不承認這個新生資產階級（以黨內走資派為代表）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這一點，乃是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水嶺，是肯定或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

李一哲認為，中國存在着「新生的資產階級」，正在出現一個「特權階層」，強調反對和限制特權的重要意義：「中國正在出現一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的社會經濟條件所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但是，李一哲又沒有像極左「新思潮」或者「新階級」派那樣，將大部分領導幹部歸於這個特權基層，而是主要指林彪集團，就是說，認為多數領導人沒有成為特權階層。那麼，特權階層形成的基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呢，還是個體的蛻變？李一哲沒有作進一步的探究。

李一哲承認社會差距的合理性，但是反對社會差距演變為社會特權，針對大量出現的謀求特權的現象，大字報對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鄭重提出了「限制特權」的要求：「我們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承認在我們社會的現階段存在着種種差別，它並不是一個法令所能完全消滅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自身發展規律不是要擴大這些差別而是要消滅這些差別，更不允許這些差別擴大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權。」「四屆人大應當（在憲法中──引者加）明文規定限制特權的條文！」

李一哲繼承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民間思潮，包括激進造反派一再提出的批判「特權」和「新生資產階級」的傳統思路，從社會主義社會特有的社會關係的角度，考察所謂「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必然一代一代的產生」的問題。李一哲的獨特之處是：他們主要針對林彪集團、「既得利益的勢力」等「新貴」勢力的作為，而不僅是對着文革之前和文革初期的現象，從而道出了成千上萬曾經抱着反對社會不公正、反對特權、完善社會主義的目的參加運動的羣眾，對文化大革命後果的失望與不滿。對此，李一哲憤怒地指出：「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幾乎每一個被人們稱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為特權顯聖的場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完成其自身任務反而曾經確立了林彪體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為它並沒有使人民羣眾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

除了「民主與法制」文章之外，李一哲的成員還在小範圍內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討論，探討過一些更為尖銳的觀點。李正天回憶說，在寫「民主與法制」文章的同時，他寫了〈特權階層論綱〉和〈社會主義與中國〉等文章，在學習小組內部傳閱。在〈特權階層論綱〉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國產生特權階層的原因，以解釋特權「孵化」出新生資產階級的條件，他認為一個原因是中國社會的封建性，另一個是其「布爾什維克性」。李正天說，他所謂的「布爾什維克性」的基本特點就是：人民的利益由一個階級來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由一個政黨代表，一個政黨由少數政治集團代表，政治集團由久經考驗的領袖代表的體系。由此實際上形成一種集權性的政治，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權力不受制約，公安機關行使監察權，如同會計和出納是一個人，申辯系統不獨立。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李正天還提出過這樣的觀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同一個經濟形態的對立階級。社會形態改變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應該是同歸於盡而不是誰專誰的政。李正天感覺，這些觀點走得太遠了，不能公開發表，只做內部學習心得交流。李正天談到的這些觀點與社會批判派從制度角度對蘇聯和中國進行的分析相吻合，為理解李一哲大字報的深層思想提供了資料依據。[20]

林彪路線的表現是「左」，批判林彪必須糾正「左」的錯誤

李一哲大字報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批判林彪的極「左」路線，回答了黨內外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

林彪倒台以後，成為眾矢之的，然而在林彪路線是「左」還是右，批判林彪應當主要批判「左」還是批判右的問題上，黨內存在重大分歧。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然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要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反對批判極「左」。《人民日報》編輯王若水於1972年12月4日致函毛澤東，認為周恩來提出反「左」是正確的，姚文元的講話是錯誤的。1972年12月17日毛澤東在游泳池談話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21]很清楚，毛澤東反對批判極「左」。

但是，李一哲不同意這個看法。李一哲大字報列舉事實，雄辯地指出：「林彪體系」的特徵是「左」的錯誤，而不是右的錯誤，批判林彪應當糾正的主要是「左」的錯誤政策，而對所謂右傾「回潮」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

大字報寫道：

我們不妨回憶一下林彪體系「鼎盛」時期的情景吧：

我們沒有忘記代替一切、獎懶罰勤的「突出政治」；唸經式的「天天讀」；越搞越虛偽的「講用」；越鬧越荒謬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教禮儀——早祈禱、晚悔罪，⋯⋯

我們也沒有忘記那損害工農羣眾基本利益的「公產」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黨風；鼓吹「有用即真理」、「立竿見影」的學風；提倡講假話的新八股文風，「小節無害」論所鼓勵的腐敗惡棍的作風以及「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

我們更沒有忘記那些公式化的「階級鬥爭」說教；渣滓洞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3.18」、「4.12」、「5.30」、「6.23」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羣眾、幹部就有近四萬人，被關、管、鬥的革命幹部、羣眾上百萬人。

當時發表的《廣東怎麼辦？》

大字報揭露「左」的經濟政策，在「共產主義」的口號下，對勞動人民權益實行剝奪。「工農勞動羣眾在所謂『公產主義』的口號下，他們許多合理的經濟利益遭到了剝奪。工人多年沒有提高工資了，而且還取消了曾作為他們工資一部分的合理獎金；而農民羣眾，在無償的『忠』字糧、高徵購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運動中，遭到了更大的損害。」

李一哲要求四屆人大應當明白規定實施「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條文。

李一哲反對把糾正極「左」路線指責為「復辟」、「回潮」。大字報提出了一連串的反問：

難道被林彪一夥破壞了的黨的、軍隊的、工人階級的革命團結不要恢復嗎？難道被林彪一夥破壞、拋棄了的「三大作風」，我軍的優良傳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要恢復嗎？被林彪一夥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黨史、軍史要不要恢復其本來面目呢？被林彪一夥用「壓、抓、打、殺」代替了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與「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要不要恢復？⋯⋯被林彪一夥破壞踐踏了黨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政策、華僑政策、各項經濟政策⋯⋯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夥天才史觀壓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復呢？難道林彪一夥製造的從中央到地方成千上萬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麼？難道大批雖然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但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對黨忠誠的老幹部就不應該再使用了？鄧小平⋯⋯趙紫陽這些同志根本就不應進入中央委員會是不是呢？即使給他們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羣眾」手裏，隨時準備給他們再戴上是不是呢？

這一連串的詰問，說明李一哲主張恢復實事求是的傳統政策，要求落實平反冤案、解放領導幹部的政策，旗幟鮮明地反對極「左」路線。

李一哲勇敢地抨擊繼續推行極「左」路線的「既得利益勢力」。大字報寫道：「林彪的垮台，並不等於他的體系的完結。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了一個它的既得利益勢力，他們害怕洶湧起來的人民羣眾清算林彪體系的浪潮摧毀了他們既得利益的基礎，⋯⋯他們罵人民羣眾是『復辟派』、『回潮派』，他們打的旗號是『反復辟』、『反回潮』。好像他們就是革命，動他們不得。」李一哲所譴責的「既得利益的勢力」，一望而知是指張春橋、姚文元之流。

李一哲的成員有着造反派的經歷，其批判極「左」的態度，是對造反派觀點的反省，反映了當時羣眾的思想變化。遭受種種打擊、飽嚐運動惡果的許多原造反派羣眾，正在從追隨轉為背離黨內極「左」勢力。正是由於這一點，李一哲與一些堅持造反派固有立場，並期望繼續跟隨黨內極「左」勢力以謀求改善處境的許多廣東造反派頭頭，發生了思想的衝突。

李一哲應當清楚毛澤東在批判林彪問題上要求批判極右實質的談話，但是沒有因此而放棄發表自己的見解。李一哲對黨內極「左」勢力的抨擊，和對務實政策的擁護，自然會多少得到一些正在黨內與「四人幫」極「左」勢力較量的領導幹部的理解和同情。廣東省領導人對李一哲採取比較寬的處理政策亦當有這樣的政治緣由。

對極「左」政策的抨擊，是李一哲大字報搏得社會普遍贊同的精彩部分。大字報涉及與普通羣眾及幹部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廣泛領域，敢言世人所不敢言，觸到了社會的痛處，在羣眾中引起強烈的共鳴。公眾對具體政策的關注通常遠勝過抽象的理論思考。

李一哲有造反派情結，曾經批判走資派，並且反對特權，但是他們主張落實幹部政策，解放那些被視為維護特權的老幹部，如何解讀這裏的邏輯矛盾？李一哲成員王希哲二十年後作出了這樣的解釋：

對文革中垮台的共產黨的大批老幹部，李一哲與造反派一樣，認為他們是一批理應受到人民衝擊的官僚，但他們並不贊成「四人幫」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們於死地的做法。因為他們感到，與其讓一批滿嘴胡說八道的暴發戶、新特權階層、新官僚上台使國家繼續朝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極左走去，還不如讓那些「對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穩定和發展國民經濟，現階段對人民略為有利。因此，在文章裏，他們毫不掩飾地為老幹部直言，為周恩來說話，並公開地向「四人幫」宣戰。[22]

王希哲的這個解說，不僅適於李一哲，並且道出了當時一批原造反派羣眾在黨內鬥爭問題上立場轉變的內在邏輯，他們厭惡特權，但是更難於接受貧困、落後和專制；他們曾經在反對政治壓迫的問題上倒向毛澤東和文革派，繼而在經濟和文化發展、現代化的問題上倒向老幹部。反對特權和經濟發展的現實矛盾，是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內在矛盾，李一哲平衡對待這兩個問題，並以民主與法制作為出路。

社會主義的民主

李一哲在分析和批判林彪集團的基礎上，高揚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旗幟。

李一哲是在什麼意義上理解「民主」，或者說，其「民主」概念有哪些要點呢？

1.李一哲所關注的民主，主要是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利，是人民對共產黨和國家各級領導人特別是對高層領導人的監督權利。大字報說：「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的權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四屆人大應當「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我們的幹部，不應是做官當老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但是，權力是極能腐蝕人的。一個人的地位變了，是最能考驗他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呢？還是為少數人謀利？能否保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羣眾的革命監督，而羣眾運動是一個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豐富的源泉。」李一哲要求四屆人大作出規定，保障「人民羣眾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的革命監督權利」，並且應當明白規定，「當某些幹部（特別是中央機關的高級幹部）失去了廣大人民羣眾信任的時候，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

李一哲從羣眾政治參與和羣眾監督的角度，肯定文化大革命初期羣眾性「大民主」的作用，同時又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沒有使人民羣眾掌握監督領導幹部的民主權利。李一哲指出：1968年夏季以後，隨着羣眾運動的退出和一元化「新秩序」的重建，林彪等「新貴」變本加厲地壓制羣眾、濫用權力、製造冤案。

2.維護羣眾的思想和言論權利，是李一哲民主觀的重要內容。李一哲勇敢地挑戰林彪所鼓吹的「誰反對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稱其為林彪體系封建性的「新的禮教原則」、「把我黨我軍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關係的社會法西斯論。」李一哲譴責林彪宣揚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思想專制：「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對任何一個問題『問一個為什麼』——『天才史觀』簡直取消了八億個大腦。」即使在林彪倒台以後，李一哲這樣公開地批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需要勇氣的。

李一哲維護羣眾張貼大字報發表言論的權利，將其作為人民民主的重要內容。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報當作「大民主」的重要方式受到提倡，但是在羣眾運動退出政治舞台，新的權利和秩序重建之後，包括大字報在內的「大民主」權利在不聲不響中被收回。長期以來，除了大字報，羣眾幾乎沒有其他不經領導審批公開發表言論、進行批評的方式，因而維護大字報的權利，實質上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維護人民羣眾言論的權利、批評和監督領導人的權利。文化大革命時期，羣眾反抗林彪、「四人幫」的聲音，例如李一哲的大字報、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羣眾的抗議，很多是通過大字報或者類似大字報的形式發表的。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民主的概念通常包含言論自由的內容，李一哲大字報呼籲的民主權利同樣包括言論自由的要求，並且作為最基本的要求。

3.主張在人民內部，允許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公開存在。這是李一哲對當時流行的革命民主觀的一個重要突破。

李一哲用反問的方式引出了這個主張：

即使羣眾的意見是錯誤的，過火的，或者由於對黨的政策某些方面的不理解而發生不滿，難道就可以「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麼？而且，香花和毒草，正確與錯誤，革命還是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麼容易鑒別的，要有一個過程，要經歷時間的檢驗。因此，我們不應當怕光明正大的反對派，界限是服從紀律和不要搞陰謀詭計。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鬥、組織陰謀集團分子必須實行專政外，應當保護人民羣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

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應當允許政治上的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在法律和紀律的約束下公開存在的主張，雖然還不十分鮮明，卻已經開始脫離流行的一元化的革命民主觀——只給革命者民主，不允許反對派存在的觀念，並且規定以法律和紀律為制約條件。這樣的民主觀已不同於文革前的人民民主或者無產階級民主觀念。

李一哲這個主張的思想來源，不是西方的政治學理論，而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羣眾派別鬥爭實踐的啟發。毛澤東曾經允許羣眾當中對領導的批判意見公開存在，允許對立的派別共存。毛澤東是在政治一元化的思想框架下，暫時允許反對意見的存在，而李一哲則要求把這樣一個暫時的做法，轉變成為允許反對派在法律和紀律的約束下公開存在的權利，一種由法制保障的穩定的基本政治權利。

李一哲以文化大革命的事實為教訓，指出：

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派有時會被認為是反動派而沒有民主，反動派有時會被認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會出現革命派遭到鎮壓，反動派青雲直上的反常局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人民內部的派別鬥爭所反映的階級鬥爭的經驗，把派別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願意研究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顯然，反映這個階級鬥爭的雙方都應當有民主的權利。一派壓一派是不靈的。這種後遺症，至今難道還少麼？於是他使我們懂得，若不把革命隊伍內部現在可稱之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間過去那種壓制與被壓制，甚至鎮壓和被鎮壓的關係改變成基於團結的批評與反批評，批判和反批判的關係，階級的民主是不會存在的。人民民主專政將變成人民派別專政。這個專政派別若是「正確」，它不能團結廣大人民羣眾，以鞏固對反革命階級的專政，它若是錯誤的，便將是社會法西斯的開始。

李一哲沒有提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造反派和極左派所嚮往的巴黎公社式民主已經固化在兩個原則上：普選和官員平等薪酬，而李一哲關於政治反對派合法化的主張突破了這樣的原則，提出了多元民主。政治多元是西方民主制的通則，也在巴黎公社起義者內部實行，只是在共產黨的解說中沒有被賦予無產階級民主的意義。

李一哲所提出的，在人民內部允許政治上的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在法律和紀律允許的條件下公開存在的訴求，在此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民間政治思潮中不斷被提出。可以說，李一哲大字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開啟了被封凍了多年的一個政治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在社會主義中國成長起來的李一哲或許不很清楚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民主和自由主義思潮以及世界範圍更久遠的思想先河，或許沒有將自己倡言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要求與之相聯繫，但是這些青年確是從反抗思想專制的實踐中悟出了人類的普適價值。

社會主義的法制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法制的要求，產生於對林彪集團的封建性專制的批判，與民主的要求互相聯繫，是文化大革命羣眾思潮中的一個重要突破。

李一哲大字報所要求的法制，意在使法律真正表現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的權利；反對某些當權者依仗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隨心所欲壓迫羣眾，謀求特權；主要針對林彪集團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膨脹起來的「新貴」勢力。

李一哲指出，寫在憲法上的人民民主權利在現實中得不到保障，羣眾運動退潮以後，對羣眾的鎮壓和迫害到處都在發生。李一哲對運動初期羣眾曾經享有的「大民主」懷着留戀，同時激烈地抨擊了新當權者對羣眾的壓迫。「一九六八年夏季，社會主義的法制突然不靈了，『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林彪語錄——引者注）靈了起來。在範圍廣大的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冤獄。社會主義法制跑到哪裏去了呢？據說，它沒有用了，因為這是舊人大的憲法，而新人大還沒開，現在是無法無天了！這是在我國進行的一場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演習，演習的總指揮是林彪。」李一哲對羣眾性「大民主」的看法有明顯偏頗，但是其所揭露的林彪集團等新當政者重新壓迫羣眾的所作所為，是符合事實的。

李一哲的「法制」（或者「法治」）針對其所謂的「禮治」，即林彪集團提出的一套與憲法和共產黨黨章相違背的原則——「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李一哲的法制觀，反對以領袖的是非為是非，反對依據對領袖的態度定罪，反對領袖或當權者的「人治」。李一哲認為：必須反對這種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禮治原則，才能真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敵人，保護人民」的法制。

李一哲強調法制應當具有制約當權者的功能，要求四屆人大制定法律，懲辦違法的當權者：「『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惡極大的『大夫』們的條例。」

從上述資料看，李一哲的「法制」概念的特點是：將法制作為反對封建性的法西斯專制主義的武器，站在民眾的立場，以反對當權者的特權、反對當權者的「人治」為主要訴求，要求認真把寫在紙上的原則付諸現實，使憲法能夠體現人民的意志，強調以法律和法制制約當權者，保護人民民主權利。

李一哲要求「法制」，並且將爭取社會主義的法制作為主要的鬥爭目標，這是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潮的一個突破性的貢獻。從現有的文獻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羣眾言論，要求民主者多多，而公開要求法制並產生社會影響者自李一哲開始。[23]

李一哲大字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包括時代的局限。「法制」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是新鮮的觀念，對李一哲也是如此。大字報中，對法制的論述遠不如對民主的論述詳盡，一些基本觀念還缺乏清晰的闡述。更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大字報揭露了「新貴」集團對羣眾的壓迫，但是對於運動初期羣眾運動對當權派的同樣「無法無天」的衝擊，尚缺少必要的反思。

李一哲的反對者稱：「民主」、「法制」的口號是1957年右派分子的餘唾。李一哲反駁說：

似乎是同樣的口號，反對的卻是不同的內容。1957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1966年以後人民羣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黨內走資派的資反線，特別是反對林彪所推行的那種面目極「左」實質極右的封建專制的社會法西斯路線，他們的目的則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儘管當時李一哲不能承認，但是「民主」、「法制」口號確實恢復了或者說繼承了1957年「右派」所代表的民間政治思潮的傳統，這是李一哲的思想閃光之處。

從青年思想探索的角度觀察，李一哲大字報的內容交織了政策批判和社會批判兩個思想傾向，並且繼承民間思潮追求民主的傳統，重新喚回了法制的觀念。大字報關於林彪集團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其社會基礎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權」、「新生資產階級的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於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的觀點、關於「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新生資產階級」而不是地主資本家的觀點，都是與社會批判派的思路一脈相承的。郭鴻志將「民主與法制」初稿中的林彪集團是從特權「腐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改為林彪集團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加強了對產生特權的制度因素的認識。另一方面，大字報對一系列「左」傾政策的暢快淋漓的抨擊，旗幟鮮明地指出林彪路線的要害是「左」，批判林彪必須糾正「左」的錯誤政策的觀點，又是極為精彩的政策批判。

年輕時的郭鴻志

李一哲大字報的觀點可以說是結合了理想與現實。在理想層面，李一哲仍然反對特權，尤其反對那些借文化大革命謀求特權地位的「新貴」。在現實層面，李一哲感受到人民的痛苦主要來自那些「左」的政策；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黨內務實政策是比較有利經濟發展、有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貴」的作為遠不及老一輩實事求是的領導人，「新貴」所堅持的政策只能給人民帶來貧窮、落後、愚昧和專制。李一哲大字報批判的目標是在文革中獲得利益的「新貴」，是把「特權」與「左」的政策交織在一起的「新貴」，因此他們的批判也就把對特權的批判與對「左」的政策的批判結合在一起。李一哲的觀點反映了懷着理想主義的願望參加造反派運動，隨後從實踐中對文革感到失望的青年和羣眾的思想和情感。李一哲大字報之所以在羣眾中引起那樣強烈的共鳴，正是因為它對「新貴」特權的譴責和對「左」的政策的抨擊。

李一哲的成員有造反派的經歷，卻在黨內鬥爭問題上超越了造反派的局限。造反派的政治主張是:一方面反對當權派的政治壓迫、反對黨政領導人把羣眾打成「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對特權現象；另一方面在黨內鬥爭中站在毛澤東為首的司令部（包括江青等黨內文革派）一邊，反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右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司令部」。李一哲的政治主張是：繼續反對特權、反對把羣眾打成反革命，卻在黨內鬥爭問題上反左，反對林彪和江青集團鼓吹的左傾路線，實際上批評了毛澤東的路線。並且，李一哲的反對政治壓迫、反對特權，主要是針對着林彪等文革中崛起的「新貴」、新當權派的壓迫，而不是文革初的老當權派。這是對造反派思想的揚棄，他們與堅持造反派思想的原造反派朋友的分歧，焦點在於應當反左還是反右。造反派思想的特點，是追隨毛澤東的文革理論，而李一哲主張的批林彪則要反左，這就違背了毛澤東批林彪極右實質的主張。

李一哲的批判林彪、批判黨內新生資產階級、提出林彪的社會基礎是「特權和新生資產階級」，與毛澤東的思想有交集，也有差別。李一哲強調這個「正在出現」的「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與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不同，強調其封建性：「他們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而不可能與被打倒的老地主、老買辦們平分既得利益。」李一哲認為抑制特權的出路是實行民主和法制。從後來的情況看，毛澤東和文革派的觀點是：林彪的社會基礎是「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出路是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姚文元和張春橋的文章發表於李一哲「民主與法制」大字報之後兩三個月，像是回應和反駁李一哲所提出的林彪一類新生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是特權、林彪路線的特徵是左，以及民主與法制等問題。

毛澤東在文革的最初三年，曾經用「大民主」調動了羣眾參與批判當權派的激情，也造成了「天下大亂」的混亂局面，長久不得安定，數年之後已無力再搞「大民主」，而要搞「全面專政」、限制法權了。要搞全面專政自然使當權者處於有利地位，民眾只好三緘其口；限制法權則令當權者不悅。上下對此都不滿意。民眾在文革初期跟着毛澤東反對當權派，企盼革命帶來社會平等的新面貌，但是幾年下來，新貴的特權、專橫不減，反是生活日見拮据，於是掉過頭來懷念「走資派」當權時的生活，回潮漸成人心所向。

李一哲尊重毛澤東，對毛澤東寄予希望，期待他能夠傾聽羣眾的意見，糾正錯誤的政策，正因為如此，他們才給毛澤東上書。同時李一哲擺脫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把毛澤東視為絕對正確的明君聖主。李正天回憶說，在1968年至1972年第一次坐監牢時，他就意識到毛澤東的觀點也不一定都對，而李一哲反左的主張，直接與毛澤東反對極右的論斷相對立。

李一哲關於反對黨內左傾路線、恢復務實的經濟政策、解放領導幹部、平反冤案假案等政策主張，符合在文革中遭受打擊迫害的老幹部的意願；但是另一方面，李一哲反對領導幹部特權、要求羣眾監督當權派的民主權利、讚賞大字報和街頭理論家等等，則不免使領導幹部聯想到衝擊當權派的羣眾造反運動和「大民主」。黨內領導層的主體意識，不承認中國存在或者正在產生特權階層，而只是在作風的層面談特權問題。他們對於李一哲等民間思想者以大字報的方式表達不同意見，呼籲民主和法制，抱着謹慎和戒備的態度，因為這是現行制度下所不能容許的。在黨內高層，反對四人幫鬥爭的焦點是經濟建設的方針、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解放領導幹部以及實現四個現代化等問題，民主和法制基本沒有被提及。甚至在文革結束以後，民主和法制的呼聲也是民間高於當朝。對於民主，李一哲的理解主要是民間監督當權者和「光明正大的反對派」合法存在的權利，這與現行制度和領導層的一般意向有相當的距離，即使在文革以後，領導幹部更多的是關注完善黨內民主集中制，反對領袖個人凌駕於領導集體之上，而不是公民政治權利的保障，更不是政治反對派公開存在的權利。至於法制，李一哲強調其保障羣眾民主權利的作用，而黨的領導幹部習慣於依據黨的政策執掌領導權，關注更多的恐怕是運用法律制度管理國家和社會。民主和法制的制度性缺陷，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的通病，感受其弊端的通常不是當權者，而是不當權的民間人士，以及被逐出當權地位的原領導者。文革期間，領導層的一般要求是盡快結束動盪，回到文革前的穩定狀況，此後再論其他。

「民主與法制」的命題是李一哲大字報對文革期間民間思想的重大貢獻，同時也帶有局限。大字報未對文革的「大民主」作深入的反思。關於這點，李正天在大字報貼出以後，就有所覺查。他回憶道：他在批判大會上，曾對批判者講：「我們的大字報不是沒有缺陷和漏洞，但是你們沒有看出來，你們批判的是大字報正確的東西。」「什麼時候你們不把我當敵人批鬥，平等相待的時候，我會比你們更主動地承認我們有巨大的漏洞和缺點。」（大意）待到李一哲案平反，李正天與習仲勳談話，以及不久以後對《深圳青年報》記者談話時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帶有很濃厚的封建色彩，還沒有擺脫封建傳統的大框架，李一哲對「大民主」的危害還認識不足。[24]

李正天的這個看法是十分有見地的。李一哲大字報提出民主與法制，在邏輯上應當是主張民主權利的運用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但是大字報沒有明確指出這一點，而是對於造反運動中的「大民主」帶着留戀之情。當時中國人對民主的理解還十分膚淺，更多的是出於對專制壓迫的反抗，正如大字報的序言所說：「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羣眾的民主權利也是在遭到剝奪的時候，才更感到民主權利的珍貴。」這樣一個把民主的訴求作為反對專制的武器，而對於民主本身認識模糊的現象，在思想高度鉗制和政治高壓的社會長期存在。民主本是中華傳統文化之外的舶來品，要在中華大地生根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恐怕是要經歷曲折的思想和實踐的摸索，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認識民主，找到適合中國特點的具體模式。

在這樣的漫長探索過程中，李一哲大字報是一個時代的優秀代表作。郭鴻志為大字報寫的一段文字，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一幅文化大革命後續階段青年思想者的自畫像，堪稱經典：「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兇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動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李一哲大字報是文化大革命青年思潮發展歷程中承上啟下的篇章。大字報醞釀於上山下鄉期間，而完成於城市的思想探索小組，並且不僅有青年，還有中年幹部的參與。1972年以後，青年「思想村落」活動的中心，隨着部分知識青年的回城而逐漸轉移到城市，知識青年的思想活動與陸續從「五七幹校」回城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思考逐漸匯合。與李一哲觀點相似的政策批評，愈來愈多地出現在青年的言論之中。

2 四川青年「馬列主義研究會」[25]

1975年8月，四川省萬縣幾位青年為學習馬克思主義、進行思想探討而成立的團體「馬列主義研究會」被宣佈為「反革命集團」。這些青年的思想探索曾經受到李一哲大字報的影響，與李一哲的觀點有不少相近之處。

（1）萬縣馬列主義研究會案

「馬列主義研究會」（以下簡稱「研究會」）醞釀成立於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間[26]，有八名成員，其中核心成員是張闖、牟其中、劉忠智三人。

張闖出身於工人家庭，文革初是西南師範學院學生，該校「八三一戰鬥縱隊」的頭頭，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委員，是小有名氣的造反派學生領袖。張闖畢業後，被分配到萬縣工作。

牟其中出生於萬縣一個頗有名望的工商業者兼地主家庭。1959年高考前夕，他與同學遊覽本地名勝，作詩題壁，被污為反動標語，從此失去了讀大學的權利，做了工人。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推為本廠造反派的頭頭。

劉忠智出身於商人家庭。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是四川大學學生，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八二六」，只是一般成員。1968年底，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萬縣工作。

1971年林彪事件帶來的思想震撼、社會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差距，激起了這些青年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研究現實問題的強烈願望。張闖、牟其中、劉忠智一起建立了「馬列主義研究會」。先後參加馬列主義研究會活動的青年有十來人，都是萬縣本地出生或者從學校畢業以後到萬縣工作的青年。

1974年，張闖給朋友們帶來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引起大家強烈的思想共鳴，激發了他們進一步讀書、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探討現實問題的熱情。

1975年4月[27]，馬列主義研究會討論通過了《學習計劃》，提出理論學習、現狀調查和歷史研究的任務。研究會成員閱讀的書籍是公開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著作，如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亞當・斯密的《原富》、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等。這些遠離大都市的青年，沒有機會讀到「灰皮書」之類的內部書籍。

1975年4月初，研究會成員劉忠智綜合了研究會成員的讀書心得，執筆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勞動價值論質疑〉，牟其中撰寫了〈從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會主義由科學向空想的倒退〉。這些文章對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不久，研究會的活動引起公安部門的注意。張闖等研究會的主要成員在8月下旬被公安部門抓捕，據說受此事牽連而遭逮捕的有四十多人。在公安機關採取行動之前，牟其中等人從朋友那兒聽到了風聲，決定銷毀研究會所有的材料。劉忠智不忍心毀掉自己的思想成果，將他寫的〈中國向何處去？〉和〈勞動價值論質疑〉兩篇文章以及研究會的《學習計劃》藏匿在家中，不料被搜查出來，落到公安機關手裏。

據說，萬縣法院兩次向四川省領導提出處理意見，提議判處張闖和牟其中死刑，劉忠智死緩，但是四川省委沒有批准。[28]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出工作人員到萬縣，直接關照清理此案。1979年12月31日，馬列主義研究會的成員獲釋。1983年，萬縣地區領導和公安部門有關部門作出為馬列主義研究會徹底平反的決定。據說，直接關照此案平反的中央領導人是胡耀邦。[29]

中年牟其中

（2）萬縣馬列主義研究會的主要觀點

從披露出來的〈中國向何處去？〉片段等資料[30]看，萬縣馬列主義研究會的基本傾向是批判「左」的政策。

1.這些青年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但是指出：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出現了一系列的錯誤。他們認為：1957年「反右鬥爭是整知識分子，扼殺了黨外民主」，1959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是扼殺了黨內民主」。經過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政治運動，帶來的是人們積極性的低落、生產資料的荒廢，生產力的破壞、國民經濟的十年徘徊，⋯⋯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像瘟疫一樣蔓延開來，國民經濟糟糕到連勞動力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的地步⋯⋯，這些殘酷的現實使人深醒：人們「突然發現，我們這個民族自以為用革命推向前進，卻原來是拖向一個早已死滅的時代！」

當時，青年當中已經有對文革和文革之前政策的懷疑和批評，然而，能夠如萬縣馬列主義研究會這樣，敢於明確否定1957年反右派鬥爭，並且將其與1959年的反右傾，以及後來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聯繫起來，作為給人民造成苦難的系統錯誤進行批判的，仍然不多見。這是他們思想的深刻之處，表明他們走在青年思想潮流的前列。這些被當時的黨政領導定為「反動」的觀點，與六年以後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相關論斷十分接近。

2.這些青年主張主要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與當時官方反覆強調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觀點不同。他們把中國落後的生產力視為「封建法西斯復辟」的經濟基礎，並且在批判封建主義的時候，沒有迴避毛澤東的錯誤。

他們認為「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緩慢是由於封建法西斯復辟造成的」，「林彪反黨集團產生的政治條件是封建法西斯復辟」。他們寫道：「我國生產力的落後，手工業式的農業，工場手工業式的工業為封建法西斯的復辟創造了條件。」「不管御用文人怎樣粉飾，我們只能痛心地指出：今日的中國，社會主義只是一個招牌，按勞分配只是一個外殼，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些封建專制者鎮壓人民的工具。共產黨正在變成法西斯黨。封建法西斯正在全面復辟，局部地方已經復辟。」「從局部已經復辟的地區可以看出這種復辟的特點：政治上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經濟上的官僚資本主義。」

他們說：「我們要告戒那些農民革命家，不要忘卻中國農民昔日的苦難，請君莫奏前朝曲，應為共產鬥終身！」這些青年把林彪集團定性為封建法西斯主義，受到李一哲大字報的影響，更是來自他們自己的觀察和分析。林彪集團宣稱緊跟領導者個人、搞裙帶關係等封建性特徵早已是有目共睹了。

這些青年主要批判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左」的錯誤路線和政策，不僅抨擊林彪、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並且視封建主義為這種錯誤的社會根源。他們認為：中國原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工人階級人數很少，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領導的農民戰爭，因而在革命隊伍中產生了不少王金髮式的都督和阿Q式的戰士。另外，還混入了「袁世凱和章介眉式的敵人（袁世凱指代林彪，章介眉指代張春橋）」。這些青年在討論時，就譏笑過江青的文藝「三突出論」和現代迷信。他們的《學習計劃》要求大家學習馬克思主義，弄清楚「革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與『樣板論』『頌神論』的對立」。

〈中國向何處去？〉指出：林彪反黨集團產生的政治條件是封建法西斯復辟，這一點姚文元是不敢涉及的，也是不願說的。文章認為林彪與四人幫一起組成了反革命的「五一六黨人」。文章以「四大家族」指代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號召說：「今日的叛逆者，應拿出百倍的勇氣和決心去經魔歷劫，打倒新生的封建的四大家族。」[31]

馬列主義研究會的成員多有造反派的經歷，有的人還曾是或大或小的造反派羣眾組織的頭頭，他們為什麼要抨擊自己曾經狂熱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對文革發動者也有所批評呢？相關資料說明：思想轉變的原因是對文化大革命後果的失望。他們當初投入運動是為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但是，幾年來嚴酷的事實打碎了他們的幻想，違背了他們的初衷。張闖對朋友們說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得而復失」，「革命八年我們被利用了」。因此，他們曾經有過的對領袖無條件的崇拜不復存在。〈中國向何處去？〉寫了這樣的話：文化革命的發動者也有兩面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由於他與封建勢力[32]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往往「中途妥協，使人民遭到了慘痛的犧牲」。這顯然是在批評毛澤東。

牟其中在回憶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思想轉變時，作了一段非常傳神的描述：「我對毛主席無限崇拜。當我發現了他違背了馬列主義，並頑強地堅持這些錯誤時，毛主席那種『神』的靈光在我們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極了，猶如牛虻發現紅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騙了自己一樣。」[33]

3.〈中國向何處去？〉支持李一哲大字報提出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主張，批判「左」的錯誤政策，認為遭到批判的李一哲是「被誤會的革命者」。在《學習計劃》裏，他們把弄清「民主與專政的關係」，「聯繫實際，批判現實，提出新的社會主義的法制綱領」列為政治方面學習的任務。他們以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作為參照，抨擊現實政治的不民主：國家幹部不是實行自下而上的全面選舉制，而是終身委任制；人民代表不是選舉產生而是由上面圈定；專政機關不是保護人民而是鎮壓人民；沒有黨和羣眾的兩種監督，只有不知對誰負責的特務監督和不管用的羣眾監督⋯⋯

這些青年還對文化大革命中被反覆強調的「左」的經濟政策進行了批判。他們指出當時的政策制定者「忘記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把精神的作用強調到了主觀唯心主義即唯意志論的地步」。他們說：「誰否認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誰就把千百萬羣眾的社會主義實踐，蛻變為少數主觀主義者的空想。」因而「工人、農民——我們國家的主人，理所當然地用怠工懲罰了這種空想的社會主義」。

他們在《學習計劃》中提出，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弄清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對矛盾，劃清社會主義按勞分配與物質刺激的界限。聯繫實際，批判現實，提出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他們又在〈中國向何處去？〉一文中提出以「按勞分配」為「經濟改革」的目標。此外，他們認為在文化方面應當實行「雙百方針」，在教育方面應當「在人民內部不分等級，按德智體擇優錄取」的招生政策。

這個比較全面的學習和探討計劃，被突如其來的抓捕所打斷。從現有資料看，他們的思考和批評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而在經濟、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探討比較粗略。

四川萬縣馬列主義研究會對「左」的方針政策的批判，受到廣州李一哲大字報觀點的影響，與之有不少相似之處，兩個思想羣體的成員在文革中的經歷也有相似之處。1974年以後，類似的觀點愈來愈多地出現，逐漸發展成青年當中流行的一種思潮。

二 反思黨內鬥爭，譴責四人幫

1974年至1975年，全國各地不斷有青年人以無畏的氣概，運用不同的方式發表政治見解，反思黨內鬥爭、批判四人幫，批評性的青年思潮呈現日益發展的趨勢。以下是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幾個具有一定影響的案例。

1 重慶白智清上書和山西張趙事件

1974年，重慶鋼鐵公司二十九歲的技術員白智清[34]，化名「赤心客」先後致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譴責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籲請打倒四人幫，被公安部列為「赤心客反革命案件」予以追查。1976年，白智清又在重慶和成都張貼大字報，批判張春橋。

白智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與很多青年人一樣，參加了羣眾運動。他在「大批判」過程中讀到彭德懷1959年給毛澤東寫的「萬言書」，思想深受觸動，重新思考黨內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的是非曲直。在以後的幾年裏，他看到無數老幹部和普通羣眾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停滯和倒退，因而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擔憂。在逐漸明朗的中共黨內鬥爭中，他堅決地站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一邊，認為必須打倒倒行逆施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中國才能擺脫災難。1974年，他分別寫信給周恩來、李德生、葉劍英，1975年寫信給鄧小平，請求他們採取行動剷除四人幫。1974年他還寫信痛駡江青。[35]

白智清在給周恩來的信中指出，國家和人民面臨着生死存亡的關頭，從而勸請周恩來採取果斷措施打倒江青之流。他寫道：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要用物質的力量來打倒，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千古如是。這些人鋒芒畢露，矛頭所向之處，總理您應當是非常明白。⋯⋯

敬愛的總理，不要以為它們有多大的力量，您應該清楚，黨內黨外，軍內軍外，上上下下就連造反派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恨不能食江皇后之肉，喝王洪文之血⋯⋯人民在愛國的一邊。⋯⋯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敬愛的總理，為了國家的富強，為了民族的昌盛，切勿手軟啊！

他在給其他幾位老革命家的信中也毫不含糊地促請採取非常行動直至政變，粉碎四人幫。他在給葉劍英的信中甚至設想了解決四人幫的步驟。

這些信，帶着青年人血氣方剛的激憤，寄希望於策動黨內高層採取非常行動以至政變，打倒四人幫，以拯救中國。一個遠離北京政治決策層的普通青年的設想難免幼稚，令人驚歎的倒是後來歷史的發展、「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行動，竟然與這位青年兩年多以前鼓吹的方式不謀而合。

白智清投書中央領導未果，轉而面向民眾進行宣傳。1976年2月7日，他以「中國忠誠的兒子，重鋼職工白智清」的真實署名，寫了大字報〈我愛我的中國〉，於次日張貼於重慶市中心解放紀念碑前的交電大樓牆上。接着，他寫了第二張大字報〈試問，到底是哪家的「主義」——評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於3月4日張貼到他的家鄉成都市的熱鬧之處——鹽市口。隨後，他躲在一個僻靜的縣城旅館寫第三張大字報〈二評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要馬列主義，不要修正主義〉，準備張貼到西安和鄭州。這時，公安部已經發出捉拿白智清的通緝令。6月，白智清被捕。

白智清的大字報以張春橋1958年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為靶子，批判四人幫鼓吹的黨內極「左」路線。[36]他在大字報中指出：張春橋是用「徹底破除了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共產主義的供給制」，代替了馬克思主義的「不勞動者不得食」、「按等量勞動換取等量產品」的社會主義原則，是「利用人民對共產主義的嚮往，利用極左的口號來反對馬列主義」。張春橋所說的「供給制」曾經給國民經濟造成巨大的危害，給全國人民造成空前災難，導致成千上萬人的死亡，「被歷史判了死刑」。

白智清對張春橋1958年文章的批判是針對現實的。事實上，1958年讚賞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正是毛澤東。由此可見，白智清對張春橋的批判，實際是針對着毛澤東晚年思想中一個重要內容。這一點，白智清本人應當是十分清楚的。文革後公開發表的白智清給中央領導人的信和大字報的版本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到毛澤東，這可能是白智清原文中的迴避，也可能是編輯人員作了刪節。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白智清對黨內極「左」路線的批判，符合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本精神。

白智清大字報提出：中國面臨兩條路的抉擇。他呼籲說：「同志們：眼前有兩條路：一條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所帶領我們走的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一條是，張春橋的把天下良田變成草原的『原始共產主義』。讓張春橋的『原始共產主義』見鬼去吧！我們社會主義中國，我們中華民族要繁榮富強，不要落後貧窮。」他的話反映了當時很多羣眾的思想，就是以兩條路線鬥爭的框架分析黨內鬥爭，把希望寄託在老一輩革命家所代表的建國路線，而這種選擇的出發點是擺脫貧困，是實現現代化。對於曾經在毛澤東號召和黨內「文革派」的鼓動下參與過造反派的眾多羣眾來說，這意味着政治方向的轉變。白智清本人很可能就經歷過這種轉變。他在大字報中說：「我們這些當年的造反派戰士，以後的『批清』受害者，在總理（指周恩來——引者注）骨灰未冷的而今，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上，我們只有一句話：『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熱愛自己的祖國。』」這裏的「批清」指「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運動，這個運動主要打擊原羣眾組織，特別是造反派的頭頭和羣眾，目的在於重建一元化的權力機構。它使大批文化大革命的追隨者心寒意冷，加之國民經濟持續徘徊、人民生活今不如昔，這些羣眾逐漸轉為寄希望於他們曾經批判過的老幹部，加入了批判四人幫、擁護周恩來和鄧小平路線的行列。

1978年7月，白智清獲釋，11月獲得平反。

在批林批孔運動前後，還有一些牽涉面較大的思想活動案例，如山西張瑉等人的「反革命集團案」。[37]

1974年，山西省太原市的青年幹部張瑉、趙鳳歧、羅建中等十二人組織秘密小團體，議論政治，撰寫印發文章文件，號稱「中共中央第二委員會」，基本傾向是批判四人幫。他們在文章中指出：「批孔是作批判周總理的準備」，「是想『以新換老』大換班」。他們譴責道：「張春橋、姚文元把別人打下去，自己上台，是真正的托派野心家」；江青飛揚跋扈，橫行一時，必將「千古遺臭，萬人唾棄」。他們認為：四人幫一夥「在階級鬥爭、文藝、教育、知識分子和黨內鬥爭上制定的是一條極左路線」，這條路線「已經成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再搞下去，生產就會走下坡路」；「如果不能在生產力上、經濟實力上、人民生活上超過資本主義，再搞什麼階級鬥爭，也不能阻止所謂的『復辟』」。張瑉、趙鳳歧文革期間畢業於太原工學院，在校時曾是造反派的領袖人物。羅建中曾是中學造反派。他們在實踐中看到黨內左傾錯誤造成的惡果，思想發生了轉變。他們在太原鋼鐵公司和變壓器廠等工廠聯絡了上百名青年工人，還與外地的一些朋友建立了聯繫，包括北京的趙一凡。趙鳳歧與趙一凡長談過幾次。後來，這些青年的活動被山西公安部門發現，1975年先後被逮捕。北京趙一凡的被捕與山西的這個案子直接有關。據說康生誣衊這些青年是進行「第四國際」活動。[38]

2 長春史雲峰批文革極左

史雲峰是吉林省長春市的青年工人，因批判文化大革命、為劉少奇等被迫害的領導人鳴不平而遭殺害。

「真理衛士」史雲峰

史雲峰1948年生於一個貧苦工人的家庭，自幼深受革命傳統教育的影響。1966年文革開始後，史雲峰為班主任老師辯護，受到工作組的重視，被推為文化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應當屬於「保守派」。[39]1968年他高中畢業，同年11月下鄉插隊落戶，1970年回長春的工廠當工人。文化大革命以來政治動亂造成的日益嚴重的後果，促使他思考並且認定：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劉少奇是無產階級革命家。1974年10月26至28日，史雲峰憤然書寫、投寄並張貼傳單抨擊時政。

史雲峰嚴詞批判文化大革命是「極左路線大氾濫」。他寫道：「文化革命倒行逆施，給黨和人民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文化革命後社會愈加混亂，一切都倒行逆施，不正之風愈加嚴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應愈加不足。所謂『工農兵大學』，實際是『後門大學』。文化生活八年發展不大，人們死氣沉沉，這不是事實嗎？為什麼？⋯⋯」他譴責道：「所謂文化大革命讓黨組織癱瘓，全體黨員靠邊站，整個黨的幹部挨整挨批鬥，⋯⋯壞人上台，好人受氣，黨國全變，後遺症已逐步愈演愈烈！」「所謂『文化大革命』是『極左』路線大氾濫！」「所謂文化大革命是違背黨紀」！

針對文革開始以後文化領域遭受的摧殘，史雲峰激憤地說：「江青！還我八億人口的文化生活！民族文化，傳統文化，必須恢復！不能全盤否定建國『十七年』的文化藝術，電影戲劇！」

史雲峰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劉少奇等領導人以及被打倒被迫害的領導幹部鳴不平。傳單提出：「必須給劉少奇同志及其他中央馬列主義領導同志恢復名譽！劉少奇主席是以非法形式用極左浪潮⋯⋯搞掉的！千古奇怨！」「打倒劉少奇主席是違反黨紀國法，是先戴帽子後打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部好書，劉少奇並不全錯，功大於過！」「工人階級懷念劉少奇主席！」「我們信任周恩來同志。劉少奇是我黨的優秀革命家、優秀理論建設者。」

史雲峰讚揚鄧小平：搞黨（務）做過總書記，搞政（務）做過代總理，搞軍（隊）做過二野政委、指揮過有名的劉鄧大軍，搞外交，六二年莫斯科反修會議，他取得很大成績，回來時毛主席親自到機場歡迎，他黨政軍外交都行，因此威信很高。史雲峰不認為有「二月逆流」，建議「全面審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

當時，史雲峰不知道劉少奇已經被迫害致死，他在傳單中「祝少奇同志、總理同志、鄧小平同志身體健康！」「向陳毅同志、賀龍同志致哀！」並且要求：「必須給受到不應該打擊和以『莫須有』罪名非法『罷官』『降職』『掛起不用』的各級革命幹部恢復名譽，解放這些同志⋯⋯」

傳單肯定1956年中共八大的路線，號召人民起來鬥爭：「真正革命幹部、共產黨員站起來領導人民⋯⋯，改變中國現狀，馬列主義萬歲！」「沿中共『八大』路線前進！」[40]

1980年為史雲峰平反時公開發表的傳單摘抄中，沒有隻字涉及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不知是史雲峰傳單原文的迴避，還是摘抄者的迴避。據1980年的報道，史雲峰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則報道披露，他在回答提審時說：「對毛主席，我是熱愛的，是不能磨滅的，我從小唱《東方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但是林彪事件出現以後，自己有想法。」事跡報道沒有提這個「想法」的具體內容，但是顯然是對毛澤東的質疑或批評意見，這一點，從給他定的「攻擊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罪名中可以得到印證。

傳單很快被吉林省委領導列為「44號重大反革命案件」。情況反映到中共中央，當時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示：「反動匿名信內容極其反動，⋯⋯偵破此案」，指示經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圈閱下達。省委組織了專案小組進行大規模的偵破活動。專案人員原來估計，傳單作者可能是三十五至五十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衝擊的黨員、幹部。最後發現，是二十六歲的青年工人——史雲峰。

1974年12月24日晚，史雲峰被秘密逮捕。他坦然承認散發傳單是他所為。在審訊中，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是持之有據，言之有理的。在關押期間他被多次批鬥。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但是「兩個凡是」[41]的方針沒有得到糾正。吉林省當時的主要領導人不顧長春市委主管政法工作的書記的反對，不提史雲峰批判江青四人幫的基本事實，以「攻擊偉大領袖毛澤東，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於1976年12月17日判處史雲峰死刑，兩天後執行槍決。[42]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80年3月，中共吉林省委決定為史雲峰平反昭雪，追認他為中共黨員，省革命委員會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史雲峰的傳單和言論，以口號式的簡短文字，表達政治性而非理論性的見解，這與廣州「李一哲」的精彩分析和上海王申酉的深刻系統的理論論證不同。史雲峰抨擊的矛頭集中在共產黨內鬥爭的是非問題。他反對江青，反對文化大革命，為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革命家鳴冤。從平反以後的報道看，他的思考是質樸的是非判斷，從熱愛共產黨、關心祖國和人民命運的普通青年工人的角度，拼死吶喊。史雲峰的觀點平易樸素，勇敢地寫出了許多領導幹部和羣眾私下裏普遍議論的疑問和看法，反映了在嚴酷的思想高壓下日益發展的思想潛流。史雲峰在被審問時說過：「有我這樣思想和我這樣情緒和想法的，從黨內到黨外，有很多很多人⋯⋯」辦案人員問：「你指的是誰？」史雲峰回答：「在座的老幹部，有的就可能有這些想法，只不過你們不在這裏說，而是到家裏說⋯⋯」他的這番話確實道出了當時中國社會思潮的實際情況。[43]

3 上海朱錦多上書批張春橋、江青

1973年和1975年，上海青年朱錦多三次上書毛澤東，提請毛澤東和中央警惕張春橋等人的作為，並為此遭關押。[44]

朱錦多出生在江蘇省農村，幼年時隨伯父到上海。1968年中學畢業後上山下鄉到農村，後抽調到工廠，不久到上海越劇團工作。1972年毛澤東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朱錦多對此深受感動。1973年7月28日，他給毛澤東寫信，揭發把持上海權力的張春橋攻擊陳毅和其他沒有被打倒的中央領導人的言論。1975年春夏，社會上流傳有關江青、張春橋的「小道消息」，觸發了朱錦多的共鳴和對上海一些社會現象的思考。1975年8月3日，他致信毛澤東，提出「張春橋不是一個光明正大的共產黨員，他是林彪復辟資本主義的黨內基礎」；提請毛澤東警惕上海民兵組建的狀況；針對張春橋等人在上海的作為，指出「有些人」「正在積累力量，一旦『大樹』倒了，就要興風作浪」，對此要時時提防。8月23日，朱錦多聽了毛澤東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以後，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某些人吹捧江青可能是「借助呂后」，「欲霸天下」，是「另有用心」。他想到毛澤東百年以後可能發生的事情，表示要時時警惕資本主義復辟，時時警惕修正主義上台。他將同樣內容的三封信發寄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上書之後半個多月，9月9日，朱錦多被公安部門拘押。

朱錦多的上書不是論述理論問題，也沒有涉及政策問題，而是就中央高層領導政治鬥爭提出看法，即忠心擁護毛澤東，而視張春橋等人為篡奪最高政治權力的修正主義野心家。他的思想表達了當時一部分青年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反感和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在深層次上又與中國傳統社會明辨臣子忠奸的思想有繼承關係。

1976年11月16日，上海《文匯報》報道了朱錦多揭露張春橋，遭迫害的消息。朱錦多不久獲釋，成為粉碎四人幫以後最早獲得政治平反的人。[45]

4 青年教師李春光抨擊文藝政策

1975年，在鄧小平與四人幫圍繞文藝整頓進行的鬥爭中，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46]作曲理論系青年教師李春光勇敢地站出來批判文藝政策，矛頭直指江青，不僅在文藝界引起廣泛共鳴，並且驚動了中央高層。[47]

1975年5月至7月，毛澤東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文藝蕭條的景況，提出要調整文藝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這一年，電影《創業》成了黨內鬥爭的一個焦點。反映大慶石油會戰的故事影片《創業》遭江青、姚文元的否定，被說成是「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錯誤」。江青控制的文化部核心組對《創業》提出了十點指責意見。《創業》的劇作者張天民給鄧小平寫信，不服江青和文化部的批判。鄧小平將信轉呈毛澤東。7月25日，毛澤東在來信上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48]毛澤東的批示使四人幫處於被動。

電影《創業》的畫報

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理論系的青年教員李春光，在8月2日和4日討論毛澤東批示的會上發言，猛烈炮轟文化部，矛頭直指江青。隨後，他又將發言抄成大字報張貼出來。

李春光批評文化部給《創業》定下的十條罪狀，「在理論上是荒謬的，邏輯是混亂的，作風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反對安定團結的。」[49]李春光指出：「文化部所掌握着的文藝政策，不能適應國內形勢的發展，不能適應黨和人民的要求，不能適應馬克思主義的要求，應當調整。」

談到文藝界的幹部政策，李春光質問道：「文化部執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幹部解放了幾個？使用了幾個？難道這是洪洞縣裏沒有好人，都該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他說：當前的對幹部的政策使「我想起列寧的一句話：用一些滿口胡說八道的新領袖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李春光在文革初曾經真誠地參加羣眾運動，但是事實教育了他，迫使他反思。很多參與過造反派羣眾運動的青年，有過這種從批判走資派轉向擁護老幹部、反感文革「新貴」的思想經歷。

李春光的發言是批判文化部，實際上是對着江青。人們很清楚，文化部是江青直接控制的部門，文化部的決定是秉承江青的旨意。李春光在發言中說：指責《創業》「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錯誤」，這話荒謬，因為藝術上只有水平高低、粗細之分，怎麼能有正確錯誤之分？人們都知道，這句話是江青講的。李春光回憶說：當時把毛澤東的話當作「尚方寶劍」，批判四人幫，實際上他已經不再認為毛澤東的話都是正確的，對毛澤東也有所不滿。

李春光的發言和大字報是對四人幫的政策性批判，是在黨內鬥爭尖銳化的時刻作出的鮮明表態。他回憶說：那是即興發言，沒有理論上的深思熟慮，卻是講出了長期積鬱心中的塊壘。他的講話很快在文藝界和幹部羣眾中流傳。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得到大字報的抄件，通過鄧小平轉呈毛澤東，毛澤東看過後批給鄧小平八個字：「此件有用，暫存你處。」[50]毛澤東批示態度模糊，沒有批評李春光，也沒有做明確的定性。1975年底「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以後，政治風向轉變，四人幫在文化部的勢力進行了反撲。1976年6月，文化部強令音樂學院「採取果斷措施」，對李春光「立即進行隔離審查」，同時追查大字報的同情者，特別是嚴厲追查所謂幕後指揮者、策劃者，為政治目的尋找炮彈。[51]據說，江青有話：李春光的大字報已經成了鄧小平反革命政變的材料了。[52]對李春光的「隔離審查」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停止。

1973年至1975年間，在中共黨內老資格的領導人與四人幫鬥爭的背景下，青年中的時政和政策批判思潮得到很大發展，其中除了上述以白智清、史雲峰為代表的公開聲討四人幫的激憤者外，還有不少青年在反思黨內極左路線的同時，採取了密切觀察形勢，謹慎言行，積累經驗，在體制內外等待時機的作法。他們的思考沒有見諸文字或者深藏不露，他們的思想成果是在粉碎四人幫，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才逐漸顯現。前文所述在河南駐馬店農村的大學畢業生陳一諮就是這樣的典型。改革開放以後在各個領域做出成就的不少青年，都有在文革後續階段艱難反思的經歷。

三 對特權問題的理論思考

在1973年至1975年，社會制度的批判仍然是青年思想的一個重要潮流。廣州李一哲大字報部分地反映了批判特權即社會批判的要求，而南京青年徐水良的大字報代表了這一潮流向理論化發展的傾向。

1 南京徐水良大字報事件[53]

1974年至1975年，一位名叫徐水良的青年先後在南京鬧市區以大字報形式貼出他從1973年以來撰寫的幾篇文章及書信，探討社會矛盾和社會變革的理論、抨擊官方觀點，引起震動。

文革初期，徐水良是浙江大學學生，曾積極地投入紅衛兵運動，是本校造反派當中「紅暴」派的負責人之一，後又與「紅暴」派發生分歧，兩派「大聯合」後任校革命委員會常委。1968年畢業分配到南京製藥廠當工人。1967年以後，徐水良開始結合政治運動和社會現實，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徐水良逐漸形成這樣的看法：「問題在於制度，在於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制度。」此後，他醞釀就此問題撰寫文章，最初標題擬為〈為社會主義自由民主而奮鬥〉[54]，繼而改為〈為實現巴黎公社式民主而奮鬥〉，最後定題目為〈反對特權〉。[55]

1973年至1975年徐水良撰寫文章，運用馬列主義理論，聯繫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實踐，探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言詞激烈地抨擊官方的某些理論觀點。1975年他先後將文章投稿給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又在朋友的幫助下，先後刻印成小冊子散發，印成題為《反潮流》的小報出售。1975年徐水良將這些文章和書信抄成大字報張貼於南京街頭[56]。

他的大字報被南京市委有關部門定性為「反動大字報」。1975年11月，徐水良因其言論被拘捕，1978年4月轉為逮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不久，1979年1月，徐水良獲無罪釋放、平反。[57]

《反潮流》小報

2 構建「反對特權」的理論

徐水良大字報論述的核心命題是「反對特權」。徐水良依據自己對馬列主義的理解，對現行社會制度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尋找「特權」存在的制度原因和變革「特權制」的理論依據。概括地說，徐水良關於特權問題的論述，有以下幾個要點：

特權現象，來源於「特權制」，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得不「把管理國家，管理生產的任務繼續委託給少數人」的制度；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特權制，所以產生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無產階級內容和它的特權制形式的矛盾」；

實行這種制度的原因是經濟和文化的落後；

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特權制」只具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暫時合理性；

特權制引發社會矛盾，在條件成熟時必將進行消除特權制的社會變革。

（1）無產階級政治、經濟權力的內容與「特權制」形式的矛盾

徐水良對其主要批判對象——「特權」做了這樣的界定：「我們這裏指的特權，指的是相對於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的少數人的特權，指的是少數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擁有特殊的權力和享有特殊的權利」，「少數人對國家權力和社會公職的壟斷」。「在蘇聯，特權階層壟斷了政治，壟斷了國家政權，廣大人民羣眾處於無權狀態，根本無權參與國家政治。在我國，特權現象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在中國，特權不僅是表面上的特殊化、官僚主義等現象，更根本的是它具有「合法」的制度形式。[58]

大字報認為現實社會中的「特權」現象，來源於特權制，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得不「把管理國家，管理生產的任務繼續委託給少數人」的制度。無產階級建立了新的政權，卻保留了舊的特權制或者官僚制的形式。這種保留，有着社會歷史的原因，有着暫時的合理性，卻又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這是一個基本的矛盾。因此，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必然要提出消滅特權的任務，「消滅生產管理上的和政治管理上的特權制，實現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民主制」。[59]

徐水良認為修正主義或者新的資產階級產生於特權制，而不是「法權」。據此，他抨擊姚文元等官方「理論界」關於「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等說法，是繼續違背馬列主義，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60]

徐水良的一個重要觀點是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着「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無產階級內容和它的特權制形式的矛盾」。徐水良稱其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以後必須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也是現階段社會主義社會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他說：「我們的國家權力、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就內容說來，基本上是無產階級的，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的權力，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與公有制相適應的。」「但就權力的形式說來，還是資本主義的，還是少數人掌握的權力，還是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特權制或者說『官僚制』形式，而不是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民主制。還存在一個專門『管理他人的人』的特殊階層即幹部階層，並且這個階層是以相當嚴格的等級制形式組織起來的」。[61]徐水良的這些論述顯然是套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框架（即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佔有的私有制形式的矛盾），試圖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再被羣眾提起的反對「特權」、反對「官僚」的要求，建立一個制度批判的理論支點。

（2）特權制的暫時合理性與變革特權制的必然性

徐水良解釋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權力的無產階級內容與特權制形式這對矛盾產生的原因、特權制的暫時合理性以及進行反特權的社會變革的必然性。

關於這對矛盾產生的原因，徐水良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初期，由於資本主義大生產和資產階級民主不發達、羣眾缺乏民主訓練以及教育的落後等原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不得不把管理國家、管理生產的任務繼續委託給少數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初期，尤其在一個資本主義大生產和資產階級民主不發達，廣大羣眾受民主訓練較少的國家，而且在少數人識字，多數人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條件下，要一下子消滅，根絕特權現象，一下子消滅官僚制，或特權制形式，這是困難的，不可能的。無產階級不得不保留少數『管理他人的人』的特殊階層，即幹部，來代替廣大工農羣眾行使無產階級的權力。」[62]然而必須承認：「由少數人管理國家和管理生產的狀況，是私有制的形式，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形式。」所以無產階級必須「保留自己對於管理的參與和監督之權，並在監督和參與的過程中逐步學會管理的經驗」，必須「從頭學習管理國家和管理生產的經驗，以便在條件成熟時，由自己直接來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管理生產」。[63]他提出「消滅特權制形式的基本條件或先決條件」：「1.無產階級的政權，2.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它的從屬條件是：人民羣眾的管理能力、一定的民主習慣和能力，包括一定的文化水平。」[64]徐水良的這些論述，顯然受到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國家的理論的深刻影響，並且對其加以引申。

徐水良強調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權制」只具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暫時合理性、特權制引發的社會矛盾，以及條件成熟時進行消除特權制的社會變革的必然趨勢。他斷言：「隨着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隨着革命的進展，這種特權形式與內容的矛盾，即特權制的政治形式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內容，特權制的管理形式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矛盾就逐步發展，逐漸變得越來越互不相容，互不適應，於是，這種形式就逐步化為保守、落後和反動的外殼，而必須在革命中予以粉碎和剝除，這時，一個更新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就到來了。」他認為：「消滅生產管理上和政治上的特權制，實現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民主制，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任務，革命的無產階級必須發動最廣大的人民羣眾，為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而努力奮鬥！」[65]因此，消滅特權形式，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以後的一個必經階段，在這個階段存在着激烈的鬥爭。其結果，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是落後的形式戰勝革命的內容，演變為完全的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特權；或者是革命的內容戰勝落後的形式，把社會主義革命推向新的階段。」

徐水良認為，蘇聯的情況是落後的權力形式戰勝革命的權力內容、無產階級的權力變成修正主義特權階層的權力的反面事例。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變為修正主義特權階層的共同所有制，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類型，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復辟。

至於中國的情況，徐水良說：毛澤東歷來反對特權，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近一段時間以來毛澤東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就是為今後進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消滅舊的特權制形式的革命創造條件。毛澤東關於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有關一系列指示，是反對特權的理論基礎。[66]對於中國是不是已經變修的問題，徐水良的回答是：「沒有必要過早地作結論」，「我們寧可等待局勢的進一步明朗化，而且，無論如何，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還掌握着國家的最高領導權。」[67]

徐水良雖然認為少數人對國家權力和社會公職的壟斷，是與無產階級政權的內容、與公有制相矛盾的一種特權制形式，但是並不因此而從整體上否定這個專門「管理他人的人」的特殊階層即幹部階層。他的觀點是：幹部中有馬列主義的，也有修正主義的，有革命的，也有不革命的，因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錯誤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撤換少數人，或者以新的特權官僚代替多少還保留着革命傳統的老幹部，問題在於社會制度的變革。「廣大的革命羣眾，廣大的革命幹部都是同一條戰壕裏的革命戰友。」[68]

徐水良的批判特權制，沒有像「新階級」論者那樣把領導幹部視為一個階級，其基礎是承認特權制在社會主義社會初期尚有暫時的合理性，幹部也有馬列主義幹部和修正主義幹部的分別。

（3）文化大革命並沒有解決修正主義賴以產生的特權制問題

徐水良從反對特權，實行社會制度變革角度理解和評論文化大革命及正在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他反對把運動的意義歸結為揪出走資派、改變接班人和領導班子的問題，而認為癥結在於走資派賴以產生的制度。

徐水良從社會變革的角度抨擊文革羣眾運動高潮過去之後的許多現實狀況和官方對文革的某些解釋。他認為問題的癥結並不是走資派，而是走資派賴以產生的特權制度：「如果我們保存產生走資派，即修正主義特權貴族的現實的社會關係，特權關係，那麼，打倒的是老的走資派，舊貴族，產生的則是新的走資派、新貴族。」在他看來，文革中很多人實際是大搞權力再分配，「事實上是用新的特權官僚來代替多少還保留着革命傳統的老幹部，向老一輩革命家奪權，這樣做，是越換越壞，換得快也就修得快，如像目前許多事變所證明的那樣。」[69]

張春橋、姚文元在1975年回應社會上已經議論紛紛的理論問題，提出新生的資產階級是林彪集團的重要社會基礎，但是仍然沒有正面論述特權問題。對此，徐水良認為是唯心主義、唯天才論、唯接班人論；是「把法權和法權思想提到可怕高度的做法」，是「可笑」的。徐水良提出：「走資派是從現實社會中產生的，是現實的社會中一定的社會關係即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關係的產物」；決定性的過程，不是資本主義復辟由走資派造成，而是走資派（即修正主義特權貴族）由目前還存在的資本主義關係（特權制）產生，走資派一旦離開它的現實基礎，就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70]

姚文元和張春橋

（4）崇尚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拒絕資產階級民主化

在民主的問題上，徐水良堅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強調無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的統一，認為代替現存的特權制形式的只能是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民主制，而不能是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民主。

徐水良肯定羣眾性大民主的意義。在他看來，人民羣眾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等廣泛的民主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民主，是羣眾在文化大革命中創造的打擊修正主義「特權貴族」和各種階級敵人的武器。「如果沒有它們，廣大人民羣眾參與政治，監督和參與國家管理就會成為一句空話。」[71]同時，他也指出應當摒棄文革中曾經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的錯誤。

徐水良在批判特權的同時，也拒絕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對其保持警惕，但是對蘇聯及東歐國家知識分子和一些工人農民嚮往西方民主的現象予以理解。他提出：「我們堅決反對背離現存無產階級專政的，因而作為倒退的資產階級『民主化』、『自由化』傾向，但相對於蘇聯修正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專政，它或許更能為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推翻修正主義特權階層的統治，重建和建立更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提供更為有利的鬥爭條件，因而相對於修正主義法西斯統治，它是一種進步。」[72]

（5）民間左派的理想主義政策主張

徐水良大字報的重點在於對制度問題的理論思考，而不是對政策得失的批評，但是徐水良也從反對特權制的角度，回答了當時人們關心的某些政策問題，其論點表現出革命理想主義的左傾色彩。

對於如何解決當時羣眾勞動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徐水良既反對用物質刺激的方法，又反對用政治壓力的方法。他不贊成「有的老幹部、有的知識分子」主張的運用獎金、記時工資等「物質刺激」政策的辦法刺激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認為這樣刺激出來的只是個人主義的積極性，只能具有暫時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反對「某些新官僚」靠施加政治壓力的作法，以抓階級鬥爭為名，殺一儆百，強迫工人拿出幹勁。徐水良仍然相信革命可以調動羣眾的勞動積極性，「人民的革命幹勁，來源於為一個明確的革命目標而奮鬥，這是任何物質刺激也調動不起來的。」[73]徐水良仍然是用革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思路，與官方不同的是，他所說的革命內容是反對特權制度。

徐水良大字報對張鐵生事件和當時的大學招生制度進行了分析，從反對特權的立場對官方的宣傳進行了抨擊。他指出，工人羣眾對樹立交白卷的張鐵生為「反潮流英雄」的樣板普遍反感，而對冒險為民請命、向毛澤東上書請求改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處境的李慶霖熱烈支持。他認為，羣眾反感被「左」派吹捧的招生制度的改革，是因為這個新制度實際上只是把過去知識分子的世襲領地變成了特權官僚的世襲領地。

徐水良的政策主張有理想主義的左派特點，然而這是站在民間立場的左派觀點。他既反對管理者把政治壓力作為迫使勞動者出力的手段，又反對以物質利益刺激勞動者的積極性；既不同於官方左派的「全面專政」主張，又不同於李一哲等青年思想者向右轉彎，寄希望於文革前行之有效的政策。

徐水良大字報的突出之處是從制度的角度分析「特權」產生的原因，提出「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無產階級內容與它的特權制形式的矛盾」的命題，並試圖以此解釋特權存在的暫時合理性和終將被消除的前景。這是徐水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剖析社會，取得的重要理論成果。大字報在政策方面基本不脫「左」的框架，因而在關心政策和現實生活的一般民眾中間，難以引起強烈共鳴。

四 「反潮流」和「學理論」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一方面要求恢復國民經濟，作出某些政策調整，另一方面擔心反左的方針會衝擊文化大革命的地位。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着手進行政策調整，批判極左思潮。很多領導幹部得到「解放」，重新回到領導崗位，或者改善了處境。經濟政策的調整使工農業生產呈現復蘇的跡象。文化教育也顯現了轉機。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是糾正左傾政策和「復舊」——恢復文革前行之有效的政策。一系列落實政策的做法順乎黨心民意，漸成不可阻擋的大勢所趨。黨內極左文革派稱這一潮流為修正主義的復辟「回潮」，發起反擊「回潮」。

1971年底毛澤東阻止批判極左，提出要反對林彪的「極右」實質，1974年進而發動批林批孔、批判《水滸》反對投降派等運動。黨內極左派積極推行毛澤東關於反對極右實質、反對否定文革的指示，在與青年思想和切身利益相關的上山下鄉、大學生招生、工礦招工、教育等問題上，樹立了一些「反潮流」的青年典型。

與此同時，毛澤東號召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青年思潮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 「反潮流」

「反潮流」語出毛澤東，原來是毛澤東自詡在廬山會議上反對林彪為首的一批領導人時所持的「馬列主義原則」，後來黨內文革派所提倡的「反潮流」是要求反擊向文革前十七年回歸的潮流，目的在於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新生事物」。

林彪事件之後，官方意識形態在青年中曾經享有過的崇高地位已經無可挽回地坍塌，「反回潮」的宣傳已不可能引導青年思潮的方向。很多青年對中央的宣傳保持分析的態度，愈來愈意識到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其中思想敏銳者的批評意見在一代人中愈來愈有市場，真正跟隨上級指示起舞的人並不很多，且缺乏影響力。更多的青年迴避政治，不相信宣傳。儘管如此，「反潮流」仍然在青年中引起一定的反響，不論是積極和還是消極的。

（1）鍾志民退學與反對「走後門」風波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出南京大學政治系哲學專業二年級工農兵學員鍾志民的退學申請報告，掀起短暫的公開批評「走後門」的風波。

鍾志民是軍隊高級幹部之子，父親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1968年他在南昌初中畢業後去江西瑞金農村插隊，只在農村勞動了三個月，就於1969年初佔用一個社員的徵兵指標參軍，逃離了艱苦的農村。當了三年兵之後，他憑藉父親的關係，於1972年4月被「推薦」到南京大學讀書。在大學的一年半學習中，鍾志民對自己上大學一事產生了負疚感，以自我革命的激情向南京大學黨委提交了一份退學申請報告。在報告中他坦承自己未經正常程序，而是由父親給軍區幹部科打電話指名調送上大學的事實。在陳述走後門的弊端和惡劣影響後，他懇切提出以實際行動改正錯誤、返回部隊。

鍾志民的退學報告以自我批評的精神，反映了當時為社會詬病的「走後門」之風。領導幹部利用職權為子女或者親友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從來就有，此時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升學、就業渠道的「革命化」變革，青年的發展機會表面上取決於工農兵羣眾，實際上愈來愈多地掌握在領導幹部特別是基層領導幹部手中。羣眾運動中，法紀遭到破壞，羣眾運動過後，社會監督亦蕩然無存。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以後，先有軍隊幹部屢屢為子女開後門，把子女調離農村。林彪事件之後，很多文革初期被整的黨政領導幹部陸續恢復工作，他們深感子女處境的悲慘，一些急於改變子女境遇的幹部便利用重新得到的權力，繼軍隊幹部之後，推動了新一波「走後門」之潮。[74]制度的弊病使青年喪失依靠個人努力謀求發展的機會，社會監督的缺失提供了以權謀私的條件。無權的民眾對此側目而視，又無可奈何。

江青等黨內文革派利用羣眾對「走後門」的反感，打擊老幹部，並借此向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人發難，搞所謂批林、批孔、批「走後門」——「三箭齊發」。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文革初期以「平反」和批判「血統論」發動羣眾的故伎重演。公開批判「走後門」令那些依靠父母親的權力「走後門」入學、參軍、進廠做工的青年惴惴不安，也使與此有關的幹部如坐針氈。不少高等院校收到揭發材料。一批「走後門」入學的青年受鍾志民的感召，提出了退學申請，[75]也有人說鍾志民「投機」、「抬高了自己，出賣了幹部子弟」[76]。幹部子女「走後門」不正之風問題牽涉面很寬，公開批判勢必引發羣眾不滿情緒的高漲，影響領導幹部的向背，干擾批林批孔運動的開展。這是最高領導不能不審慎考慮的。

報刊批判「走後門」一個月之後，1974年2月15日，毛澤東給葉劍英1月30日的來信寫了批語：「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着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77]於是，中央發通知，批判「走後門」之事到此止步。

「走後門」不得人心。鍾志民的退學之舉，反叛以權謀私的不正之風，反映了青年人勇於自省、不依附特權、追求正義的精神，實屬難能可貴。江青等黨內文革派利用反「走後門」另有黨內鬥爭的圖謀。在他們引導下的批判「走後門」的理論，諸如「與傳統觀念決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是荒謬的，也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

批判「走後門」剛剛開始就結束了，令那些真正反對特權的青年進一步失望。1974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對鍾志民退學事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稱它是「一個處於享有各種特權的階層中的青年以賈寶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氣」的「叛逆」，「是李慶霖憤怒的呼喊，在特權階層中引起的微弱的回聲」。僅此而已，特權依舊。

這裏提到的李慶霖，是福建省一位小學教師，上山下鄉知青家長。1972年12月20日，他在萬般無奈中斗膽給毛澤東上書，坦言上山下鄉知青和知青家庭的困境，尤其揭露了幹部子女「走後門」的歪風。毛澤東給他匯款三百元並附留言表達同情和理解，由此帶動了改善知青處境的政策。李慶霖上書被黨內文革派利用，作為「反潮流」事件。儘管文革結束以後李慶霖因其文革中的表現被判刑，但是很多當年由此受益的知青，對李慶霖感激至今。

（2）張鐵生「發人深省」的考卷

1973年遼寧省知青張鐵生因為在大學招生考試中交上一張「白卷」，並在卷子背面寫下一封申辯信，被樹立為「反潮流」的英雄，引起青年的廣泛議論，非議居多。

「反潮流」的張鐵生

1973年6月底，遼寧省興城縣舉行從工農兵中選拔大學生的文化考查，考試題目不難，要求不高。30日的理化科考試考場上，下鄉知青張鐵生答不出題目，在考卷的背面寫了給領導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十八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復習。」他擔任村裏的生產隊長，在「這夏鋤生產」的時候，「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着自己鑽到小屋子裏面」去復習備考。他表示「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能考出好的分數不服氣，「有着極大的反感。」他說，如果「有兩天的復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最後，張鐵生希望領導對他加以考慮。

張鐵生的信反映了當時大學招生中的矛盾：大批知青到農村荒廢了學業，而學校教育又不能不顧及學生的文化基礎；當地沒有給生產第一線的知青提供必要的復習備考時間，使他們在考試中處於不利地位等等，張鐵生對此發牢騷也無可厚非。然而事情的發展，超出了考試本身，被毛遠新、江青等人作為反擊教育領域修正主義路線「復辟」、「回潮」的典型。

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發表了張鐵生寫在考卷上的信。8月10日的《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交「白卷」的張鐵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不僅進了鐵嶺農學院，還以學生的身份擔任了院黨委副書記。

張鐵生事件發生在教育界政策調整的背景下。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招生改為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選拔，文化基礎參差不齊，多為初中畢業水平，學校教育的質量被推上絕路，社會上批評、嘲諷之聲不絕於耳。1973年，國務院調整政策，決定當年在繼續原有招生制度的前提下，增加文化考查。這被黨內文革派指責為「復舊」。張鐵生事件正好被利用，作為反擊國務院政策調整的炮彈。

中國是有千年科舉考試傳統的國度，民眾相信國家考試的公正性。文革的實踐已經證明所謂工農兵推薦的招生辦法不利教育發展、人才培養，容易滋生「走後門」現象，不及文革前的高考制度。因而民間輿論抵制張鐵生這類文化考試交白卷，靠其他手段博取同情而發跡走紅的典型。

知青中對張鐵生也是譏諷多於贊同，並且隨着他政治地位的躍升，對他的蔑視愈來愈強烈。《人民日報》發表張鐵生「答卷」以後短短半個月，收到各地表示異議的信件兩千餘封。許多來信對張鐵生為上大學而投機取巧「交白卷」的作法表示唾棄和譴責。河北省一位下鄉知青致函《紅旗》雜誌，反對把張鐵生樹為典型。他針對張鐵生的那封信反問：「下鄉後的五年中，連『兩天』的復習時間都沒有擠出來未免過於強調本職工作了吧？」來信指出：在不影響勞動的同時，搞業務復習未必是大學迷，只埋頭苦幹而對於學過的業務知識從不過問也未必正確。類似內容的信件均被扣發。[78]

張鐵生事件之後，各地招生機構在新形勢下相繼對已經錄取的考生，在「嚴格把好政治關」的宗旨下，重新進行篩選，一些考試成績上乘而家庭出身不夠「清白」的知青首先成為犧牲品。有人憤懣地說：「勤耕苦讀多少年，不如白卷香又甜。」報刊上的「反潮流英雄」在知青中被譏為「白卷英雄」。[79]

（3）黃帥事件與王亞卓的批評

1973年，由四人幫一夥人樹立的教育界另一個反潮流的典型——黃帥，與張鐵生一樣，在青年中遭到普遍的抵制。[80]

1973年，北京市中關村小學五年級學生黃帥與老師發生矛盾，黃帥在日記裏寫下了對老師的批評，10月21日又致函《北京日報》。這封由家長捉刀代筆的信在結尾處提出詰問：「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四人幫的親信謝靜宜從內部材料發現黃帥批評老師的信和日記，立即與四人幫的另一個親信遲羣找黃帥談話，稱這件事不是個人關係問題，而是當前教育戰線堅持復舊還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問題。按照謝靜宜的旨意，《北京日報》於12月12日發表〈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並加編者按說：「這個十二歲的小學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在教育戰線上，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還遠沒有肅清，舊的傳統觀念還是很頑強的。」「要警惕修正主義的回潮。」12月28日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和《北京日報》的編者按，又加刊一篇本報編者按。於是，普通的「教室裏的風波」被推上黨內鬥爭的角鬥場，全國中小學掀起了「破除師道尊嚴」、「橫掃資產階級復辟勢力」、「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浪潮。

這位小學生對老師的「造反」之舉，被報刊電台反覆吹噓，樹為榜樣，社會上卻非議如潮。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政治處的三個知識青年：幹事王文堯、放映員恩亞立、新聞報道員邢卓與周圍的朋友、教師談論此事，認為小學生的說法和報刊觀點不對，事實是：學校應有的紀律受到破壞，老師教文化、抓紀律有罪，學生以不讀書和反老師為榮，是非顛倒，香臭不分，於是決定用「王亞卓」的筆名給這位小學生寫信，提出不同意見。

王亞卓1974年1月14日的信，對小學生黃帥提出了批評，也講明了道理，希望她端正認識。信中寫道：「看了報紙上你的信和日記，我想了許多問題，歸根一點，對於你的信和日記中所反映的問題，覺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師和學生是同一戰壕裏的戰友，老師不能把學生當敵人，那麼學生就能把老師當敵人嗎？」「你的信和日記，細分析起來，很多地方不通理，關鍵是矛頭指錯了。」「請設身處地地為老師們想想吧。他們大多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為培養革命後一代努力地工作着。許多新進入教師隊伍的同志，在過去也深受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對毛主席革命路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們多麼希望同學們滿腔熱忱地協助搞好工作啊！他們歡迎的是誠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師長式的學生。」王亞卓最後寫道：「我們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不要看指責老師的文章，有些老師在認識問題上可能有錯誤，在路線問題上他們沒罪。」

王亞卓的信是說理的，反映了青年的普遍看法。這一代青年經歷過文革初期在學校的造反、上山下鄉及社會底層的生活，正在反思當初紅衛兵造反的荒謬和過錯。他們渴望專業學習的機會，留戀文革前的學校生活。人生的體驗、沉痛的教訓，使他們格外厭惡那種為了某個政治目的，煽動中小學生造反的行徑，不忍坐視某些青少年自以為得意，重蹈覆轍之舉。

王亞卓的信被小學生的家長送到遲羣等人手中。遲羣在信上批寫：「完全是資產階級復辟的語言。」[81]接着組織了對王亞卓的反擊和迫害。經過姚文元及其在《人民日報》親信的精心策劃，王洪文、張春橋圈閱同意，江青親改標題，2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以小學生黃帥名義寫的給王亞卓的「公開信」，發動了對王亞卓的一場思想征伐。中央和地方報紙發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王文堯、恩亞立和邢卓被隔離審查，在二十多場批判會上受批判，送到最艱苦的連隊「勞動改造」。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決定：給黨員王文堯黨內警告處分、團員恩亞立團內警告處分、邢卓團內嚴重警告處分，並決定「暫時按思想問題、世界觀問題對待」。這個以當時標準比較輕的處理，防止了更加嚴重的政治打擊，也算不易。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王亞卓案得到平反，黃帥也考入大學學習。[82]

王亞卓代表了很多青年的意見。黃帥反擊王亞卓的「公開信」發表時，王亞卓所在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中心學校的部分知青教師正在北京探親，他們聽到廣播，憤怒地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與黃帥辯論教育革命問題，隨後又到《人民日報》對發表「公開信」提出不同意見。王亞卓所在兵團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180多封信，對王亞卓表示支持和同情。王文堯、恩亞立和邢卓接受審查和批判期間，在生活和勞動等方面得到不少知青的關照。時至1974年，知青羣體的獨立意識已經增長，很多人不再事事順從權威的指揮了。

黃帥事件與張鐵生事件在青年中的反應類似。由於有文革初期的教訓，大多數知青對於所謂教育革命已經不抱任何希望，而對四人幫在教育界的表演和「反潮流」的典型嗤之以鼻。四人幫操縱官方輿論工具，連篇累牘地發表包括青年在內的各界人士擁護「反潮流」的言論，發表各類寫作組的文章，但是除了蒙蔽中小學生外，很難征服人心。與官方媒體相對的民間輿論漸漸生長，親友相逢、家庭飯桌、青年聚會上的輿論常常與官方的聲音大相逕庭，似有來頭卻真假難辨的小道消息、政治傳聞沸沸揚揚。批林批孔以後，民間輿論的迅速發展，得益於青年的積極參與，也推動了青年思潮的再度活躍。

（4）「紮根」農村的樣板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被賦予濃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諸如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改造世界觀、艱苦奮鬥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等等。這種浪漫的理想主義不僅是報刊的宣傳，也一度是下鄉知青的思想主流。然而，在下鄉之後的兩三年、三四年裏，知青的理想主義在困苦的農村生活和渺茫的個人前途、林彪事件帶來的政治信念的蛻變、大學招生、工礦招工、參軍等機會和與此相關的「走後門」之風等等現實的剝蝕下，漸漸變得千瘡百孔，不堪一擊。1973年以後，黨內極左派將上山下鄉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擺在反擊右傾回潮、堅持文革意識形態的前沿，樹立了一批堅持「紮根」農村，與舊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知青反潮流典型。

遼寧知青柴春澤是這樣的「反潮流」典型之一。[83]柴春澤1971年從赤峰市中學畢業帶頭到條件艱苦的遼寧省昭烏達盟翁牛特旗[84]插隊落戶。他的父親是戰爭年代入黨的幹部，在一個煤礦任領導職務。下鄉以後不久，當地一些知青想方設法調到招工機會多的赤峰市知青點，柴春澤的父親寫信希望他也調回赤峰。他回信說：「爸爸，我是響應毛主席的指示來到農村的，您是一個具有二十七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我建議您考慮一下您的意見是否符合黨的利益。」[85]

1973年6月柴春澤入黨。8月他接到父親的來信說有一個招工機會，要他不要錯過。柴春澤給父親回信，表示要「紮根農村、建設農村，把我的一切獻給敬愛的黨，獻給我國農村面貌的改變，獻給人類的解放事業」。他在知青點公佈了與父親的來往信件。接着，領導授意他在昭烏達盟的知青工作會議上宣讀這些信件，號召知青向他學習。毛遠新從新華社的內參看到關於柴春澤的報道，大加讚賞。地方和中央報紙紛紛刊登他給父親的回信，《人民日報》編者按稱：「這封信，代表了我們的革命小將在思想領域裏向老將的挑戰：看誰敢於同舊的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柴春澤成為張鐵生之後又一個反潮流的新星，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學習的楷模。

柴春澤走紅的關鍵是黨內極左派看中他給父親的回信裏對老幹部的「挑戰」，符合黨內鬥爭的需要。此後，柴春澤愈來愈明顯地迎合黨內極左派的政治需要。他出名以後，每天都收到來自各地的信件，多為知青所寫，在三年間收到近萬封信，他回信四百餘封。1976年，他與湖北知青張靜的通訊中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力地限制了資產階級法權，加強了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將其意義上綱到貫徹毛澤東學習理論的指示，把知識青年紮根農村說成是唯一的革命選擇，並且與「深入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掛上鈎。他給張靜的往來信件被作為「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批判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戰鬥檄文」在《遼寧日報》、《湖北日報》、《廣西日報》等報紙發表。柴春澤成為四人幫一夥政治路線的吹鼓手和馬前卒。[86]在1973年以後，類似的反潮流典型還有吳獻忠、劉繼業、朱克家等。

是否要「紮根農村」是當時知青談論的重要話題。應當指出，除了那些靠依附主流政治改變命運的知青外，也確有不少知識青年在返城潮流下，仍然真誠地苦守理想主義的理念，堅持在農村艱苦奮鬥，高唱孤獨的理想之歌。

插隊時期的柴春澤

（5）理想之歌

黨內極左派的思想雖然已被思想敏銳的青年摒棄，其對青年一代的吸引力雖然已是強弩之末，但是仍然在很多青年中有一定的影響。1975年北京大學四位工農兵學員應約撰寫的〈理想之歌〉，為已經退色的理想塗抹上絢麗的色彩，包裹着黨內極左派的政治理念高調登台，反映了那些相信、或者沒有掙脫官方意識形態的青年的思想情感。[87]

這是一篇「命題之作」。1973年夏季《人民文學》籌備復刊，向北京大學中文系約一首長詩。時值暑假，中文系謝冕老師找到在京的工農兵學員高紅十、陶正、張茂祥和于卓，主題十分明確：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青年一代的成長。這四人都是知青出身的學生，也就以知青一代人的集體情感為主線展開。創作期間，作者曾赴雲南、山西等地採寫知青模範。後來《人民文學》復刊未成，詩稿擱置。1974年初，舊事重提，再作修改，4月交稿，9月出版，題目〈理想之歌〉，署名：北京大學中文系七二級創作班工農兵學員集體。1975年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成配樂朗誦。1976年1月25日，《人民日報》加編者按全文刊登，傳遍全國。

〈理想之歌〉激情洋溢的開場，很多知青至今能誦：

紅日、

白雪、

藍天⋯⋯

乘東風

飛來報春的羣雁。

⋯⋯

這首政治抒情詩在1975年底、1976年初被看中，作為黨內左派政治鬥爭的助陣吶喊之作。《人民日報》編者按說：這首詩「反映了廣大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和教育革命中鍛煉成長的精神風貌」。其次，「它符合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勝利成果這一鬥爭的需要。本報刊登這首詩，以供更多的同志閱讀，並用以回擊教育界右傾翻案風，批駁那種攻擊工農兵學員『質量低』之類的奇談怪論。」

〈理想之歌〉的作者之一高紅十1975年大學畢業以後，回到原來插隊的延安，在南泥灣插隊當農民。她在畢業務農申請書上寫道：〈理想之歌〉不光寫在紙上，也要落實在行動上。[88]在那個時代，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糾葛不是黑白分明的，難以一言以蔽之。官方意識形態固然佔據着思想，但是，如果不是上面的約稿，會不會寫出這等激情洋溢的政治抒情詩，也很成問題。

從生活和工作條件相對優越的城市到貧困落後的農村當農民，違背人們趨利避害，追求豐富物質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趨勢，如果沒有外部的政治壓力，或者宗教、政治信仰的驅動就難於維繫。革命理想主義曾經是召喚知識青年下鄉的旗幟。但是時至1973年，上山下鄉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感召力，在一天天退色。這時官方版的革命理想主義已經是徒有其表了，另一種理想主義——民間的異端理想正在擴大着領地。實際上，留在農村的知青多是無可奈何的平民子弟。

即使如此，不可否認的是，仍然有一些真心「紮根農村」的知青，在知青各奔東西的退潮中不肯捨棄那份改造農村一窮二白面貌的理想。這些青年與那些在媒體上頻頻露面的反潮流政治典型不同，他們的「紮根」不是寫在發言稿上，而是體現在行動上。他們在農村做着平凡而有益農村、有利農民的實事，擔當着鄉村學校教員、赤腳醫生、生產隊長，常常被評為優秀知青，有的還在當地結婚生子。在回城的潮流面前，他們的心中有掙扎、有困惑，毛澤東教導的神聖、自己曾經的誓言、農民的純樸感情、他們在農村體會到的哪怕是微弱的價值實現、中國知識分子的平民主義傳統，都在時時拷問着他們。在思想上，他們依然是毛澤東的追隨者。當上山下鄉的理想潰敗之時，他們以悲劇英雄的孤獨，守護着被眾人放棄的理想。這種真正在思想和行動上一致的「紮根派」知青為數不多，但確有其人。他們常常是在文化大革命宣佈完結，上山下鄉最後崩潰時，才帶着難以割捨的感情離開了農村。他們真誠地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農村，真心實意地為農民做了好事、實事，也受到農民的尊重，直到最後離開的一刻。上山下鄉運動給他們的思想打上時代的烙印、歷史的局限，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真誠地實踐自己的理想，為農村建設艱苦奮鬥，是應當受到尊敬的一羣。

1973年以後，官方發動的反潮流之舉，確實面對着青年思想的大退潮——林彪事件以後無法挽回地從文化大革命營造的革命理想、價值理念潰退的思潮，亦即向着文革前「修正主義」的回潮。「反潮流」本來是毛澤東自信能夠力挽政治波瀾的話語，不想成了現實的真實寫照——站在黨內外、官和民的對立面、與如潮的人心所向對立。到了1975年，官方宣傳工具所鼓吹的文化大革命理想已經不再是青年的主潮，青年中的思想敏銳者另闢蹊徑，無心探究者也不再理會報刊的說教。繼續革命理論信仰的基礎在一天天加速瓦解。

2 學理論

1970年以來，毛澤東不斷談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1974年底，毛澤東談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1975年2月，中共中央下發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掀起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1976年1月，病重的毛澤東還在談理論問題。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是對繼續革命理論的發展，反映了他對黨內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潮流的深刻憂慮，核心是要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以四人幫為代表的黨內文革派積極地推動毛澤東關於學理論的指示，將其作為與務實派領導人較量的尚方寶劍。

1970年以來，中央提倡的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運動，使青年的讀書環境有所改善，至少閱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不再被認為是思想有問題。四人幫主導的理論學習運動儘管在報刊上造成一定聲勢，卻未能在青年中重建文革意識形態的威望，未能挽回毛澤東理論觀點在青年中影響力日漸衰落的趨勢。

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是林彪勢力失勢和倒台以後黨內極左派的政治依據和動員口號，針對着主持經濟建設的周恩來、鄧小平等務實派領導人。如此政治傾向，只能引起贊同老幹部整頓秩序，逐步恢復務實政策的一批青年的抵觸。在中央提倡學習理論之前，他們已經開始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自主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逐步建立了獨立的理解，因而他們對馬列主義經典並不陌生，不會進入極左派的意識形態套路。

1975年學習理論的中心是學習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而青年中普遍期望的不是專政而是民主，期望維護民眾權益和監督領導人的權利。1974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提出的民主與法制的觀念反映了青年的這個訴求。1970年以後，毛澤東不再提「民主」，而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旗幟，大概是顧慮文革大民主的羣眾運動的巨大破壞力。學理論運動沒有帶來思想和言論的寬鬆，只許按照「兩報一刊」的調門說話，不允許討論，不允許不同意見的爭鳴，思想控制反而是變本加厲。這樣的學理論運動怎麼可能得到青年的響應？

毛澤東多次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作為限制社會差別、尤其是抑制領導幹部的理論依據，同時，毛澤東還多次對領導幹部的特殊社會地位提出批評，批評「保護大官們的利益」的「走資派」。他的一段名言在報刊上反覆強調：「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在1976年毛澤東病重，黨內鬥爭白熱化的時候，四人幫及其親信提出「階級關係新變動論」：黨內民主派變成走資派。《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迴避多年的毛澤東關於「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批示。[89]這樣一些揭示社會矛盾的論點即使在主張批判特權的青年中也沒有引起強烈的響應。

「階級關係新變動」的觀點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觀點曾經是1967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期間激進造反派和極左新思潮的重要論點，當時沒有得到中央的正面肯定，極左新思潮還遭到嚴厲鎮壓。七八年過去了，思想的創傷早已結疤，勇敢者已經走得更遠，老調重彈再難贏得喝彩了。再者，極左新思潮當初的「階級關係新變動」論重在反對特權，也有別於「黨內民主派變成走資派」。

「資產階級法權」的前提是「按勞分配」，在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青年看來，現實是享有特權的人依靠權力對人民進行剝奪，而不是「按勞分配」。此外，「法權」沒有指出生產資料所有權存在的問題，沒有指出經濟和政治的制度弊端。學理論運動的主調是左傾，但是它對青年思潮中的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影響十分有限。1975年南京徐水良大字報對官方「法權」觀念的抨擊，反映了這派思潮的抵觸傾向。

1970年以後，毛澤東的理論觀點和學理論運動給予青年學習理論和閱讀社會科學書籍某些合法性，但是在毛澤東號召之前和之後結合實際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很多青年，並沒有走上毛澤東引導的思想方向。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給了他們挑戰現實的自信和勇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論述給了他們思想武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運動沒有使更多青年皈依繼續革命理論，反是在客觀上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反對派的生長。也有一些對現實持批判態度的青年，贊同毛澤東晚年反對官僚特權、黨內資產階級的觀點，認為這是毛澤東思想中寶貴的內容。這一思想傾向後來被稱為「晚年毛澤東珍貴思想派」。儘管如此，他們與官方宣傳依然保持着距離。

[1]本文所依據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序言及正文）版本是李正天提供的中共廣州市委批林批孔辦公室1974年12月印發的批判資料，編印者加了〈為印發反動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以供批判而寫的按語〉。李正天說，這份資料是準確的，僅有極個別錯字。為了解李一哲事件，筆者訪問過李正天、王希哲，與陳一陽見過面。此外，《人民日報》1979年2月14日報道為這張大字報平反的消息時稱其標題是〈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漏掉一個「的」字。

[2]本節主要據王希哲自傳：《走向黑暗》（電子版）。此書由香港的民主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還依據筆者1999年對李正天、2001年對王希哲的訪問。

[3]據筆者1999年對李正天的訪問，大字報貼出之前參加討論以及參加冤假錯案調查的至少有陳錦祿、鄭慶和、張嘉琪、莫棟樑、陳慧珊等人，大字報張貼以後至少有龔小夏等人參加。這些人均因李一哲案被捕，或者被隔離審查，1979年獲得平反。

[4]柳鶯：〈傳奇人物李正天〉，《爭鳴》（香港），1979年第3期，頁20–23。

[5]郭鴻志的職務，一說是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參見吳支：〈「李一哲」中的無名英雄——郭鴻志〉，李正天提供，見「山花爛漫郭鴻志網上紀念館」網址（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63942&joursid=49732&title=）。另一說是廣東人民廣播電台人事科幹部，見岳禪：〈「李一哲」大字報及其作者〉，《明報月刊》，1996年6月號。

[6]李正天致俠父先生函，1999年6月1日。李正天提供。

[7]據李正天：〈共和論——紀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明報月刊》，1996年六月號，頁16–27。

[8]王希哲：《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學出版，1996）。本文依據電子版。

[9]王希哲在《走向黑暗》一書中回憶說：紅衛兵運動快要結束時，他在學校認認真真地把毛選一至四卷通讀了幾遍，特別愛讀的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兩篇文章使他懂得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來源於對中國真實社會狀況的調查了解和對各階級各政治力量動向的準確估計。他還讀了毛澤東的《讀政治經濟學筆記》、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為了讀書，他甚至從哲研所圖書館偷了一旅行袋書籍，包括有《三個國際的歷史》、《托洛茨基自傳》、《聯共（布）黨史》、《經濟學辭典》等書。到工廠以後，他經常去中山大學東區圖書館，閱覽了郭沫若的《青銅時代》以及魯迅、茅盾、范長江、鄒韜奮的許多著作。

[10]筆者看到李正天的若干本讀書筆記和六本1970–1972年寫於監獄的讀報摘抄。1971至1972年的幾個筆記本是他在監獄和出獄不久時閱讀所做的閱讀書報的摘抄和筆記，這些書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哥達綱領批判》和《法蘭西內戰》，恩格斯：《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及列寧關於辯證法的論述，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以及關於哲學的論述。1973至1974年的讀書筆記本記錄的閱讀圖書包括：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伏爾泰：《哲學詞典》、《人權宣言》、法國1793年憲法、黑格爾：《歷史哲學》、費爾巴哈：《未來哲學原理》、《幸福論》、費爾巴哈言論、亞當・斯密：《原富》、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租稅的原理》、（法國）聖西門：《論工業制度》、《普魯士書報檢查令》、（法國）布朗基的文章、（法國）巴貝夫的里昂工人宣言、英國憲章運動的政治綱領、（德國）羅莎・盧森堡在曼海姆羣眾大會的演說（1906年9月）、（德國）卡爾・李卜克內西在帝國會議的演說（1913年4月18日）、英國費邊社的基本綱領（1884年）（摘自《英國社會主義史》[1929年]第二卷）、英國獨立工黨綱領（1893年）、法國工人黨的綱領、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綱、菲律賓共和國的憲法、伊朗憲法、墨西哥1917年憲法、（蘇聯）魯米揚采夫主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瑞典）霍姆伯格：《和平的反革命》（1974年中文版）、（美國）斯諾：《漫長的革命》（1973年中文出版）、（美國）格勞巴德：《基辛格》、（美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捷克）奧塔・錫克：《第三條道路》、南斯拉夫卡德爾談匈牙利事件問題（1956年12月7日）和《社會主義與戰爭》、（美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托洛茨基：《不斷革命》、馬克思：《資本論》。上述書單是李正天那幾冊筆記本中做了摘抄或筆記的大部分圖書目錄，筆者沒有能夠抄錄全部書名。

[11]「李一哲」文章的最初兩稿是經李正天、王希哲和郭鴻志三人討論，由王希哲和李正天二人執筆寫成，當時陳一陽還在農村，無法交換意見。「李一哲」的署名是從李正天和王希哲二人名字各取一個字，並在其間加一個破折號。郭鴻志參加了文章的全部討論，但是因為他年長，又是幹部，為了保護他，也為防止被人說背後有「黑手」，在署名上隱去他的痕跡。同時，郭鴻志確實沒有參加執筆，只在完稿以後修改了一個很關鍵的字。初稿是：「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腐化出來的」，經郭鴻志建議，改為「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王希哲認為，他的觀點是在與陳一陽的長期討論中形成的，但是一時無法徵求尚在農村的陳一陽的意見，「李一哲」中間的一橫就暫時解釋為破折號（或者連字符）。後來陳一陽回廣州，完全贊同文章的觀點，於是那個破折號就解釋為「一」，代表陳一陽。

[12]有材料說，北上那位青年朋友帶着一份李一哲的「論民主與法制」文章和一份海南冤案假案調查報告上路，經過韶關時，在用餐時竟把裝着兩份材料的挎包遺忘在飯館。挎包被飯館服務員拾起，發現有政治內容的油印小冊子，即交派出所，再轉交韶關公安局。兩小時內，公安局立即斷定這可能是反革命陰謀的線索，上報省委。省委一方面將這「大毒草」印成內部資料，發廳級以上幹部閱覽，研究定性，另一方面上報中央。中央遲遲未予表態，省委不便正式下結論。因此李正天雖在學校受批判，但未遭嚴重打擊，李一哲繼續活動。參見子川：〈李一哲與我〉（三），《北斗》（香港），第3期，1977年8月。

[13]關於1973–1974年廣州複雜的政治局面，王希哲的《走向黑暗》、李正天的回憶，以及子川的〈李一哲與我——兼評李一哲思想體系的形成〉都有分析。子川是劉國旋的筆名，他的文章對李一哲大字報的背景分析有獨到之處，連載於香港《北斗》雜誌，第1–6期，1977年6–11月。

[14]大字報明成文日期：「1973年9月13日初稿，1973年12月12日二稿，1974年11月7日定稿」。據王希哲和李正天回憶，大字報所寫的初稿成文日期「9月13日」，只是象徵性的日期，為了紀念林彪的垮台，不是實際的成文日期。

[15]盧荻：〈「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後後〉，《百年潮》，2006年第8期，頁25–30。

[16]據筆者1999年對李正天的訪問。

[17]王希哲《走向黑暗》一書（第12章）稱：中共政治局決定把李一哲大字報印發各中央委員人手一份。筆者在1975年在北京也聽到這個傳聞。不過至今沒有官方資料證實。

[18]王希哲：〈紫陽趙公千古〉（2005年1月）網上文章。http://www.meetchinese.com/earticles/xr_html/articles/1/4873.html。

[19]1979年2月8日《中國青年報》和1979年2月14日《人民日報》報道李一哲平反的消息。1979年2月8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中央美術學院杜健的文章，介紹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主要觀點，2月10日以〈關於林彪體系〉為題發表李一哲「民主與法制」大字報序言的部分內容。平反以後，李一哲小組四位主要成員選擇了各自的人生道路。李正天在廣州美術學院任教，進行美術創作和教學並研究哲學。王希哲撰文爭取民主，1981年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十四年徒刑，1993年獲假釋，先在廣州經商，後移居美國。陳一陽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工作，潛心佛學研究。郭鴻志獲平反以後回原單位工作，後離休，1998年病逝。

[20]筆者沒有見到〈特權階層論綱〉和〈社會主義與中國〉兩篇文章，這裏依據筆者1999年12月對李正天的訪問。

[21]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470–473。

[22]王希哲：〈關於李一哲思潮〉，網上刊物《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http：//www.cnd.org/CR），第226期，2004年8月3日出版。此文原發表於美國：《中國之春》，1994年12月號，《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通訊」轉載時，王希哲略作校訂。

[23]據陸錦碧回憶，1969年在青海勞動改造時，他秘密撰寫約萬字的〈告全國人民書〉（初稿），內容之一是要求加強法制建設，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1971年〈告全國人民書〉被發現，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陸錦碧1953年畢業於華東政法學院並留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參見陸錦碧、鐵犁：〈牙膏皮事件始末——建國以來法學界重大事件研究（四）〉，《法學》（上海），1997年第9期，頁2–5。

[24]據筆者1999年12月對李正天的訪問。

[25]關於「馬列主義研究會」的情況，據筆者2001年對「研究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劉忠智的訪問，以及劉忠智提供的三份資料：中共四川省委辦事組印〈關於張闖等人組織反革命集團罪惡活動的材料〉（摘抄，1975年11月22日印發）、〈《中國向何處去？》的說明和提要〉（劉忠智的申述材料）和〈「學習計劃」的說明和提要〉（劉忠智的申述材料）。另外，參見袁光厚：《牟其中》（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筆者曾就相關資料向《牟其中》的作者袁光厚電話詢問。另外，關於該研究會的名稱，據友人披露，牟其中回憶說：有人提出叫馬列主義研究會，而他提出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最後因有爭論，沒有明確到底用哪一個名字。

[26]據中共四川省委辦事組1975年11月22日印發的〈關於張闖等人組織反革命集團罪惡活動的材料〉，在1975年2月研究會在張闖家開會，由張闖提議成立。另外，劉忠智2001年10月回憶，大約在1974年11月張闖邀大家一起討論並成立研究會。

[27]此處據劉忠智提供的他在1979年寫的〈「學習計劃」的說明和提要〉。此外袁光厚著《牟其中》一書說，討論通過《學習計劃》的時間是1974年底，見該書頁39。

[28]筆者2001年訪問劉忠智時，他提到一種說法：當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沒有批准對涉案青年處以極刑。據文革研究者何蜀，還有一說法是：因為涉案人中的魏慶江的叔父是外貿部長李強，而李強是周恩來手下的人，有人想從這裏追查到更大的「後台」，所以此案拖延下來。

[29]筆者2001年訪問劉忠智時，他提到這種說法。

[30]牟其中寫的文章〈社會主義從科學到空想的倒退〉、〈從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等由作者在被捕前銷毀，劉忠智執筆寫的〈中國向何處去？〉、〈勞動價值論質疑〉以及研究會的學習計劃，被公安部門查抄並保存，在平反時沒有交還本人。劉忠智在大約1979年寫申述資料時摘抄了當時保存在萬縣公安部門的〈中國向何處去？〉和學習計劃的內容，以及四川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在1975年11月編印的批判資料中摘錄的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劉忠智的申訴材料保留至今並由他本人提供給筆者。作家袁光厚《牟其中》一書引用的相關資料應當也來源於此。

[31]此句據劉忠智提供的〈《中國向何處去？》的說明和提要〉。此文是劉忠智的申述材料，成文於文革結束以後不久。另外，據袁光厚的《牟其中》一書頁47，這段話是：「今日的叛逆者，應該拿出百倍的勇氣和決心去經魔歷劫，跟隨革命的共產黨人，打倒新生的封建四大家族。」文字上有差別。

[32]劉忠智解釋說：這個「封建勢力」指江青之流。

[33]袁光厚：《牟其中》，頁43。牛虻是英國作家伏尼契小說《牛虻》中的青年革命者。

[34]白智清生於1945年，四川重慶人。1965年於成都第一機械學校畢業，分配到重慶鋼鐵公司機修廠任技術員。據余習廣：《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人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212–216。

[35]白智清致周恩來信（1974年4月16日）、致李德生信（1974年）、致江青信（1974年）、致葉劍英信（1974年6月1日）、致鄧小平信（1975年3月20日）以及楊建立寫的白智清事蹟簡介，參見《位卑未敢忘憂國》，頁205–216。該資料集發表的白智清給中央領導人的信，有的地方標有刪節號，不知道是信件原文中的刪節號，還是表示編輯者刪節了部分詞句。信件中沒有任何一處直接或者間接涉及毛澤東。

[36]白智清的大字報〈給同志們介紹兩篇文章〉（1976年2月6日）、〈我愛我的祖國〉（1976年2月7日）和〈試問，到底是哪家的「主義」——評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1976年2月），參見《位卑未敢忘憂國》，頁216–228。

[37]據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146–148。又據筆者2007年對當年曾受此案牽連的山西學者趙誠的訪問。

[38]此案在粉碎「四人幫」一年後的1977年11月，被正式定為「現行反革命集團」案，張瑉、趙鳳歧、羅建中三人被判死刑。張瑉等人不服判決並上訴。最高人民法院經一年多審理，於1979年1月通知山西方面，認為張瑉等人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保衛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反對「四人幫」，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把他們當作「現行反革命集團」判罪是錯誤的。據此，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重審此案，並於2月24日撤銷原判，宣告張瑉等十二人無罪。受牽連者亦獲平反。資料依據同上。

[39]馮岱頌：〈閃光的年華——史雲峰烈士青少年生活片段〉，《吉林日報》，1980年4月至5月連載。

[40]〈丹心照汗青——記忠誠的無產階級戰士史雲峰〉，《吉林日報》，1980年3月25日。吉林省信訪辦公室夏芒：〈勇士為什麼在黎明後倒下？〉，發表於《上訪通訊》編輯部編：《春風化雨集》，下集（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頁392–406。〈因反對林彪「四人幫」、為劉少奇同志冤案鳴不平慘遭殺害，吉林召開大會為史雲峰同志平反昭雪〉，《人民日報》，1980年4月19日。

[41]「兩個凡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語出1977年2月7日經華國鋒批准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是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對毛澤東指示的態度。

[42]〈因反對林彪「四人幫」、為劉少奇同志冤案鳴不平慘遭殺害，吉林召開大會為史雲峰同志平反昭雪〉，《人民日報》，1980年4月19日。

[43]〈丹心照汗青——記忠誠的無產階級戰士史雲峰〉，《吉林日報》，1980年3月25日。

[44]朱錦多1975年8月3日和8月26日致毛澤東的信、朱錦多的文章〈多難治邦憂國難〉（1989年3月10日）以及朱錦多簡介，參見《位卑未敢忘憂國》，頁417–424。關於朱錦多的情況，另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頁554、555、562。

[45]平反以後，朱錦多又有了一段戲劇化的經歷。他很快被傳媒宣傳為「無產階級反潮流英雄」，被賦予全國青聯委員、全國文聯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1981年，在全國政協一次向中外記者公開的討論某項決議的會議上，大會執行主席宣佈「委員如有不同意見請發言」，朱錦多未事先請示就走向話筒發言。他剛開口講話，執行主席就打斷他，宣佈進行表決。他的發言被表決壓了下去。當年，他陸續失去全國政協委員和其他頭銜，恢復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46]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即文革前的中央音樂學院，文革後恢復原校名。

[47]關於李春光的情況，據筆者2004年7月14日對李春光的訪談以及李春光提供的資料；又據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頁555。

[48]毛澤東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和對李春光大字報的批示，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50–455。另外，關於李春光事件的記述，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553–555。劉慶棠傳達文化部核心組對《創業》影片的意見（1975年4月8日，記錄稿）、張天民給鄧小平的信（1975年7月18日）、毛澤東批示（1975年7月25日）以及喬邁關於此事的長篇報道〈影逢亂世：《創業》蒙難紀實〉（1986年7月–11月），參見《位卑未敢忘憂國》，頁269–381。

[49]據李春光提供的〈在學習會上的發言〉抄件的複印件的打印件。抄件是大字報貼出前，按照抄寫好的大字報抄錄的，已經在粉碎四人幫後於1976年11月由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李春光保留了複印件。2004年李春光將複印件內容錄入電腦，打印出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453，釋4，對這張大字報做了說明。

[5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451、453。另見于光遠：〈憶鄧小平和國務院政研室〉，《百年潮》，2000年第7期，頁13–14。

[51]〈一篇討伐「四人幫」的檄文——記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青年教師李春光一張大字報的前前後後〉，《人民日報》，1976年12月5日。

[52]據筆者2004年7月對李春光的訪問。李春光說，他在四人幫倒台以後，從批判文化部領導的大會上的揭發材料，得知江青的這段講話。

[53]關於徐水良的情況，依據一份封面缺失的53頁的批判資料集。資料集的開頭是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的按語性的文章〈徐水良的反動大字報必須批判〉，據此推測資料集的編輯者是南京市委宣傳部，編輯和印發時間是1975年9月。又據筆者2001年對徐水良的訪談。

[54]此文標題據徐水良回憶，但是，筆者據該文章的觀點，懷疑此處的「自由」二字為衍文，因該文未提出自由的訴求。

[55]據徐水良提供給作者的〈徐水良簡歷〉。

[56]張貼出來的文章有：〈南京製藥廠鍋爐房工人批林批孔小組戰鬥宣言〉（1974年2月）、〈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1975年8月）、〈反對特權〉（1973年10月初稿，1974年2月和1975年1月修改）以及1975年7月7日和8月14日致《紅旗》雜誌的兩封信。其中〈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一文的成文時間估計在1975年8月14日或此前不久。徐水良將此文寄給《紅旗》雜誌，並附一封信，日期是「八月十四日」，信中提到第8期《紅旗》雜誌池恆的短評「大談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據查，1975年8月出版的《紅旗》雜誌第8期刊載了池恆的評論〈理論聯繫實際，推動學習深入〉。所以，此文的成文時間應當是1975年8月14日或此前不久。

[57]徐水良獲平反出獄之後不久，參與編輯出版民辦刊物，1981年5月，再次被捕入獄。1982年4月，被以「出版非法刊物，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判處十年徒刑，1991年5月，刑滿出獄。幾年之後移居美國。

[58]徐水良：〈反對特權〉（1975年1月），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31–32。

[59]〈南京製藥廠鍋爐房工人批林批孔小組戰鬥宣言〉，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23–24。

[60]徐水良：〈致紅旗雜誌的信〉（1975年7月7日），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15。

[61]徐水良：〈致紅旗雜誌的信〉（1975年7月7日），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20–21。

[62]徐水良：〈反對特權〉（1975年1月），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33。

[63]〈南京製藥廠鍋爐房工人批林批孔小組戰鬥宣言〉，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23。

[64]徐水良：〈反對特權〉（1975年1月），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38。

[65]〈南京製藥廠鍋爐房工人批林批孔小組戰鬥宣言〉，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24。

[66]徐水良：〈反對特權〉（1975年1月），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32。

[67]〈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8。

[68]〈南京製藥廠鍋爐房工人批林批孔小組戰鬥宣言〉，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25。

[69]〈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5。

[70]〈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5。。

[71]〈南京製藥廠鍋爐房工人批林批孔小組戰鬥宣言〉，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26。

[72]徐水良：〈反對特權〉（1975年1月），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49。

[73]〈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11。

[74]關於上山下鄉中的「走後門」情況，參見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當中〈「走後門」之風猖行〉等節，頁339–354，533–537。

[75]劉小萌在《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一書中列出了見諸報刊的二十名申請退學的學生的姓名和簡況，見該書頁345–349。

[76]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頁540。

[77]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516。

[78]見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頁566。

[79]1976年四人幫被抓捕後，張鐵生被捕，1983年被錦州市法院判處十五年徒刑，1991年10月刑滿釋放，1992年以後經商。

[80]本報記者：〈揭穿一個政治騙局——《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真相〉，《人民日報》，1978年5月21日。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頁618–624。

[81]據《內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

[82]黃帥1979年考入北京工業大學，1986年到日本留學，1993年獲東京大學碩士學位，在日本工作。1998年12月回國，在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工作。文革結束以後，黃帥的父親和母親被審查，追究責任。黃帥的父親一度入獄，繼而按敵我矛盾，勞動改造。1981年，黃帥致函胡耀邦申訴。胡耀邦批示中紀委查辦，同年其父親的案子平反。據王靈書：〈今日黃帥〉，《退休生活》，2005年第7期。

[83]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頁569–576。

[84]昭烏達盟在1969年7月前屬內蒙古自治區，後劃歸遼寧省，1979年5月重新劃歸內蒙古自治區。

[85]〈敢於同舊傳統觀念決裂的好青年〉，《人民日報》，1974年1月5日。

[86]文革結束之後，1977年3月柴春澤因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被隔離審查，1978年4月被逮捕入獄，1979年12月13日獲釋，案件宣佈撤銷。1982年考入電視大學中文專業班，1985年畢業以後在赤峰市電視大學任教。

[87]高紅十：〈《理想之歌》問世前後〉，載《鄉情，你是我永遠的珍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

[88]1979年，高紅十離開延安。

[89]中共中央辦公廳1976年6月18日印發毛澤東1964年12月12日關於「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批示。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626。7月1日和2日《人民日報》發表這個批示。

第七章

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

1975至1976年，毛澤東進入風燭殘年，黨內鬥爭日趨白熱化。1975年底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4月發生天安門事件、9月毛澤東逝世、10月粉碎四人幫，一連串的政治事件震撼着中華大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青年中間再度出現思潮激蕩的局面。時政和政策批判的思想潮流與黨內鬥爭互相呼應，迅速發展，構成1976年清明節抗議運動的思想基礎。與此同時，這一思想潮流以上海青年王申酉的論述為代表，向着系統化、理論化的方向發展。

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

另一方面，社會和制度批判的思想流派以雲南青年陳爾晉為代表，強化了對特權及其制度基礎的探討，也出現了系統化和理論化的趨向。作為民間的左翼思潮，這一思潮與中共黨內的極「左」思潮有所交集，但是，仍然堅持了強調人民民主和人民監督的訴求，堅持了注重制度分析和制度變革的傳統，基本上保持了與四人幫相區別的獨立立場。

此時，自由主義思潮以四川青年胡平關於言論自由的思考為代表，逐漸清晰起來。

這一時期政策批判和社會批判兩個潮流，除了理論化的共同趨勢之外，還分別提出了學習外國的願望。上海青年王申酉在進行政策批判的時候，提出結束閉關鎖國、對外開放的要求；雲南青年陳爾晉在深化社會和制度批判的同時，提出借鑒西方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等政治體制，實現人民民主的主張。自由主義思潮則直接援引西方自由主義理論。

一 批判「左」傾錯誤，譴責四人幫

1975至1976年，時政和政策批判在黨內鬥爭的背景下形成奔湧的青年思潮。這一時期在全國範圍出現了眾多批判四人幫的言論，並在1976年清明節匯成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以青年為先鋒的抗議浪濤。同時，上海青年王申酉的長篇文章將政策批判系統化、理論化，達到了當時，也是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高峰。

1 羣眾性的批判四人幫浪潮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這一事件發生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黨內鬥爭白熱化的時刻，因而悼念和懷念周恩來的活動就不僅僅關乎對周恩來個人，而帶有對黨內鬥爭表達意向的意味。

進入1976年以後，各地羣眾紀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言論和活動形成了強大的浪潮，此起彼伏，遍於全國。在這個羣眾性抗爭中，青年擔當了先鋒的角色。

2月初，重慶第十八冶金建設公司第一子弟中學的青年教師謝幼田，在市區繁華的解放碑交電公司大樓東側牆上，張貼署名「一工人」的大字報〈提醒注意〉，提出：「請注意當前鬥爭的新動向！」「批『右傾翻案風』的矛頭到底對着誰？」「警惕一夥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

2月上旬，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總公司黑龍江分公司中山路倉庫的汽車司機何慶華發出〈致北大、清華大批判小組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寫道：「一小撮假馬克思主義分子，利用竊取的重要崗位，把自己偽裝成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打着紅旗反紅旗」，「名義上搞大辯論。實質上是大鎮壓，誰要有半點不同意見就被打成反革命」，大批判「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

2月中旬，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幹部，共產黨員竇守芳在北京天安門、王府井、西單、西四等地張貼小字報：「起來！起來！戰鬥！戰鬥！全國人民緊急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向叛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之流進行堅決鬥爭！」「張、江、姚是林彪的大小艦隊，是陳伯達式的政治騙子，他們欲把大批老同志置於死地而篡黨奪權，絕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竇守芳還針對清華大學組織張貼大量「批鄧」大字報，在清華園內貼出幾十張小字報。她呼籲道：「同志們，請不要受蒙蔽，這些大字報是他們壓出來的。他們有的是輿論，缺的是人心，憑藉的是白色恐怖，手法是煽風點火，運動羣眾，目的是篡黨奪權，下場是必然滅亡！」

2月23日，福建省機械局劉宗利在福州貼出大字報〈「阿斗」的呼聲〉，歷數四人幫六大罪狀，震動了福州。3月8日王洪文親自下令追查。

2月26日，福州大學機械系教師厲海清在福州市東街口貼出一首詞〈天仙子・葬志〉，表達對林彪、四人幫的切齒痛恨。

3月2日，武漢市街頭出現署名「寒城牛」的大標語「繼承總理遺志，實現四個現代化」及油印傳單〈絕不對資產階級野心家卑躬屈膝〉。

3月9日，貴州省貴陽製藥廠李洪剛等七名青年工人，在貴陽市貼出題為〈對目前形勢和新任務的幾點看法〉的大字報，並油印八十份，自費前往鄭州、長沙等地散發、張貼。大字報針對四人幫的謬論，論證實現四個現代化、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我國在目前的首要問題和中心任務。

3月11日，福建三明市農機公司趙大中在三明市貼出大字報〈論擴大共產主義思想宣傳——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張春橋〉，大字報寫道：「張春橋這個人物是十分可疑的，曾有幾萬人揭發他是叛徒」，「揭發和批判黨內還在走的走資派張春橋是十分必要的」。數日後又貼出了續篇。

3月13日，陝西西安市一個青年工人給毛澤東寫信，揭露四人幫一夥的罪行，同時寫詩道：「望巨星，殞於天，淚灑江邊。看今朝，男盜女猖，怨恨滿人間。」

3月20日，廣東順德縣大良軋鋼廠工人楊振漢寫信給毛澤東，批判張春橋的謬論。3月26日又發出一封。

3月31日，南京汽車廠製泵分廠王運德、張精美、殷輝在南京中山東路貼出大標語：「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

3月，四人幫掌握的上海《文匯報》的報道，涉嫌影射攻擊周恩來，引發了大規模的羣眾抗議運動。3月5日《文匯報》刊登新華社一篇關於學習雷鋒活動的新聞稿，刪去了原稿中周恩來給雷鋒的四句題詞。3月25日《文匯報》刊發的通訊〈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中，有這樣的詞句：「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當時報刊批判鄧小平沒有點名，而是用「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指代。人們憤怒地指出這是暗中攻擊周恩來為「走資派」。數日之內，《文匯報》接到各地發來的抗議信和電報421起，抗議電話1000多次。

3月28日，南京大學數學系四百多名學生抬着周恩來的巨幅遺像和大花圈繞道市中心的鼓樓，送到周恩來曾經作為中共代表工作過的梅園新村，沿途市民紛紛加入，成為南京市民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1]3月29日，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貼出大字報並在全市主要街道張貼大標語，指出要警惕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要用鮮血保衛紅色江山。30日，南京大學的學生在過往南京的火車上刷上了標語：「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

上述情況和言論只是依據《四五運動紀實》一書附錄的〈四五運動日誌〉[2]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3]所提供的、尚不全面的記錄，但是足以說明反對四人幫的政治思潮的高漲。[4]1976年3月《文匯報》事件激化了羣眾的反抗情緒，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事情之外，南京學生和市民的抗議造成了重大的影響，揭開了四五運動的序幕。

北京天安門羣眾性抗議活動被鎮壓之後不久，1976年4月8日，二十四歲的廣州青年工人莊辛辛致函《人民日報》提出:「支持鄧小平！打倒張春橋！」「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革命人民的心中！」「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不要閹割的馬克思主義！」等口號。莊辛辛7月被廣州市公安局抓捕。他在回答審訊時坦蕩地說：

一、我認為文化革命中，有許多事情並沒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線去辦，張、江、姚夥同林彪幹了大量的壞事。他們想把老幹部打下去，結黨營私，篡黨奪權。

二、文化大革命以後，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毛主席委以重任。他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成績顯著。他光明磊落，不像林彪那樣搞陰謀詭計。我信任他，佩服他。

三、我對周總理無比崇敬。我認為張、江、姚一夥想通過打擊鄧小平同志把矛頭指向周總理，從根本上否定周總理的業績。周總理離開了我們，屍骨未寒，就有人要分裂黨，我不能容忍。

四、我認為，誰也不能阻止人們悼念敬愛的周總理。張、江、姚一夥誣衊革命人民悼念周總理是反革命行動，我不能接受。⋯⋯

莊辛辛的個案反映了全國各地與北京天安門廣場羣眾抗議運動相呼應的青年思潮。[5]

2 四五運動的政治訴求

四五運動是一次羣眾性政治運動，天安門廣場上羣眾自發張貼的詩歌和祭文的基本政治訴求，是在懷念周恩來的同時，表達對中共黨內鬥爭的態度：譴責四人幫禍國殃民的路線，擁護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為代表的務實路線；表達對實現現代化的熱切期待。

（一）天安門廣場的羣眾言論在黨內鬥爭問題上，擁戴周恩來和老一輩領導人，視四人幫為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野心家、陰謀家。

一篇祭文寫道：

敬愛的周總理，⋯⋯您是聳入雲端的高山，而那些人只是山下的一撮黃土。當前，我們正在經歷着一場階級大搏鬥，黨內的資產階級、那些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妄圖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在中國搞復辟，葬送您和老一輩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列主義大業。但是，他們的陰謀決不能得逞，廣大革命人民決不答應！[6]

四五運動的情景

另一篇祭文寫道：

睡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的野心家、陰謀家，⋯⋯正在極力培植死黨，拉攏親信，逐步控制政府各部門的領導權，打擊污衊革命力量，恨不得將老一輩革命家和年輕的革命者統統除盡為快。他們不但妄圖把老一輩革命家奪取政權的豐功偉績一筆勾銷，還要把二十七年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統統抹殺，以達到他們實現反革命復辟的罪惡目的。⋯⋯千千萬萬黨員，億萬人民羣眾是決不會容忍那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胡作非為下去的。[7]

敢於公開為鄧小平鳴不平，表示擁護鄧小平的詩歌或者祭文雖然為數極少，但是影響很大。

4月4日晚，紀念碑的欄杆上貼出的題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大事記〉的短文，其中以讚揚的口氣寫道：

七五年一月，毛主席識破了江青的野心，按周總理的意圖，召開了四屆人大，鄧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鬥爭的初步勝利，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嚴厲地批評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總理養病期間，中央的工作由鄧小平同志主持，鬥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全國人民大快人心。[8]

這樣的詩文雖然並不很多，然而從人們對黨內兩派勢力鮮明的愛憎當中可以判斷，羣眾的主流意識是傾向鄧小平一派的。

（二）在具體政策主張方面，一些祭文或者小字報提出了對四人幫的批判：「打倒『左』傾修正主義分子！」[9]，反對用「極『左』掩蓋極右」，「空喊共產主義」。[10]

一篇小字報提出：

我們要民主，不要法西斯；

我們要繁榮富強，不要吹牛皮；

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野心家；

我們要周總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11]

另一篇小字報說：

工農兵同志們：當前我國正處在動盪之中。就在中央有一小撮陰謀家，盜用主席的名義，說老革命幹部抓生產、抓經濟是唯生產力論，是走資派。他們反對抓生產、搞經濟，反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於他們的搗亂、破壞，當前國家生產停滯不前，農民吃不飽，工人生活下降，⋯⋯他們拿階級鬥爭做幌子，當作他們篡黨奪權的綱領，把革命的老將打下去，達到他們篡黨奪權的野心。[12]

一份傳單對幹部路線、「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提出了尖銳的質問：

為什麼有人把毛主席的三項指示[13]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矛頭究竟對着誰？⋯⋯把重新工作的老幹部統統說成是「還鄉團」、「走資派」上台，這是對毛主席幹部路線的否定，這不是在為林彪的反動幹部路線翻案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不要物質基礎，是對列寧所說我們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否定。究竟哪些人在擴大資產階級法權？[14]

（三）熱烈渴望實現四個現代化。

4月4日貼出的署名「黃隼」的自由體詩，抒發了人民痛恨四人幫專制主義和憧憬現代化的普遍情感，又因為被四人幫作為重要「罪證」而傳揚天下。詩的後半部分寫道：

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信仰馬列主義。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

我們不怕拋頭灑血

我們不惜重上井岡舉義旗！

總理遺志我們繼承，

「四個現代化」實現日，

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安息吧！

敬愛的周總理！[15]

不少羣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上了類似這樣的決心：

敬愛的周總理，在您不朽的精神鼓舞下，我們一定要把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16]

敬愛的周總理，您的建立一個繁榮昌盛、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的遺願和信心，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利益和心願，⋯⋯我們不要那些漂亮的口號，不要把我們當阿斗！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強國！⋯⋯敬愛的周總理，你放心吧！誰反對您，我們就砸爛他！誰不執行您在四屆人大親手指定的計劃，我們就打倒他！[17]

羣眾在四五運動中以其行動和言論衝破中央和北京市當權者的思想禁錮和政治壓制，勇敢地運用詩歌、小字報等方式抨擊四人幫和追隨四人幫的當政者，表達了強烈的民間政治意願。四五運動在行動上是自發進行的，在政治上與中共黨內鬥爭相呼應，在思想上受着黨的傳統政治教育的決定性影響。

四五運動的主流思潮是在懷念周恩來的同時對中共黨內鬥爭表態，反對四人幫，申明實現現代化的願望以及表達對中國現實與前景的憂慮。天安門詩文伸張人民的力量，相信「中國人民是中國歷史的主人」[18]，「正義的人民，才是新中國的主宰」[19]；喊出了「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的聲音、表達了對「法西斯修正主義分子」的憤怒，然而直接呼籲民主的聲音卻甚為微弱。在數以千計的詩歌、祭文和小字報當中僅有一份提出「我們要民主，不要法西斯！」[20]，至少據文革後出版的幾本「詩抄」資料而言是這樣。[21]這是由四五運動的具體歷史條件決定的。四五運動被鎮壓以後，人們從政治權利被殘暴踐踏的事實中更深刻地感到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可或缺，在爭取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鬥爭中以及獲得平反之後的論述中，四五運動逐漸被賦予了「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意義，嚴格地說，1976年的四五運動本身並非爭取民主的運動，為四五運動平反才是爭取民主的運動。

3 王申酉對「左」傾錯誤的批判

（1）王申酉的文革遭遇[22]

王申酉1944年8月出生於上海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他家境貧寒，學習勤奮，1962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文革前，他在日記中忠實記錄了自己的見聞和思考，因其中某些內容觸犯了當時的政治禁忌，被視為政治思想有問題的學生，受到批評。[23]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王申酉十分反感對文化教育界的破壞。後來，他參加造反運動並一度被推為頭頭，不久被指控文革前寫過「反動日記」，他也感到難於適應運動，於是退出。[24]

1968年1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遭隔離審查、抄家，他的書籍、無線電零件和從十四歲起寫的八本日記被當作「反動思想」的「罪證」。他被送進看守所關押一年零三個月，1970年被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定為「敵我矛盾性質，不戴帽子，留校監督勞動」。同年，王申酉被送到設在江蘇省大豐縣的師大「五七幹校」「監督勞動，接受改造」。

在「幹校」，王申酉失去了學習自然科學的機會，轉而閱讀和鑽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社會科學書籍。他後來寫道，在大豐幹校的研讀，使他感到：「馬克思主義像一盞明夜的燈，照亮了整個深沉的夜。我開始用另一種眼光去考察整個社會了。我的世界觀發生了一生的轉折點。」[25]從這時開始，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觀點。

1972年，王申酉獲准返回學校。他努力尋找能夠交流學習和思想心得的朋友，曾經與其他因政治問題留校勞動、待分配的學生談思想和人生。1974年前後，他在上海的公共圖書館結識了幾位熱心理論學習和探索的、不同年齡和閱歷的青年朋友，他很自然成了這個「思想村落」的中心。對於這個「思想村落」的活動情況，至今缺少資料。據當事人回憶，王申酉和他的朋友除了交流學習心得，還曾經商討過成立思想探討團體的問題。[26]

1976年，王申酉為了讓女友徹底了解自己，決定寫一封長信表白對政治理論和現實的看法，約好9月11日交與女友。其間恰逢9月9日毛澤東逝世，王申酉被嚴密監視。10日，王申酉正在趕寫致女朋友的信，監視他的工人突然闖進來，要他交出那封未完成的信。王申酉奮力撕碎信稿。當天，他被抓進公安局。

關押期間，王申酉得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十分欣喜，以為有了獲釋的希望。11月，審訊員要求他交代那封信的全文。王申酉憑記憶將原有未完成的兩萬字長信，在六天之內擴充成六萬字，遞交法庭。

當時正值華國鋒主政時期，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上海的法院判處王申酉死刑，原因是王申酉的「供詞」涉及對毛澤東的批評。1977年4月27日，王申酉倒在槍口下。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81年4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大會公開宣佈為王申酉平反，上海市委書記夏征農代表上海市委講話說：「王申酉是一個勤奮好學，追求真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好青年、好同志。」[27]

群眾流行慶祝粉碎四人幫

（2）王申酉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思考

王申酉在關押期間所寫的「供詞」（即重寫並擴充的給女朋友的信）是了解王申酉思想的最重要文字資料，此外還有被公安局查抄的他與兄弟和朋友的通訊。長達六萬字的「供詞」[28]，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系統地分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黨內鬥爭等問題，對毛澤東晚年關於社會主義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王申酉的「供詞」以被拘押者的身份，用體制內的話語體系，分析和闡述問題，儘管已經非常深刻，但仍然存在這樣的問題：他寫給公安局的，是他的全部思想嗎？是不是迴避了一些更異端的看法？目前不得而知。因而，只能暫且以公開發表的王申酉言論為評說的依據，也就是假設公安局掌握的言論是他思想的如實表達。如果今後發現王申酉更深層思想的資料，或者有可靠的口述回憶，再做修正。[29]

據目前公佈的資料，王申酉主要探討了如下一些問題：

批判「空想的社會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

王申酉在「供詞」中首先談到他基本的世界觀是馬克思主義的，尤其強調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分析和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問題的重要性。這裏要注意的是：王申酉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毛澤東的理論，他對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的實際發展有獨立的批評性的分析。他強調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針對着現實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他強調經濟基礎、生產力、社會存在的決定性作用，針對着當時突出上層建築領域革命、階級鬥爭和思想革命化作用的觀點。

王申酉在書信和日記中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系統地分析了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共黨內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分歧，認為毛澤東的主張實際上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而被毛澤東批判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德懷的建國主張是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的社會主義。

王申酉高度評價毛澤東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建立的偉大功勳，但是他認為，取得政權以後，出現了新的情況。他寫道：

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兩種性質對立的世界觀、路線在黨的歷史發展中，在民主革命階段沒有什麼大分歧，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從一九五八年公社化運動後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時期就成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點也許仍可以列為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應通過何種途徑達到社會主義？⋯⋯由於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

王申酉肯定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方向，描述了一九五六年中國令人鼓舞和懷戀的景象，但是在王申酉看來，此後的中國就失去了光彩：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基本上摧毀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力量，黨外資產階級從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台。黨內和黨外的關係也從此發生了變化。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為黨內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種子，甚至為八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黨內大分裂，埋下了禍根。⋯⋯

人為的經濟災難到了一九五九年就開始顯露其禍害了，只是還沒有被大多數人看出罷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發表意見。獨有那個熱血老人彭德懷不僅頭腦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無畏的勇氣，不顧高齡，奔波到全國許多地方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實地視察，把災難性的經濟形勢與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寫成了長篇的萬言報告給毛主席，結果在廬山會議上釀成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成了黨內分裂的導火線。

「毛主席看了後果然勃然大怒，⋯⋯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是同情彭德懷的，但沒有辦法」。毛澤東「搞了個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通令全黨，在全黨掀起了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在中央到各地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結果再沒人敢說話了」。於是，「經濟災難像一匹野馬一樣在毀滅性的路上狂奔，到一九六二年眼看要摔到萬丈深淵中去時，才算被韁繩勒住了。」

「一九六二年的中央、省委、地委、縣委的七千人幹部大會，這是黨的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幹部大會。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無法掩蓋了，全黨聚在一起評價這三年災難的狀況，討論解脫的辦法。毛在會上是處於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為他說話。劉少奇在大會上談到當時中國的經濟形勢是『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提出這三年經濟困難的根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中央到省地幹部在他的啟發下都談出了真實的各地情況與個人的意見。黨中央面臨這樣的局面，採取了許多從歷史上看是正確的政策和措施。」

王申酉談到：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口號，在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毛主席把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劉少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了三年左右，並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就尋求另一種形式，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王申酉對中共黨內政策分歧和鬥爭脈絡的把握相當準確，其基本評價與他被害以後一年多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以及四年以後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精神相當吻合。而他的這些論述是在看守所裏，在沒有參考資料的情況下在六天內寫出的，反映了他對這些問題的深思熟慮和認識的深刻。

為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王申酉從理論上探討了黨內鬥爭的歷史背景、經濟根源，以歷史唯物主義剖析和批判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實踐和「五七指示」的構想。王申酉指出：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十分具體、形象地描繪了他關於改造社會的藍圖，這封信最好不過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觀。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會應分割為一個一個彼此獨立的經濟共同體——公社。在這個公社中，工人、農民、戰士、學生不應有嚴密的分工，都既要學工、又要學農、學軍，還要從事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即批判資產階級。」他聯繫人民公社的實踐，尖銳地批判道：「這個公社的生產方式是集體性質的，交換主要發生在內部，因為現實中的農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這樣的公社顯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毛澤東在信（即五七指示——引者注）中又隻字不提這種集體生產方式需要用大機器進行物質技術改造，自然根據每個人要從事不同行業的勞動這一點來看，公社社員是不會被要求從事大規模的分工的協作的。」「既然生產方式是這樣的，那麼人與人的關係必然由這種生產與交換及分配方式決定是封建家長制性質的。」「公社自然會盡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換、貨幣經濟的侵蝕作用，而每個公社社員又由法律規定是無法脫離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傳土地上，從事各種勞動，並且永遠保持固有的生產方式沒有任何改變的希望。」最後，他得出結論：「這種公社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只會造成農民永久性的野蠻、落後狀態，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王申酉談了對毛澤東的看法。他認為：毛澤東由於出身與革命的大部分時期在農村，使他對農民階級十分熟悉，了解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經濟要求，因此能成功地領導農民搞土地革命，但是缺乏對經濟的考察和研究。「我還沒有看到過他（指毛澤東——引者注）對於中國經濟形態（無論是農村或城市工業）具體分析的文獻，甚至解放後他在領導中國實行重大的經濟變革時期，也沒有發表過這類著作。作為領導這樣大的國家的政治領袖，不對國家的經濟作歷史和現實的詳細考察，要領導好國家的建設是很難想像的。從他對社會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藍圖及實施的方針來看，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作用、歷史必然性及其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歷史條件的認識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沒有去過西方實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狀況，解放前也大概沒有去過國內某個現代化的工廠、大銀行考察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狀況。」

王申酉所肯定的是與「空想的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另一條路線，這就是或多或少從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的言論、行動中表達出來的路線」。他認為，這條路線是「讓價值規律起最大的歷史有益作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無疑，所有這些，歷史都會作出肯定的結論」。他把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運用價值規律「這樣一條支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基本的規律」，看作是正確路線的核心，他說道：「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物質條件比俄國更不成熟的條件下，可以想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更不可能完全發揮盡歷史作用，它一定會以各種形態起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作用。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只能承認這種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規律，引導它在一定的範圍內發生有益的作用，使之為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服務。」

讀着王申酉在獄中寫就的這些論述，不能不令人感慨萬端：他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評和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使之為創造社會主義物質條件服務的思想，正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改革中被普遍肯定的方針之一。

對文革後期政策的批判

王申酉對文革後期的中國憂心忡忡，對當時的經濟、文化等諸多政策進行了批判，剖析了其中的原由。這時全國上下，已是經濟凋敝，人民怨聲載道，他的批評反映了時代的呼聲。

1.關於工業狀況，王申酉指出：「據外地來客們的反映，全國各省市的工業情況除上海等二、三個省市勉強能維持外都處在很糟糕的狀態。」原因是「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的幹部很少敢抓生產，怕被批判是搞『唯生產力論』、『修正主義』」。「各個工業的企業經濟核算不再像文革前那樣被重視，由於『利潤掛帥』帽子的壓力，再也無人敢過問利潤問題」。「利潤這根推動社會主義企業資金積累的槓桿一旦被拋棄，生產處在無人負責狀態，崗位責任制、必要的規章制度被批為『管、卡、壓』，更造成勞動紀律的鬆弛。」現行分配政策是「基本上實行絕對平均主義」。

王申酉認為應當充分運用價值規律、利潤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對生產的促進作用，他質疑毛澤東文革中否定價值規律的一些談話。他擔憂：以後取消物質刺激、獎金制度，各企業也不抓利潤，生產力怎麼能提高呢？「中國的經濟關係還很落後，是在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基礎上發展的，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某些規律，如價值規律等還要起作用，表現出來的形式就是物質刺激、利潤和獎金。主席在三年國家經濟困難後還說過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怎麼現在又要取消了。」他的論斷是：「如果不充分發揮利潤的作用，中國在文革中形成的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的狀態，永遠不可能改變。」

2.關於農業狀況，王申酉分析道：「解放以來，農業的生產率提高異常緩慢」，「究其原因，公社制的生產關係是嚴重束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的。」「由於分配仍在生產隊範圍內，故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嚴重阻礙了隊辦企業的發展。」「工業商品的批發價格並沒有相應降低（工業生產率相對地比農業在增高），結果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不斷擴大，農民是受苦最深的階層。」

他指出：農村政策束縛勞動力流動，違背世界經濟發展的城市化方向，農業生產水平仍舊低下。「儘管二十年來工業提供了很有限數量的農業機器，整個農業還是主要依靠簡單的工具進行手工勞動，機械化水平十分低。由於農民由法律規定束縛在土地上不能離開，故農村多餘的勞動力沒有出路，使機器的使用成了障礙。幾百萬城鎮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使農村勞動力的過剩情況加劇。當着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尤其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次是蘇聯集團國家的農業人口戰後以來急劇減少時，中國的農業人口不但絕對增加，而且相對也在增加，這是世界上甚至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也很少見的情況。」

王申酉認為，農業生產必須調整生產關係，打破自然經濟的束縛，讓價值規律發揮推動作用，他說：「中國農村的生產關係不發生根本的變化，中國農業經濟狀況永遠沒有改善的可能。」「我國農村的經濟結構必須要變革，這是肯定的。要讓價值規律在經濟中發揮其歷史作用。」他承認對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自己尚沒有發言權，但是方向很清楚，必須做大量的深入研究。

3.關於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狀況，王申酉指出：「解放以來幾乎每次政治運動，知識分子多半是首當其衝的衝擊對象，這次文化大革命衝擊更重大。」對科技和文教存在的問題，鄧小平、胡耀邦、周榮鑫等領導人的講話、報告已經講得很明瞭，但是毛遠新、遲羣等人仍然在搞不倫不類的「新生事物」，加劇文教界的混亂。

「大批文革前出版的文學藝術作品、放映的電影、演出的戲劇都經批評而打入冷宮。與國際間的各種文化藝術交流被切斷了。中國人民不僅在物質交往上很少參加全人類的歷史活動，在精神交往上更被切斷了與這種歷史活動的聯繫，中國人民比文革前更與世界隔絕了。」

4.關於對外交往，王申酉猛烈地抨擊閉關鎖國的政策，期待對外開放。他從閱讀《參考消息》、「偷聽」美國和蘇聯等「敵台」廣播，了解到文革十年間世界經濟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全球化的物質和精神的交流正如馬克思一百多年前講過的那樣在加速展開，因而對當時頑固的閉關鎖國政策感到的憤怒，期待中國向世界開放。他感慨地指出：「當中國在凝固的狀況下度〔渡〕過這十年後，國際社會卻在迅猛的發展。⋯⋯生產力以空前未有高速度在發展。」在物質和精神的發展的同時，「人類的物質和精神交往也以空前規模發展。從生產組合來看，聯合性的大工廠、大公司、大銀行等已越來越跨出國界線成為國際性的了，生產規模、銷售市場越來越成為世界性，西歐共同市場、東歐經互會及全世界各地區性的經濟聯合組織越來越發展，使生產、交換、消費越來越走向統一。」「當全世界居民聚集在電視屏幕前觀看美國阿波羅登月艙的駕駛員踏上月球表面的實況轉播時，中國大多數農民還相信月亮裏有嫦娥和吳剛在生活。」

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登月

王申酉面對這巨大的反差，充滿焦慮：「當世界按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性預言在形成更加密切、相互更加依賴的統一市場時，我國越來越成為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這個社會像滿清王朝一樣，採取閉關政策，把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隔絕起來。」「中國一定要像馬克思所預言過的那樣加入與全世界的物質和精神交往，才能真正改變並迅速發展。」

5.關於工農、城鄉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三大差別」的狀況，王申酉指出：「我國社會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不在縮小。在形式上採取了一些措施，但都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根本的解決辦法是發展生產力，提高城鄉生產效率。」文化大革命後續階段，黨內「左派」以消滅城鄉、工農、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三大差別」為標榜或目標，提出了一些自我吹捧為「新生事物」的獨出心裁作法。例如毛遠新提出的在工業城市瀋陽領先實現由郊區達到農副業自給；王洪文提出的上海青年工人進工廠後要先去農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大學畢業生到農村落戶、常年參加生產勞動、參加社員分配等等。王申酉反對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作法。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消滅分工，消滅三大差別，是要有物質基礎的。要以生產力高度發展，「高度地採用大機器生產、大規模經營、高度發展人類的分工」為基礎，而離開生產力的發展，搞消滅三大差別，是「空想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則是「形式革命，實質反動」，就是這樣的政策，致使「文革後的城鄉差別達到了空前的地步」。他認為：在中國，主要的問題是生產力不發展，分工不足，解決的方法是發展生產力，提高城鄉的生產效率。

對文革後期黨內鬥爭的看法

王申酉在這個「供詞」中談到對文革後期中共黨內鬥爭的看法。他贊同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的路線，反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幫的方針及其在上海的勢力。他熱烈地支持1976年清明節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人民悼念周恩來總理、譴責四人幫的「四五運動」，盛讚天安門事件是「悲壯偉大的羣眾運動」。他相信：「這一事件將永遠載入中國人民英勇鬥爭歷史的光輝史冊，激勵我國今後世世代代人民繼承這一鬥爭傳統，為把祖國建設成為一個極其偉大的、繁榮昌盛的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到底。」

王申酉的這種立場和情感並不是為着個人，而是為着祖國的未來。他清醒而悲觀地寫道：「我深切地知道，即使總理健在能在黨內佔統治地位，或逝世後由鄧小平執政，徹底貫徹總理路線，我個人的政治生命仍早已註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犧牲品，絕無改善的希望；不過是想到整個國家的命運有了希望，這才是個人最大的安慰。」作為傑出的民間思想者，王申酉後來的命運對此做了令人痛心的註腳。

王申酉的「供詞」以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審視和分析了中國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分析了黨內圍繞這一問題的分歧和鬥爭，深刻地指出：長期以來居於指導地位的黨內「左」的錯誤，實際上是一種空想的，而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德懷的建國主張才是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他指出種種空想的社會主義，是受限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眼界，而應當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王申酉具有面向世界的眼光，看到世界經濟跨國發展的趨勢，反對閉關自守，期待向世界開放。王申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分析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批判「左」的政策和理論，在思想的廣闊和深度方面，在論述的系統性、理論性方面，都堪稱是文革期間青年思想探索的高峰。

二 批判「特權」，思考制度變革

1975至1976年，在政策批判思潮激蕩的同時，社會和制度批判思潮也走向高潮。雲南青年陳爾晉從制度的角度對特權的批判，以及借鑒西方政治制度改革中國政治制度的長篇論文，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和制度批判派最為系統化和理論化的文獻。在政策批判派呼應中共黨內四個現代化召喚的時候，制度批判派堅守反對特權的立場，與黨內務實派和四人幫均有所差別。他們在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之外，堅持民主和法制的訴求。除此之外，一些青年從反對特權的角度，崇尚毛澤東晚年批判官僚主義者階級、黨內資產階級的思想。這些是與中共黨內極左文革派有不同程度差別的民間左翼思潮。

1 陳爾晉反對特權和借鑒西方民主制的主張

1976年春，在邊遠的雲南省，青年陳爾晉撰寫了十二萬字的長文〈特權論〉，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分析和論述，是文化大革命青年思潮中最後的、也是最具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制度批判文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在論述制度變革方面，主張借鑒西方政治民主體制，實行無產階級的議會制、共產黨的兩黨制，保障無產階級的人權，反映了當時民間激進左翼思潮的一個重要動向。

（1）陳爾晉的經歷[30]

陳爾晉1945年出生於雲南省昆明市，成長於宣威縣。1958年他小學畢業，因出身「官僚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失去繼續學習的機會，在家鄉務農十一年。後來，陳爾晉參加中華函授學校語文學習講座的函授學習，打下了比較紮實的語文基礎。艱苦的自學，使他養成了勤奮讀書、不斷追求新知和獨立思考的習慣，也較少受到當時學校教育中某些僵化和教條主義思想的影響。在辛苦的勞作之餘，陳爾晉由淺入深閱讀了大量的人文和社會科學書籍。

1962年初，十六歲的陳爾晉上書周恩來總理，提出改革學校招生工作的建議：一是建議注重社會青年有心向學者，擴大對他們的招生比例，二是建議錄取新生不搞唯家庭出身成分論。此後由於他要求澄清家庭的階級成分，在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當作鬥爭重點。

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陳爾晉最初被批鬥，後來受到一些羣眾的支持，成為宣威縣一大羣眾組織「東方紅總部」的常委兼宣傳部長。他在這期間寫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和血統論初探〉、〈必須立即制止武鬥〉、〈全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關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哲學思想〉等文章。他的文采很受軍代表賞識，也得到當地革委會中一些人的同情和幫助。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在1969年由當地貧下中農和領導推薦，參加了曲靖師範高中教師（文科）培訓班，奇跡般地實現了讀書的宿願。1971年畢業後，他到礦山職工子弟學校任教，後轉到工廠做工會宣傳工作。

1972年他開始醞釀，1974年寫成〈特權論〉初稿，談自己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民主制度的看法。此後他數次投書中央領導人，期望自己的論點得到認可，並修改論文。

1974年冬，他以「馬東伍」的化名，將〈特權論〉部分內容寄給素不相識的謝靜宜，請她轉呈毛澤東，沒有結果。「馬東伍」的筆名，意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革命隊伍中的普通一兵。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陳爾晉託人將〈特權論〉轉交鄧小平，希望鄧小平閱後，視機會轉呈毛澤東，未果。1976年初，〈特權論〉全文修改定型。為使毛澤東能夠接受，陳爾晉將標題〈特權論〉改為〈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做刪節，於5月寄給毛澤東，仍然沒有回音。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陳爾晉認為毛澤東晚年所講官僚主義者階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等觀點，對廣大生活在嚴重不平等制度下的人民來說，有相當的認同感和感召力，而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違背民意。於是他用紅油墨全文印出〈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打算發動新疆的賽福鼎，以〈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為政治綱領，舉行「武裝起義」反對華國鋒，成就一番偉業。

江青被逮捕

1977年秋，陳爾晉到廣西南寧，向廣西大學一位畢業於北京大學的教師徵詢意見，最終放棄了那個一廂情願的、發動賽福鼎「武裝起義」的荒唐幻想，轉而期望爭取鄧小平等領導人的賞識。從廣西回雲南後，他按此設想改寫〈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複寫後，分別從湖南湘潭與四川成都，以「殉道者」之筆名，向《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胡喬木，以及廣州中山大學學報寄出。

1978年4月，陳爾晉被公安機關抓捕，起因是幫助陳爾晉刻印文章的一位朋友向反對華國鋒的組織宣傳〈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被公安機關發現，隨後得知「馬東伍」即陳爾晉。所幸公安機關只知〈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文而不知企圖策動「武裝起義」一事。華國鋒失勢後，1979年3月7日陳爾晉獲釋，「結論待作」。

1979年4月，陳爾晉到北京本想投書鄧小平，但是聽說鄧小平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遂轉向訴諸民眾。書稿得到民辦刊物《四五論壇》讚賞，於6月以〈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為標題，印發了刪節本。[31]1979年，宣威縣公安局對1978年因〈特權論〉抓捕陳爾晉一事，做出平反決定。[32]

陳爾晉的經歷十分離奇，他生活於邊陲一隅，昧於中央政治鬥爭，因而常常以自己不切實際的幻想代替現實；他不甘寂寞，認為自己發現的治國良策可以為當權者賞識，一鳴驚人；在他的意識深處有着很多與中國共產黨政治行為方式迥異的傳統小說演義裏的思維方式。然而，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人，以基層社會觀察和體驗為基礎所寫的對社會政治的分析，卻是在論述的系統和理論深度方面，超出了同時代社會和政治批判派的其他青年。

陳爾晉的一切確實可以說是充滿矛盾的奇人、奇事、奇思、奇文。

（2）陳爾晉的〈特權論〉

陳爾晉長達十二萬字的〈特權論〉對社會主義社會形態進行了理論分析，提出蘇聯的修正主義是一種與以往社會制度不同的新型剝削制度，而中國正處於過渡性的「岔路口社會主義」階段，[33]既有可能向社會主義發展，也有可能向修正主義演變。文章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進行了相當深刻的理論剖析。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提出：為了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過渡，應當借鑒西方政治制度，採取社會主義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兩黨制，保障人權。向西方學習的主張，反映了文革後期青年思潮中一個重要的思想傾向。以下從思想史的角度，僅考察〈特權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觀點，而不涉及該文關於發動革命的策略等內容，因為後者既缺乏思想價值，也無現實可行性。

「岔路口社會主義」

「岔路口社會主義」是陳爾晉對中國社會形態的概括。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具有階段性。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是經濟基礎變更的階段，即對生產資料進行公有制改造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上層建築變革的階段，即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的任務，即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以後，就進入了過渡性的「岔路口社會主義」時期。他說：「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的社會，不過是具有兩重性的過渡的社會。它在表現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同時，還更表現了向修正主義的過渡。這樣的社會是不能就算做社會主義社會的。如果我們一定要按習慣把對生產資料進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的社會，就稱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話，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叫做處於岔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必須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保證「岔路口社會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防止其淪為修正主義。

為了說明向修正主義發展的危險性，陳爾晉首先以蘇聯為樣板，闡述了他對「修正主義制度」的看法。

1.「修正主義制度」是新型的社會制度

陳爾晉稱蘇聯的社會現實是修正主義，但是他沒有按照官方意識形態的說法，把修正主義一般地等同於資本主義復辟，而是稱蘇聯的社會是一種與以往剝削制度不同的新型社會制度。他認為：「人類歷史上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不僅僅只有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比以往任何剝削制度更為黑暗」的社會制度，「這就是當今蘇聯及其它修正主義國家所奉行的社會制度修正主義制度」。「顯然，修正主義制度之所以從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的社會演變出來，決不應簡單地歸因於所謂『資本主義復辟』。在這裏，所謂『資本主義復辟』不過是象徵性的說法。原因很簡單，修正主義的剝削方式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完全不同。」

陳爾晉概括了這個「修正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

修正主義的所有制形式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這種新型的剝削制度，是從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的社會裏演變出來的。它的第一個特徵是：將社會主義旗幟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變成了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名義上為全體勞動人民、整個社會所公有的生產資料、社會財富，實際上統統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私有物，包括勞動者本身也都變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

「這種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佔有方式出現，而是在『公有制』的神聖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壟斷特權階級集體壟斷共同佔有的方式反映出來。」

這種制度支配社會資源的方式是將「特權資本化」。「這種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通過政治經濟一體化，集政治領導和經濟支配權力於一身，將整體社會人力物力高度組織、高度集中、高度壟斷起來的具有巨大競爭能力的資本積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權化的私有制。」「資本的形態已經由貨幣資本轉化為特權資本。」

這種制度在生產關係方面表現為「勞動和特權的尖銳對立」，「勞動和特權，勞動人民和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經常處於白熱化矛盾對立狀態中」。

這種制度在政治上實行「社會法西斯主義」。

在這種制度下，修正主義集團內部的矛盾以及統治集團與人民的矛盾，導致周期性的政治危機。在總危機爆發之前，大約每十年發生一次較大的周期性政治危機，尤其會在最高統治者繼承權和權力再分配的問題上展開血腥而醜惡的爭奪，並由此爭奪而引起深刻的政治危機。

他認為：「產生修正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於資本主義殘餘勢力在國內的影響，也不在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和壓力」，而是「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的社會生產方式內在的特點及其基本矛盾的惡向變化」。

陳爾晉沒有一概而論地將中國歸入這種修正主義制度，而是認為中國正處在他所謂的「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或「岔路口社會主義」——有可能因其基本矛盾的惡向變化，成為修正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為了防止向修正主義制度的演化，陳爾晉以主要篇幅對中國的社會制度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２.「岔路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基本矛盾

陳爾晉提出了對「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或「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即中國的社會制度）基本矛盾的看法：「如同生產的社會化和私人佔有制的不相容性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樣，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之間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陳爾晉認為「岔路口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經濟體制建立於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其機體中「凝固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結石」。他說：中國完成了生產資料的改造，「這個改造過程的特點是：在通過國家政權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的同時，把整個社會的生產都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壟斷起來了。」

陳爾晉指出：這個新制度基本的特點是「高度組織的政（治）經（濟）一體化」。「這種高度集中壟斷、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生產的主要特點在於：把整個社會的人力、物力全部納入了一面組織得極為嚴密的網中，實行政治經濟一體化領導，政治權力支配和管理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全過程，這裏的所謂『政治權力』，實質就是黨權。」

陳爾晉肯定這種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優越性，同時認為它還存在着制度性的隱患。

關於制度的優越性，他說：

這種政經一體化，高度集中壟斷、高度組織化的公有制社會生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它能夠極有效率地動員整個社會力量，組織整個社會財富，發掘整個社會生產資料，使之投入有計劃按比例的生產。最重要的是，它是社會主義的機體。只要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遵照客觀發展規律的必然性，及時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用以滿足發生變革以後的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也必須進行革命的必然要求，那麼，這種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是一定能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不斷革命，尊重勞動者的主權、創造性和個人尊嚴，取締官僚特權，限制並逐步消除舊的法權關係，從而最終完成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的。

陳爾晉提出：事情還有另一個方面：這樣的「公有制本身含有國家資本主義屬性」，即它的管理方式。他分析道：「壟斷權力就能壟斷一切」的狀況，「造成了生產對權力的極大的依附關係」。「如同公有制本身就有兩重性——社會主義機體和國家資本主義結石——一樣，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一體化生產也有兩重性。這就是既能夠在政治權力的支配下，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向共產主義方向高速發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權力的支配下，背離社會主義性質，改變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義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

在甯夏下鄉的知識青年與農村幹部一起學習

３.「岔路口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特點——「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

陳爾晉認為「岔路口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特點是領導權固定化壟斷，它起源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對經濟基礎的公有制改造階段，這種固定化壟斷曾經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在這個階段，它「是社會變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需要，雖以暴力為依託，但不算強制性迫使社會接受的東西，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而不是生產力的桎梏」。

但是，問題的另一面是：「這種少數人固定化壟斷權力，其實從一開始就落入了一種特效腐蝕劑中。」陳爾晉指出：「權力本來就對當權者具有極大的腐蝕性。」「權力的需要產生了權力的危害。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力會變成壓迫和剝削社會公共成員即大多數勞動羣眾的特權。權力一般有向特權膨脹的必然趨勢。」「在對生產資料進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的社會，不僅沒有消除權力一般向特權膨脹的必然趨勢，反而是增大了這一趨勢。」

陳爾晉說：公有制社會勞動過程所必要的集權職能，就形式來說，通過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和對黨的神化四種形式，實現向特權的轉化。陳爾晉逐一剖析了這四種形式的腐蝕作用。

陳爾晉的結論是：曾經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的制度，在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成了生產力的桎梏。「在公有制社會生產中，通過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和對黨的神化而完成的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是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任憑這種上層建築統治下去，社會主義革命就必定半途而廢。因為這種上層建築必將對公有制經濟基礎發生惡性反作用，改變公有制經濟的性質，於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階段來到了。在這個階段，曾經是生產力發展形式的必要的權力被少數人固定化壟斷，轉變成了生產力的桎梏，成了束縛社會變革的反動的上層建築，由社會變革的合理需要，變成了強制性迫使社會接受的，阻擋社會革命的垃圾堆攔路虎。」

４.階級關係的新變化

陳爾晉認為，在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改造完成以後，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官僚特權階級與勞動者的矛盾取代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新的階級對立代替了舊的階級對立」。

他進一步闡釋道：

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當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公有制以後⋯⋯作為基礎的所有制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整個社會生產方式也隨着發生了變化，依附於所有制關係和生產方式的階級關係，當然也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並且確實是發生了變化。⋯⋯

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是頗有些與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的狀況相彷彿的。⋯⋯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岔路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起關鍵性作用的權力分工上所推行的制度權力為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是一個嚴重的、致命的弊病：這個弊病就是導致階級關係發生新的兩極分化的根子。

陳爾晉從共產黨的變化、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和勞動者等幾個方面闡述了階級關係的變化。

關於「共產黨的變化」，陳爾晉認為，取得政權，特別是公有制建立以後，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成為執政者，也成為權力和既得利益腐蝕的對象。陳爾晉說：權力的腐蝕和投機分子混入的交互作用，使共產黨內出現走修正主義道路（而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

其實，所謂走資派走的並不是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義道路。⋯⋯他們不是要把公有制社會生產拉回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為標誌的資本主義社會去，恰恰相反，他們是力圖通過政經一體化進一步把生產高度組織，高度集中起來而領導權永遠霸佔在他們手中並世襲給他們的後代，把社會引向修正主義社會。這個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一開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貪婪性和虛偽性而表現着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一切固有的特徵。

關於「新的階級對立代替了舊的階級對立」，陳爾晉解釋說：「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把浩如煙海的整個社會上的人，簡化成了兩種人：管理者和生產者。」他進而提出：從分工的觀點看，「權力為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導致階級關係發生新的兩極分化。

關於「官僚主義者階級」，陳爾晉引用毛澤東關於「官僚主義階級」的概念論證其「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論斷。陳爾晉說：

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首要標誌，就是將社會主義旗幟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特徵就是強制性固定化集政治領導和經濟支配大權於一身，享有所謂「一元化領導」實則為「一人化領導」的特權，並且利用這個特權「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官僚。毛主席早在1964年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個批示中，就已十分明確地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關於「勞動者的變化」，陳爾晉認為，在「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在生產組織中是處於無條件絕對服從的地位，勞動者在生產組織中的這種地位，與其在思想上的主體意識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質是矛盾的。勞動者陷入了一身兼具主體、商品和無條件絕對服從物的矛盾之中。這樣處於岔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於勞動者，使勞動的二重性不僅表現為使用價值和價值，而且表現為自主的勞動和被迫的勞動，勞動者成了矛盾混合物」。

他認為公有制的建立使勞動者從私有制的奴役和思想禁錮下獲得初步的解放，這使勞動者不滿於被動的無權地位，要求改變現有的制度，推進社會主義革命。

陳爾晉從「階級關係的變化」，引出他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已經能夠清楚地看到，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之間的不相容性。這種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現在共產黨、勞動者和階級關係這三個方面的大變化上，尤其是反映在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尖銳對立的階級鬥爭上。這種不相容性，迫使整個社會面臨如下抉擇：

要麼砸爛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這個桎梏，保留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依靠人民大眾，經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由此進一步調整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經濟成分，從而使公有制社會日益完善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加快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顯然，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路線。

要麼強化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係，改變公有制社會生產的性質，依靠官僚主義者階級及其附庸，通過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和神化黨這一套體制，進一步維護住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切上層建築，由此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而使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生產成為純粹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生產，完成向修正主義社會的演變。顯然，這是一條修正主義反革命的路線。

何去何從，二者必居其一。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使社會主義在岔路口徘徊。

5.文化大革命的由來、局限和結論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由來，陳爾晉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個別人物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中國在一九五六年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後的必然發展，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已經或慢或快地發生了變革的開端，而不是結束。」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反映了社會提出的對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進行改革的要求。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局限，陳爾晉認為主要有兩點：

其一是指導思想對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所形成的新的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認識不清。雖然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但沒有就特殊性具體指明是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和什麼樣的上層建築，什麼樣的生產力和什麼樣的生產關係的矛盾，而這在當時是不能苛求的。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內尋求改變，而沒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進行變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針對權力為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這個上層建築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說，只是針對了這個弊病的表象，而沒有針對這個弊病的病根，只針對「走資派」，而沒有針對產生「走資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

在他看來，「這種局限，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層建築發生變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滿足不了這些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不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反而使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橫生，造成了舊東西在新形式中復活的方便條件。」

陳爾晉指出文革的局限，同時肯定其在揭露矛盾方面的革命性意義：「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是革命的，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千百萬人民羣眾曾經積極參與和投身的大規模的羣眾運動，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歷了一系列反覆、曲折和驚心動魄的鬥爭，深入持續達十年之久。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得以暴露了現存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展現了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廣闊的前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對黨的神化，撕開了假社會主義的面紗，激化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他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得出的結論是：必須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爭取「人權」。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借鑒西方，實行三權分立、兩黨制、保障人權

陳爾晉從「岔路口社會主義」的局限，引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而他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驚人之處，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兩黨制、保障人權的做法，以建設無產階級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高級形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實現共產主義奠定基礎。

1.「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和直接目的

陳爾晉為他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的任務是：「將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力的桎梏——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係予以徹底粉碎」；進行空前的羣眾運動和空前的社會革命。

他認為：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這種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相結合的完全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

無產階級民主制度，決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義者階級，粉碎少數人對多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專政的特權生產關係；決定性地要將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以及對黨的神化，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去；決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馬克思主義的法制、實行普選制、把奴隸總管黨變為奴隸工具黨，建立和健全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國家形式；決定性地要保障人權等等。

簡言之，無產階級民主制度是防止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改造的國家演變成修正主義國家的唯一有效的利器，是使權力分工為人民所掌握，當權人物和權力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不能超越馬克思主義法制和人民所授予的範圍的切實保障。

2.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三個來源

陳爾晉要求通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他提出，這個無產階級民主制度有三個來源：

其一，從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事實中發現的消除弊病的手段。

其二，堅持巴黎公社的原則。陳爾晉引述馬克思、列寧對巴黎公社的論述，強調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就是：第一「不但實行選舉制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第二「（官吏——引者加）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第三「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

其三，「吸取歐美社會制度的長處」。陳爾晉引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借鑒歐美制度之長的語錄之後，講述了歐美國家，主要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引述了孟德斯鳩關於三權分立的學說。他堅持認為：無產階級民主制度應當「對歐美社會制度實行革命的揚棄，『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封面

3.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特徵

陳爾晉設想了這個「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一些特徵：

特徵之一：馬克思主義成文憲法至高無上。

陳爾晉提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下，憲法應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領導是馬克思主義的成文憲法。在憲法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得遵守憲法，服從憲法，受制約於憲法，逾越者必須受到法律的懲處和制裁。」提出憲法的至尊地位，顯然是針對「岔路口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產黨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將憲法置於共產黨之上，要求共產黨忠實執行憲法。

特徵之二：兩黨制。

陳爾晉承認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要求共產黨的領導要執行憲法，實行共產黨的兩黨制。「為了確保馬克思主義的成文憲法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使之成為國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須使共產黨成為忠實執行憲法的工具，而不能成為任意玩弄和篡改憲法的老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廢除共產黨一黨制，而確立共產黨的兩黨制。」

陳爾晉這樣設計無產階級的兩黨制：

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兩黨的組織領導主要通過它們自己的出版物（書籍、報刊、雜誌等）來體現。兩黨的黨員不固定，用以打破黨派成見。你今天擁護甲黨的主張即可成為甲黨的黨員，明天擁護乙黨的主張即可為乙黨黨員，任何人不得非難。兩黨的常設機構主要是報刊編輯部。經費由國家平等提供，監督使用。兩黨負有為國家提出行政正職領導候選人供人民選擇的責任。政權由經過普選證明為大多數人擁護的黨來掌握。⋯⋯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沒有說過無產階級只能有一個政黨。⋯⋯在公有制確立之後的國家裏，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都發生了嚴重的從上至下的派系鬥爭，並且這種紛爭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黨面臨解體的跡象。中國共產黨內部近十年來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鬥，不但一直存在着兩個司令部，而且純粹從上到下就存在着兩大派別。現實尖銳對立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和自己現有的階級地位，註定了現有共產黨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裂。與其讓宮廷黑幕內的陰謀詭計來殘殺予奪，毀滅革命完成這種分裂，不如在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訴情由發表政見，由公民投票來裁判是非，決定誰該在朝誰應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陳爾晉甚至設想了實現兩黨制的方法：周恩來、鄧小平等為老一輩領導人，與張春橋、王洪文等年輕一輩領導人各自成立政黨，全黨黨員以自願登記重新註冊方式進行新的組合。也可由共產黨和共青團自然形成社會主義的兩黨制。[34]

特徵之三：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

陳爾晉認為：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權力基礎是人民，實現的方式是普選。權力機構應當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分屬人民代表會議、總統和法院。

關於政府的權力基礎和普選權，陳爾晉說：「既然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屬於公有制，那麼權力也就理所當然地應該名符其實地屬於人民」！「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每個勞動者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民民主共和普選制，則是整個國家權力的基礎。」

陳爾晉設想，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實行人民代表會議制。人民代表會議是立法機構。各級人民代表由選舉產生。為保證立法和行政權力的分離，「凡在政府行政機構中擔任職務的人，於其任期內，不能為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或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

陳爾晉設想：國家的行政權力屬於總統。總統「候選人由兩黨代表大會提出」，「國家對兩黨總統候選人，平等地、充分地提供一切宣傳工具，以便兩候選人向全國人民闡述他們的政見和主張，供人民選擇。」這就是說，要在兩黨制的基礎上實行競選。總統選舉採用間接選舉的方法，即由各省選民選派若干選舉人，組成各省選舉團，集合於各省省會，進行投票。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在首都依據各省選舉團投票結果，產生總統。「應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及當時正在國家行政機關工作的人員，不能被選派為選舉人。」

總統每屆任期四年，不得連任兩屆以上，更不得終身任職。對總統廢止「萬歲」呼喊。

陳爾晉設想：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實行馬克思主義法制。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和人民代表會議制定並設立的各級人民法院以及上訴法院。法官由選舉產生，並實行律師制度、人民陪審制度、公開審判制度。

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馬克思主義法制下，每個公民都享有批評當政者的權利，也負有自我批評和接受別人批評的義務，誹謗和誣衊將為社會所不齒。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批評現任總統不僅受到法律保護，而且將受到社會支持，決不可因為批評總統而構成罪案，更不得因為對總統說錯一個不字就被殘暴地處死，馬克思主義法制將把軍事官僚的法西斯暴政徹底埋葬。

特徵之四：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

陳爾晉以公有制條件下無產階級的人權為中心，展開對公民權利的論述。

陳爾晉認為：「人權問題始終從屬於同時也能改進社會的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他指出：「資產階級說：『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人權宣言》）這純粹是騙人的謊言」，「在私有制下，人們生來其實就不是而且始終也都不是自由平等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向人們展現了共產主義的光輝未來，清楚地闡明了：人們生來應當是而且能夠是自由平等的。為了實現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這就是說，陳爾晉認為，消滅私有制是實現自由平等、保障人權的必要社會條件。然而，他並不認為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就等於消滅了私有制，就具備了保障人權的社會條件，人民還需要努力爭取。

陳爾晉參照西方民主制度，描述了他設想的「無產階級民主制」下的公民權利。

陳爾晉呼籲人民爭取人權：「當前，歷史的發展已經將人權問題提到了顯著的地位」，「在特權佔有制下，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暴虐、血腥的統治，已經迫使億萬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匯成了最強烈的時代召喚。我們要做人我們決不做牲口！還我民主，還我自由，還我平等，還我人權！」

陳爾晉對「岔路口社會主義」的論述，涉及了文革後續階段社會和制度批判流派關注的主要概念並更系統化和理論化。陳爾晉繼續制度批判派的傳統思路，認為中國社會存在着嚴重的缺陷，問題的根源出自社會制度的基本矛盾，他稱之為：政治經濟高度一體化的公有制的社會生產與少數人固定化的對權力的壟斷。這個論斷與徐水良提出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無產階級內容和它的特權制形式的矛盾」的命題十分相近，但是陳爾晉的論述明顯地更為系統、深入。陳爾晉所謂的「岔路口社會主義」即可能向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社會發展，也可能經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思想，與徐水良所稱中國有可能通過人民革命消滅特權制的形式，從而堅持社會主義，也可能由特權制形式戰勝政治和經濟的無產階級的內容，淪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看法相近且更加深刻。陳爾晉稱蘇聯的「修正主義制度」是區別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新型的社會制度」，「所謂走資派走的並不是資本主義道路」——「把公有制社會生產拉回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為標誌的資本主義社會去」，「而是走的修正主義道路」——力圖「把生產高度組織，高度集中起來而領導權永遠霸佔在他們手中並世襲給他們的後代」。這些觀點與「新階級（幹部階級）派」相通。不同之處是：陳爾晉認為中國的制度尚不同於蘇聯，還處於前途未卜的岔路口，相反，新階級派則斷定中國與蘇聯的制度同質，只有發展程度的差別。

陳爾晉對「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即中國社會）制度的分析和論述比此前的制度批判派文獻更加全面和深刻，例如：認為這個社會制度的基本特點是「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政治權力支配和管理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全過程」；政治上的特點是「權力被少數人強制性固定化壟斷」，表現為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和對黨的神化等形式；在社會層面，官僚特權階級與勞動者的矛盾取代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新的階級對立代替了舊的階級對立」。他關於民主和法制的認識，也在以往制度批判派之上。陳爾晉洋洋灑灑的長文，以其相當詳盡的闡述和論證，超越了此前文獻所常見的思想札記式的片斷思考。

陳爾晉的基本追求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馬克思）相結合的完全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換言之是經濟上的公有制加政治上的民主和法制。這是制度批判派思想的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向，與政策批判派的注重四個現代化相區別。這一思想傾向在文革結束後繼續有重要的影響，並因其對社會民主的追求而繼續處於體制外的地位。

特別值得注意是，陳爾晉在設想未來的「無產階級民主制」時，不再限於主張借鑒法國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而是大膽地提出借鑒西方政治體制的三權分立、兩黨制、保障人權等原則。實際上，在陳爾晉看來，西方現行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原則，不僅可以在調節資產階級內部矛盾和管理社會方面起重要作用，也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為調節無產階級內部矛盾起積極的作用。就是說，是可以姓「資」，也可以姓「社」的。

陳爾晉在批判特權、修正主義制度和分析「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十分熟練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點，而在構想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時候明顯地以美國政治制度為藍本。這些思想為文革青年思潮增加了新的內容，反映了中國打開與西方國家交往以後，中國青年開始注意借鑒西方的思想。儘管此時陳爾晉借鑒西方制度的思想尚有生硬嫁接的特點，但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與文革初期的青年思潮呈現鮮明的對照。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借鑒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思潮，在文革結束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成春潮洶湧之勢。陳爾晉的〈特權論〉成文於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的時候，可以說標誌着社會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

《人權宣言》

2 「新階級」派：平衡於理念與現實之間

曾經參與關於「幹部階級」通訊探討的B，回憶了他在1974至1976年的思想狀況。這一時期他深深感到思想的孤寂，「幹部階級」的理念無人應和，人們仍然是把希望寄託於黨內開明派。他不願放棄理念，又不得不面對現實，在理念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

B遭到批判以後，雖然由於本單位軍代表的保護，沒有受到明確的處分，卻是「政治有問題」的人。他不再與其他人通訊交流，在孤獨中繼續進行學習和思考。[35]他回憶說，思考過以下一些問題：

（一）不懷疑「幹部階級」觀點的正確性，並進而認為幹部階級以集體而不是個人的形式佔有和繼承生產資料。

B回憶說，他雖然承認以往的思想探索在理論上很不成熟，但是堅信其價值，不懷疑「幹部階級」觀點的正確和深刻。同時，他也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條件難以勝任理論研究的重任：缺乏必要的知識基礎，而自學的時間也由於日復一日的繁重體力勞動而十分有限；不能進行思想交流，為防止再遭不測，他不僅停止了思想通訊，而且不敢寫思想筆記。儘管如此，他仍然沒有放棄學習和思想探索。

「幹部階級」論遇到的一個重要理論駁難是：階級是私有制的產物，而中國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領導幹部只是管理者，沒有生產資料的佔有權和繼承權，怎麼能構成階級呢？B繼續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以及政治經濟學基礎教材以後，對幹部階級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做了進一步的思考，形成了這樣的解釋：在蘇聯和中國的社會，幹部階級不是依靠對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而是通過對全社會生產資料的集體性佔有，獲得社會的剩餘勞動。這個階級在「公有制」的名義下，集體壟斷了社會全部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和獲益權，並按照幹部的等級分配特殊利益。他們對於財富和權力實行集體性的繼承，即領導幹部雖然不按各自家庭繼承，卻通過種種渠道使自己的子女進入領導圈子，至少是使子女享有進入有利社會地位的優先權。這實質是一種集體的佔有和繼承，蘇聯和中國幹部子女特權是其表現，老紅衛兵鼓吹「血統論」是這種集體世襲意識赤裸裸的表現。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金錢左右政治權力，而這個制度是政治權力帶來財產和物質利益，因此權力的獲取和繼承，與資本家對金錢的獲取和繼承有同樣的意義。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資本家私人佔有制度，幹部階級是階級的集體佔有制度，二者剝削社會剩餘勞動的實質是一樣的。

（二）深切地感到民主的必要。被批判的經歷，使B深切地感到思想專制的殘酷和對民主的迫切需要。他所謂的民主，首先意味着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其次是工人農民爭取自己利益的權利。他還沒有認真思考過選舉民主的問題。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沒有解決人民的民主權利問題，反倒是在革命名義下，變本加厲地實行思想專制主義。他仍然承認民主是帶有階級性的，民主是階級統治的一種方式，但是認為，在不可能結束幹部階級統治的情況下，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相比，相對有利於被壓迫階級獨立意識的生長和階級力量的聚集。人民應當把爭取民主當作爭取解放的第一步。這些想法是受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德國工人階級鬥爭的策略思想的啟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把爭取民主作為直接的政治目標，以聚集階級的力量，為以後消滅私有制作準備。

正因為如此，B從一位朋友處讀到李一哲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非常振奮，他的第一個感想是：這可以作為奮鬥的最低綱領。就是說，在B的心目中，最高的綱領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倒幹部階級的統治，因此他不滿意李一哲大字報僅僅批判特權階層，沒有看透幹部階級存在的事實。但是又大體贊同李一哲大字報對政策問題、民主與法制的精彩論述，尤其嘆服其文筆，認為可以作為現實的奮鬥綱領。所謂最高和最低綱領，是循着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的思路。[36]

他重視民主的價值，卻沒有意識到法制的意義。他只是在保障民主權利的角度承認法制的必要，同時擔心一般地講法制會成為當權者壓制民眾的託詞。當時，法律被解釋為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即使不濫用法律，也無政治反對派生存的餘地。他沒有突破對法制的官式馬列主義解釋。

（三）既批評資本主義制度，又批評現實社會主義制度。B仍然對資本主義持批評態度，但是從爭取民主的角度，開始懷疑在蘇聯和中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是不是可以實現民主，審慎地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的價值。他回憶說，大約在1975–1976年，他思考過這樣的問題。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性作用。資產階級社會的民主制度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觀念和政治法律制度以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所有者的平等交換為基礎。這是馬克思、恩格斯論述過的道理。在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公有制儘管形式上有國家和集體兩種形式，實際都是國家所有制，國家是唯一的生產資料所有者，這是幹部階級對全社會進行集中統治的經濟基礎。凡是實行這一制度的國家，人民都缺少民主權利，都具有政治專制的特徵。這是巧合，還是規律？他開始問自己：在公有制（國家所有制）經濟基礎上，有可能實現政治民主嗎？或者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是與政治民主不相容？另一方面，他又想，資本主義有西歐北美的民主制和德國法西斯的專政制度的不同類型，社會主義有沒有可能出現在與蘇聯中國不同的公有制基礎上的民主制度？他沒有理出頭緒。

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初步了解，沒有改變他對資本主義本質的批判態度，但是他也曾經想過，就工人階級和一般羣眾的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等）而言，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遠不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既然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都是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制度，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就沒有那麼神聖，資本主義也沒有那麼可怕。如果資本主義私有制能夠為民主提供經濟基礎，有利於民主的發展的話，那麼在中國搞些資本主義，也未嘗不可。不過對此沒有做過深入的思考。他相信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是正確的，也應當以此分析社會主義，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既批評資本主義制度，又批評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二者都存在經濟上的剝削和社會的不平等。

（四）尊重但不受毛澤東的局限，不簡單地擁護黨內鬥爭中的任何一派。B在1972年給朋友的信中寫道：「真理和謬誤形影不離，最純潔的真理都終將被證明其中有污點，太陽黑子的發現引起了人類思想的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未來屬於無所畏懼的新一代。」[37]他回憶說，他對毛澤東雖然不再迷信，認為毛澤東的觀點存在局限或者錯誤，但是仍然真心地尊敬毛澤東。他認為，毛澤東揭示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號召人民揭露社會的陰暗面，使人民看到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理想，這是斯大林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領袖沒有做到的。B承認，他和朋友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從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思想起步的，因此視毛澤東為啟蒙導師。同時，B也認為毛澤東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毛澤東是這個制度的批判者，又是這個制度的創建者和最高領袖，一直在批判和維護之間搖擺。在他看來，1974至1976年毛澤東關於理論的談話了無新意，不及痛癢。

對於當時中共中央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文革派與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派的鬥爭，B並不簡單地擁護其中的一派。對於「文革派」，B認為他們揭露文革前十七年的某些社會弊病，揭露一些領導幹部對羣眾的壓迫，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又認為四人幫不過是幹部階級的一部分，維護幹部階級的整體利益，不願改變基本制度；他們出賣了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熱烈支持他們的造反派羣眾，特別是不想進行民主化變革，搞「全面專政」壓迫一切獨立思考，比文革前十七年有過之而無不及；更重要的是他們推行的政策在實踐中造成了經濟、文化的倒退，與現代化的目標背道而馳，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失去了民心。

對於老幹部派，B認為實踐證明老幹部派的路線是能夠促進經濟、文化教育和科學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現實主義路線，愈來愈得人心，同時又是以維護領導幹部的特權地位為前提的。他們的重新當政會使中國回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和政策，人民的民主權利，特別是批評和監督領導的權利會像文革前那樣繼續受到壓制。因此，B對老幹部的路線也有保留。

如果不得不在「文革派」和老幹部派之間作選擇的話，B偏向老幹部派。他認為老幹部派的路線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從學理上講，民主的社會主義要以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會為民主和消滅新的階級壓迫準備物質條件。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他將李一哲大字報對左傾政策的批判視為具有現實意義的「最低綱領」。

B回憶說，對於1976年的「四五運動」，他的內心是有矛盾的。他一方面對周恩來個人十分尊重，但也很清楚，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集中代表了幹部階級的基本政治取向。B雖然政治處境不好，仍然在周恩來逝世和清明節期間到天安門廣場把自己的一朵小白花繫在松枝上，表達對周恩來的悼念。他感覺羣眾激昂情緒的背後，有領導幹部意志的強大影響和推動。B對天安門廣場上羣眾的情緒懷着深切的同情，也感歎民眾沒有看透這個社會，太容易把自己的希望和命運寄託於領導人，而缺少獨立於黨內鬥爭的政治意識。但是在羣眾遭到鎮壓以後，B的立場就非常清晰了：堅決地譴責四人幫當政者，肯定這一運動的正義性。他認為，鎮壓之後，問題就已經不僅僅是擁護中央的哪一派，而是維護人民的政治權利、人民批評當政者的權利了。他對一位朋友說：我與鄧小平並非同黨，但是天安門事件的羣眾有正當的權利，因此堅決反對鎮壓。

B回憶，他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感到歡欣。1977年，中央肯定羣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但是仍然堅持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B對此十分憤怒，他認為，只有為天安門事件平反，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才不僅僅是官僚的勝利，並且也是人民的勝利。人民通過流血，應當得到民主而不僅僅是高層領導的更迭。是否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實質是承認還是反對人民的民主權利。

上述回憶，是「新階級派」B的思想個案，遺憾的是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僅據口述。

3 貴州「毛澤東晚年珍貴思想」派

「毛澤東晚年珍貴思想」派是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距離的左翼青年思想流派。這是一批堅持反對官僚機器和官僚特權，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都崇尚毛澤東批判「黨內資產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等論點的青年。貴州安順以錢理羣為中心的青年，是這種思想流派的一個案例。[38]

1971年至1978年，貴州安順師範學校教師錢理羣的周圍，活躍着一羣熱心思想探討的青年，他們的讀書活動已在前文介紹，本節着重於他們的思想。[39]

第一，他們崇尚毛澤東的晚年思想，核心是相信毛澤東所說的黨內存在官僚主義者階級，而這個階級必須要打倒。以此為基點，他們熱心地探討如何防止國家機器發生蘇聯那樣的官僚化演變。

貴州安順的這些青年不是亦步亦趨地遵循中央文件和報刊的要求，而是獨立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思想，系統地研讀毛澤東和列寧的後期著作，探索中國的理論和現實問題。他們不滿當時思想的禁錮，提出多少有些「離經叛道」的觀點。例如：認為批林批孔運動中報刊上很多評論儒法鬥爭的文章是歷史唯心論；分析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並涉及體制問題及中國的情況；針對張春橋的「全面專政」觀點，煞費苦心地從列寧的後期思想中挖掘出「專政本身就包含着民主」的命題，然後小心翼翼地進行論證與闡述，以此為民主爭取些許觀念上的合法性。然而，他們的基本思想沒有跳出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大框架。錢理羣後來稱其為「半是奴隸，半是掙扎的思考」。

錢理羣反思那段精神經歷時說：「像我這樣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儘管經歷過文革的教訓，開始思考一些問題，卻沒有從幾十年的思想改造所形成的奴隸思想狀態中根本解放出來，我自己更一直是毛澤東思想的崇拜者，處在『老師』的地位上，這些自我思想的局限就大大限制了整個『思想村落』的深度（以致方向）：這是我至今仍感歉意的。」[40]錢理羣回憶道：籃子1974年寫了一篇文章〈馬列主義國家原理學習——兼評蘇聯「社會主義」〉，文中有影射中國社會的傾向，錢理羣把它拉回到繼續革命理論的框架之內。錢理羣提到，當時聽說有其他的思想羣落，試圖從西方思想中尋找批判現實的武器，但錢理羣和朋友們堅持對西方的批判態度。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安順的這些青年感到悵惘和前途未卜。籃子回憶說：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之所以有那樣一種心理狀態，除了同全國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一樣，對偉大領袖始終有一種樸素的感情之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要歸結到我們當時深受毛晚年的思想影響。我們認為，毛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就是，敢於在自己的晚年，以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方式，來對自己親手締造的黨和國家機器大動手術，這事實上就是當時在一部分青年中頗具代表性的所謂「珍貴思想論」。所以，當我們從巨大的悲痛中冷靜下來後，便產生了要為毛編纂一本紀念文集的想法。我們將文革中流傳開來的那些毛的講話、插話、文章、信件、批示、指示搜集起來，然後分頭謄抄、複寫，最後硬是編成了兩大本手抄本（複寫稿共五份）的文集，題目就叫〈毛澤東同志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言論摘編）〉。我們還決定，就用這本文集作為對毛逝世一周年的紀念。直到後來，隨着「四人幫」的垮台及其對我們產生的思想衝擊，再加上編輯過程中的一些冷靜的思考，我們才感到毛身上的某些不足。因此，當1977年9月9日到來時，我已着手寫出了一份有關毛澤東評價的討論提綱，開始正視毛的某些缺陷和錯誤。[41]

第二，在黨內鬥爭問題上，他們既不讚賞四人幫，也不認同鄧小平的路線，而是尊崇毛澤東和他的晚年思想。在他們眼中，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國不是陽光燦爛，而是受着官僚化的嚴重威脅。他們認為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理論觀點揭示了事實的真相，恢復文革前的政策和秩序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文革前十七年官僚主義者階級勢力的全面復舊，文革期間人民曾經有過的批評領導人的權利會被剝奪，因此對黨內老一輩領導人的政治主張保持着警惕。造反派的經歷更使他們對領導幹部官復原職之後的「秋後算賬」，懷着恐懼，基層的事實一再說明這並非杞人憂天。他們不滿張春橋以全面專政取代人民的民主，但是更不願接受鄧小平的路線。基於這樣的思想，他們對四五運動和抓捕四人幫事件持懷疑或抵觸的態度。

1976年清明節，北京等地發生悼念周恩來、譴責四人幫、乃至擁護鄧小平的「四五運動」。地處偏遠、消息閉塞的這些貴州安順青年，並沒有馬上認同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眾之舉。他們中間的一個青年到各地走了一圈，結識了北京、河南駐馬店[42]等地的青年朋友，帶回了新的消息，才使他們的思想有了一些變化，開始重新審視四五運動。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令他們感到深切的悲痛。10月6日粉碎四人幫的舉措，在這些青年當中，「沒有引起歡欣鼓舞，欣喜若狂的心情。」他們對當時的政治局面極為審慎。不久，《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華國鋒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在他們看來，這仍然是在鼓吹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軍隊、一個領袖的論調，引起他們強烈的警覺與不滿。公佈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前後，當地一個青年因張貼大字報批判林彪和四人幫而遭到逮捕，更令他們感到前途不明，不敢樂觀。[43]

第三，他們追求民主，視民主為人民抗衡國家機器官僚化，維護無產階級專政本色的武器，同時堅持毛澤東和列寧關於民主階級性的觀點，否定西方的民主觀念和制度。他們肯定文化大革命為羣眾提供了反抗黨內官僚主義者壓迫的合法性。

他們對李一哲大字報的態度很能說明這樣的思想傾向。據籃子回憶，1975年春節期間，李一哲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輾轉流傳到這些安順青年手中，朋友們爭相傳抄，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手稿中關於「林彪體系」，關於「民間思想家、理論家、哲學家⋯⋯」的提法，使籃子和朋友感到很新鮮，特別是大字報犀利的文字，活潑的風格，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一哲大字報在那個肅殺而又封閉的年代，「所傳遞出來的思考信息遠遠超過它的內容本身帶給我們的影響，我們從中得到了極大的鼓舞，因為，我們至少知道，我們的思想並不孤單。」但是，對於大字報的觀點，他們還是有保留的。籃子回憶說：他們進行了認真的討論，

說實話，就我們當時的思考水平而言，我們還遠遠跟不上這份手稿的思路。與當時流行的官方話語相比，我們身上是有不少離經叛道的東西；但是，與更開放、更寬廣的思維視野相比，我們卻仍然還籠罩在一片自命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陰影之中。因此，對於這份手稿所提出來的兩個核心概念（主要是「民主」概念），我們滿腦子裝着的，還是列寧和毛澤東在他們的論戰文章裏所使用過的那些尖刻的嘲笑和有力的預言。所以，在一次小型的討論聚會中，錢師的看法得到不少人的認可。他認為，手稿作者看問題是看準的，但開出的藥方卻是錯的。[44]

這些青年重視人民對政府和當權者進行監督的民主權利，認為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是實行這種權利方式，不贊同以「全面專政」壓制民主。他們從毛澤東和列寧後期的著述，為人民的民主權利尋找依據，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包含着民主的命題。顯然，這些青年的思想保留了造反派的某些思想傾向。文革結束以後，這些青年對自己在文革後期的思想進行了反思，經過或短或長的思想清理，[45]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逐漸有了根本性的轉變。[46]

工人沉痛哀悼毛主席

三 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探索

1975至1976年，當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愈來愈普遍地受到黨內外的質疑和批評的時候，青年思想的一個新動向是出現了以四川省成都市青年胡平為代表的清晰的自由主義訴求。此外，擺脫階級觀念的民主主義思想也得到發展，其特點是要求不加「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類限定詞的一般民主。儘管尚未見到這兩個思想傾向的原始文本，但是依據回憶資料，可以說這個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新動向是在朝着1957年甚至1949年以前中國的自由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主義復歸。

1 胡平的自由主義探索

1975年7至8月間，在四川成都做臨時工的返城知青胡平寫了一篇字斟句酌的文章〈言者無罪〉，反對根據言論而把人打成反革命，爭取言論自由的權利，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思想傾向。胡平在朋友的幫助下將這篇一萬多字的文章刻寫油印，交給朋友閱讀。1976年四人幫倒台以後，他在成都市委門口張貼大字報，公開闡述這個觀點。大字報篇幅有限，只能寫得很短。1980年，北京市舉行文革後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選舉，大學獲准試行競選，已是北京大學研究生的胡平發表競選演講〈言論自由〉，引起強烈反響，在學生競選人中以最高票當選海淀區人民代表，也是那年本校唯一的一名當選人民代表的學生。胡平的言論自由主張由此廣為人知，然而，他的這個理念萌生於文化大革命中。[47]

談到胡平的言論自由思想，不能不談到他的文革經歷。由於家庭出身問題，胡平從小就感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父親畢業於一所政治學校，1948至1949年在國民黨軍隊任職，後隨軍起義，改編為解放軍。1951或1952年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當作反革命槍決，1983年宣佈平反。他的繼父是被管制的人士。這樣的家庭出身，即使在出身「不好」的學生裏，處境也是最不幸的。[48]他的學習成績優秀，但是考高中時，被分配到離家很遠、教學水平很差的高中。老師告訴他，像他這樣的出身，成績再好也沒有希望上大學。

文化大革命開始，已讀到高中三年級的胡平對運動並不積極，甚至多少有些抵觸的情緒，但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展開的批判「血統論」活動，給了他參加造反派的機會。他非常支持遇羅克的觀點，反感打人，提出「解放」一些老師和校長的主張。在運動中，他和一些同學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係，結交了一些可以無拘無束談天說地的思想活躍的朋友。1967年夏秋以後，羣眾運動逐漸退潮，學生中間以批判的態度談論政治、發牢騷的風氣一天天增長。

隨後，上山下鄉運動開始，胡平到四川省渡口地區的農村插隊。他感到了農村環境的惡劣，不僅是勞動的艱苦，前途的無望，還有對出身不好的知青的沉重政治壓迫。1970年，成都發生一起搶劫銀行的事件，公安局調查那幾天回成都的知青。胡平在事發前後的幾天均在農村勞動，本無關係，但是農村幹部想抓階級鬥爭，組織了對他的批判，指責他曾經說過知青到農村「大材小用」、不贊同用99%的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等等話。他感到在這個地方，他這樣出身的人，完全沒有出路，誰都可以無端地打擊他，什麼倒霉的事情都會轉到他身上，沒有人能出來為他說話，他會與農村那些地主富農子女一樣將一輩子受人欺凌，永無出頭之日。絕望之中，他想到用自殘的方式逃出厄運。

1971年9月的一天，經過精心的策劃，胡平懇求最可信賴的好友，用刀砍傷他的手指。為了造成殘疾，在去醫院的途中還在石頭上加砍幾刀，直至將手指骨徹底砍斷，只有一公分皮膚相連。半夜，他被送到當地醫院。醫生嘗試為他做了斷指再植手術，居然成功。他的手指接活了，卻再也不能打彎，屬於殘疾，本來按照相關規定，可以順理成章地回城，但他仍然因出身問題遭遇阻撓約兩年之久，直到1973年才把戶口調回成都。

胡平素有讀書和思考的習慣，在文革前愛好自然科學，讀文學和社會科學的書籍比較晚。他和他的朋友都沒有獲得內部讀物的渠道。他在農村的讀物是公開出版的馬列主義著作、哲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回到成都以後，他從朋友那兒看到一些西方譯著，書店也開始出售一些新版或者舊版的外國學術著作，他讀了《第三帝國的興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機》、《和平戰略——肯尼迪言論集》等政治歷史的書籍，從《參考消息》等報刊上，他零星地獲得捷克「布拉格之春」和蘇聯不同政見者的消息。他對哲學和經濟學感興趣，讀了貝克萊的《人類知識原理》、休謨的《人類理解研究》、關於十七至十八世紀西方哲學和十八世紀德國哲學的書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及介紹西方經濟學的書籍。

胡平在農村時就感到，當時正處於歷史上最黑暗、最惡劣的社會，比文革前十七年，比古代任何時代都黑暗。他看到文革中很多人因為所謂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行遭批判鬥爭，而所謂三反言行，無非就是言論。他痛恨這種現象，但是要反對這種做法，又說得無懈可擊，讓一般的人們能夠接受，敢於接受，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經過冥思苦想，他決定從伸張言論權利這一點開始。毛澤東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1966年中共中央的十六條也規定不能把羣眾打成反革命，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1975年他寫成了一篇文章〈言者無罪〉，主題是伸張言論的權利、言論的自由，反對思想的專制主義。十分遺憾，胡平本人沒有能夠保留1975年這篇文章的文本，也沒有保留1976年大字報的底稿。[49]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胡平以後不斷對這一主題進行充實，1975年是第一稿，1980年競選時的〈言論自由〉演講，是第五次修改稿。

據胡平回憶，他在1976年以前，沒有讀過任何自由主義大師的著作，他是在1978年到北京大學以後才讀到穆勒、拉斯基、哈耶克等人對言論自由的論述。他競選人民代表時的演講與1975年的文章和1976年的大字報相比，充實了很多內容，但是基本的命題一致。他說，思想自由的想法、「言者無罪」的命題不是憑空來的，不是他的發明，前人的、外國人的思想都是有影響的，但在1978年他到北京之前，得到的都是斷簡殘章，好像遠處傳來的音樂，若有若無。他做的事情是把片段的音節，連貫起來，根據自己的理解，填上空白之處。而且他最費心思的是找到合適的表述方式，努力做到無懈可擊。

胡平1975年的〈言者無罪〉提出了言論自由的主張，具有明白無誤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他不是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而是從片段的西方哲學思想資料中吸取營養。胡平回憶說，他也曾經有過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尋找思想武器的階段，但是很快就上溯到西方主流思想。他接觸西方自由主義傾向的思想資料不多，但感到發自內心的共鳴，為之傾倒，那種心靈感應是讀其他資料所沒有的。胡平關於言論自由的思想，受到片段的西方思想的影響，而不是直接來自西方自由主義大師的論著，可以說，他的思想更多來自思想專制主義下的思考，更多地來源於對壓迫的反抗。

在文革期間青年思潮中的類似思潮傾向可以追溯到1972年上海「不平」所寫的呼籲言論、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文章。他們都拒絕用階級鬥爭的分析框架，都提出了思想自由的命題。「不平」的論述還從馬克思的早期論述中吸取營養，胡平則從西方思想尋找資源。從「不平」的呼籲言論、思想和出版自由，到胡平的〈言者無罪〉，構成了一條時斷時續的自由主義思想鏈條。

2 陳子明的思想探索

1975年7月，北京化工學院學生陳子明因其通訊中的越軌言論，被公安部門羈押審查。1976年春被開除學籍，送農場監督勞動。4月5日，在離開學校和到農場報道之間的空當，他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是羣眾中帶頭的幾個「小平頭」之一。

陳子明與多數四五運動的青年活躍分子的差別是：他在黨內鬥爭的是非曲直之外，還有對民主的追求和對制度的批評性思考。他的思想經歷反映了那個時代青年思想者通常的道路，也有其個人特點。

文革開始的時候，陳子明十四歲，是北京八中初中一年級學生。他關注運動，曾經贊同遇羅克的觀點，參加造反派（四三派）的活動。1968年陳子明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額爾登高畢公社那仁寶力格大隊插隊。下鄉不久，他被調去參加所謂「挖肅」「內人黨」運動，但是很快發現這個運動慘無人道，於是與知青點的朋友們一道予以抵制，因而贏得了牧民的信任。「挖肅」運動被上級制止以後，陳子明被公社評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他所在的知青點被選為全盟知青先進小組。1970年，陳子明被牧民選任大隊「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副村長）。他按照自己的設想，苦幹蠻幹，決心「改造牧區、改造牧民」，作了一些好事，也作了一些牧民難以接受的傻事。[50]

陳子明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喜愛讀書思考。他不論是在學校還是到草原，都沒有放棄讀書學習。在學校期間，他就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感覺毛澤東在革命時期的思想比文革中的思想有道理。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號召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陳子明閱讀了中央推薦的六篇馬列主義著作，1972年之後，陳子明對馬列主義理論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學習和研究，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他的閱讀面相當廣泛，除了馬列主義著作，還設法尋找各種文革前「內部發行」的「灰皮書」、「黃皮書」以及其他新出版的內部讀物，例如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修正主義者」的理論著述、胡克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書[51]、基辛格寫的《選擇的必要》、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等。他還進一步將視野伸展到西方近代啟蒙主義作家乃至古代哲學家的著作，例如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聯邦黨人文集》、穆勒（密爾）的《論自由》和《代議制政府》、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陳子明在回憶中所開列的這個書單的時間跨度很可能從1968年到1976年，包括從草原插隊到回北京上學，甚至直到文革結束後的一段時期。但是從閱讀毛澤東、馬列原著、「修正主義」到西方自由主義的路徑是很清楚的。[52]

陳子明插隊的地方，也是一個青年思想村落。草原地廣人稀，天高皇帝遠，蒙族幹部言語不通，管不了知青的思想，於是這裏成了知青們思想自由馳騁的樂園。知青相聚，常常是無所不談，毫無禁忌，百家爭鳴，通宵達旦。他們不滿足於發牢騷，傳播「小道」消息，還找來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方面的書籍閱讀，討論理論問題，交流讀書心得。曾有知青心血來潮，建議將這種聚會命名為讀書會，或是什麼協會，陳子明堅決反對，力主保持鬆散聯繫，以交流為目的，不能有任何組織形式，以防範政治風險。

在朋友眼裏，陳子明是知青沙龍裏的活躍人物。他提出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門科學來學習研究，而不應當作宗教來崇拜，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人的解放的思想是很徹底的，其中不乏民主思想；列寧時期，也能夠在黨內容忍反對派存在，黨內不同意見的爭執，是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的。陳子明認為，轉折點在斯大林那裏，是斯大林使社會主義政治轉入歧途，向封建的深淵滑去。陳子明針對當時知青中存在的崇尚西方政治思想的狀況提出，資本主義是反封建的銳利武器，而且也在實踐中得到了證明，但在反封建的鬥爭中，不應簡單地拿起資本主義這一武器，更為犀利的武器，應在社會主義的武器庫中尋找，只有這種武器，在中國的反封建鬥爭中，才會更為適用。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陳子明對朋友們說：有兩種傾向使他擔心，一種是拉大旗作虎皮，借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外衣遮掩男盜女娼實質的傾向；另一種是輕信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曲解，把對社會現實的不滿遷怒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傾向。陳子明認為，這兩種傾向，必然導致矛盾的最終衝突，將為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爆炸性的惡果。

陳子明閱讀《列寧選集》，發現列寧論述過農民階級自私、保守與反動性，並且提到消滅封建制必須要改造農民，他把列寧的這些文章介紹給知青朋友們，大家感到強烈的新奇與驚訝，從此「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理論，在列寧的觀點面前黯然失色。知青在學習和討論中逐漸掙脫思想的枷鎖。

《列寧選集》

從以上徐雲的回憶看，在草原的陳子明雖然閱讀了一些西方政治思想的名著，但是他的批判性言論還沒有超出社會主義思想的基本框架。不過他的內心是否有其他的思想，目前還缺少資料，只有陳子明回憶說：他根據自己對農村現實生活中的觀察，感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不符合社會現實，實際上僅僅是一種維持統治和「促生產」的工具——通過鬥爭那些本無不軌的「階級敵人」使農民畏懼，以促進集體生產。進而他在思想上放棄了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地位。

1974年秋，陳子明被推薦到北京化工學院上學，成為「工農兵學員」。到北京以後，他繼續與插隊時的朋友通信，交流思想，談得比較深入的是曾經在同一個大隊插隊六年、已選被拔到錫林格勒師範學院讀書的徐雲。1975年初夏，陳子明接到徐雲的長信，信中試圖總結幾年來討論的問題，並使之系統化，對於敏感的政治話題也一如在草原時那樣，口無遮攔。陳子明看罷來信，隨手放在枕頭之下，回來再找，已不知去向。他連忙致函徐雲通報此事。十多天後，那封信失而復得，陳子明自認虛驚一場，繼續通信如初。豈不知那封信已被人注意，交到學校保衛部，公安部門疑為反革命活動，送回原信件，以圖放線釣魚。1975年，公安局認為已經收集到更多「罪證」，遂將陳子明和徐雲抓進監獄。

據徐雲和陳子明的回憶，在1974年秋季至1975年夏季的來往信件裏，陳子明談了這樣一些「反革命」觀點：

（一）在信件中，陳子明與徐雲討論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以對待一個普通人的態度，在信中對毛澤東進行了種種評議。他認為：毛澤東思想中，哲學部分與米丁、艾思奇一脈相承，從中看到明顯的蘇聯教科書痕跡。認為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一個接着一個，「不破不立，七鬥八鬥」是對矛盾鬥爭學說的膚淺演繹，為鬥爭而鬥爭，早該結束了。

陳子明認為，毛澤東思想中精闢的部分是黨建理論與軍事思想，這是從中國幾千年政治和軍事鬥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適合於中國國情，也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根本保障。但是陳子明認為，毛澤東的思想中，經濟學部分基本為零。在解放後的經濟建設中，毛澤東幾次搞政治運動，造成中國經濟的幾起幾落，延誤了寶貴的時間。他指出，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與日本不相上下，但自大躍進之後，就再也沒能恢復元氣。陳子明比喻道：解放後，中國巨人終於站了起來，但受到58年「大躍進」致命一擊後，又轟然倒下，再也沒法爬起來。

陳子明在信中寫道：選定接班人的作法，不過是氏族社會「禪讓」制度的延續，毫無進步意義可言。他嘲笑一邊大談黨內民主，一邊冊封接班人的矛盾作法，斷言「接班人」問題一定得不到解決，認為王洪文，也必然落得林彪同樣的下場。

1975年，陳子明閱讀了中蘇大論戰時期的文章後，在與徐雲討論時提出：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並不存在什麼根本性的矛盾，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積累的民族矛盾，才是第一位的，並進而提出，將來影響國際環境的，只能是民族間的矛盾衝突，而不會是意識形態的爭議。

（二）關於日益尖銳的黨內鬥爭，陳子明把黨內分為三派：左派是張春橋一幫，中派是周恩來，右派是鄧小平。他認為，當下應當批判左派，但是要意識到，對這三派當中的哪一派都不能，也不應該去指望；應當批判的是整個專制的體制，而不僅是某個人，也不應把希望完全寄託於任何個人，哪一派。他認為，中央整個領導班子代表着一種專制體制。陳子明回憶說，周恩來逝世時，他並沒有感到過天塌下來一樣的巨大悲痛和迷惘。

陳子明對當時開展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對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兩篇理論文章進行了批判。認為當時一再告誡警惕「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復辟」的論調，是政治上的謊言，按馬克思主義方法劃分的敵對階級並不存在，而無對象的專政，只能成為鎮壓人民，為所欲為的手段。

（三）1975年，陳子明在信中討論了民主與法制的關係。陳子明認為民主的程度，是區分全民所有制與國家所有制的重要標誌。在封建社會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孔夫子也曾倡導「天下大同」，這樣的制度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全民所有制。所謂的全民所有，必須有看得見、摸得着的民主程序予以保證。陳子明認為，那種將民主曲解為無政府主義的論調，是別有用心的，而法制的完善，才是民主的可靠保障。陳子明在通信中指出：實行民主政治，並不是讓人為所欲為，而是用以限制一些人的胡作非為；民主就是對隨意性的限制。

（四）陳子明連續幾封信談到入黨問題。徐雲感覺政治混亂，暫時不想考慮加入共產黨的問題。陳子明卻一再勸朋友入黨，並且說自己快要入黨了。

陳子明認為：在建國前的殘酷鬥爭中，共產黨多採用單線聯繫，下級對上級負責，嚴密的組織形式是必須的。共產黨執政之後，本應及時對建黨理論進行調整，增加開放程度以保障黨員質量。那種按個別領導意圖，專人培養，注重人身依附的組織方式，是培植個人勢力，是黨內派別對立、黨內鬥爭空前激烈、殘酷的溫床。他感慨黨內鬥爭內耗嚴重，其殘酷程度遠遠超過多黨制之下各政黨間的爭鬥，認為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便是黨內鬥爭的犧牲品。陳子明說：革命的政黨不應成為「黨同伐異」的黨、「結黨營私」的黨。

陳子明回憶，他在信中提出：先進的知識分子，應當主動爭取加入黨組織，以改變黨的組織成分，使之在執政後的建設中，更具有先進性。他引用了毛澤東講過的一個比喻說，要像鑽到鐵扇公主肚子裏的孫悟空，進去才能改變，在外頭是難於改變的。

（五）陳子明在來信中還興致勃勃地談到閱讀基辛格《選擇的必要》一書的體會，認為所謂「政治規律」不過是人們活動的結果，必然帶有人為的痕跡，並不是不可捉摸，玄而又玄的事情。在歷史發展的關節點上，正確的選擇相當必要，如果承認在人們活動之外，還存在着不可知曉的「規律」，則無異於承認冥冥之中有上天的意志在做安排。陳子明在信中說，當時一些領導人，自稱順應了某種規律，不過是封建制度下，「君權神授」論的翻版。

1975年7月，公安部門將陳子明和徐雲抓捕。審訊中，除了二人的信件外，沒有發現「小集團」活動。於是關押三個月後，將二人定為：反革命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徐雲在錫盟師範學院保留了學籍，以觀後效。陳子明先在北京化工學院監督勞動，1976年4月被開除學籍，送通縣永樂店農場監督勞動。

陳子明4月2日離開學校，6日到農場監督勞動。就在轉單位的三天裏，天安門廣場羣眾性抗議達到高潮。陳子明有案在身，本來只是去看看，不料羣眾的憤怒風暴磁石般強烈地吸引着熱血青年，他不由自主地卷了進去，並且捲進漩渦的中心——4月5日，他自告奮勇與另外三名青年一道擔當了與工人民兵指揮部談判的羣眾代表。[53]

接下來的事情更是令人稱奇。天安門事件的次日，4月6日，陳子明按規定去北京東郊通縣的永樂店農場報道。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帶頭「鬧事」的幾個「小平頭」相繼被捕，陳子明卻平靜地在農場幹活。公安部門顯然沒有能力拍下事件的主要場景；化工學院很放心——那個思想有問題的學生已經離校，不在本單位人員之列；農場也沒有追查事件之後來農場報道的這位陌生青年人有什麼可疑之處。更重要的是，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清查不得人心，羣眾憤憤不平，不予配合，很多基層領導也是敷衍了事。這樣，就讓陳子明躲過了一次牢獄之災。

粉碎四人幫之後，陳子明經過兩次復查，獲徹底平反。第一次平反，肯定他對四人幫的批判，但因他對毛澤東和黨內各派領導均有不敬之詞，且有混進黨內之類言論，平反留了尾巴。後來四五運動徹底平反，他的案子也就一風吹地徹底平反了。

陳子明觀點值得注意的獨特之處是：

他批判四人幫，批評毛澤東，但是沒有止步於此，他同時批判體制的專制，主張爭取民主與法制，這與眾多四五運動參與者把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作為中心目標不同，而與制度批判派觀點相似。事實的另一方面是，陳子明雖然積極投入了天安門的抗議活動，卻沒有以任何文字形式提出民主和法制的訴求，沒有能給運動添上民主的標誌。

他批判政治體制，但是自覺地拋棄了階級鬥爭的觀念，從反對專制的角度提出和認識問題，這與新階級等思想流派從反對特權出發，用階級鬥爭觀念批判現實制度不同。陳子明回憶說，他那時的民主和法制的觀念是不加定語的，就是說，他要爭取的是不加「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或者「人民」之類定語的、一般的民主和法制。他指出：他對毛澤東主要持批評態度，這與李一哲和制度批評派的態度不盡相同。

四五運動時期的自由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主義思想還處在萌芽狀態。胡平的言論自由觀點是經過周密思考的。壓迫和恐懼使他不能不說，又要爭取不被抓住把柄，因而他的文章是考慮再三的。陳子明回憶說，在四五運動時期，他已經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了，[54]但是從徐雲關於陳子明信件的回憶看，陳子明雖然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沒有專注於特權等社會問題，談論民主和法制時不再加「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之類限定詞，但是並沒有提出可以作為自由主義明確標誌的觀點。不知是不是徐雲的回憶遺漏或者迴避了陳子明自由主義思想，或者陳子明與徐雲的通信中沒有談到他已經產生的這方面的觀點。此外，除了通訊，陳子明似乎沒有形成其他文字論述。在新的資料發現之前，穩妥的結論似應是：陳子明在四五運動之前，開始有了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主義的思想，但是尚無文獻資料證明具有清晰的自由主義思想。

四五運動時群眾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

[1]〈四五運動日誌〉，作為附錄刊載於嚴家其、欒文華、劉長林、李惠國、高世瑜、楊柄編寫：《四五運動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156–173。〈四五運動日誌〉沒有提供資料來源或依據。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611–613。

[2]〈四五運動日誌〉，載《四五運動紀實》，頁156–173。

[3]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頁582–585。

[4]〈四五運動日誌〉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沒有特別指出批判四人幫的人的年齡，但是應當以青年為主。

[5]汪振華、張躍良：〈我以我血薦軒轅——青年工人莊辛辛與「四人幫」作鬥爭的事蹟〉，《人民日報》，1978年7月17日。打倒四人幫以後一年半，經過莊辛辛多次申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1978年4月16日宣佈：莊辛辛案屬錯判，應予平反，恢復名譽，補發工資。同年秋，莊辛辛進入中山大學數力系自動控制專業學習，後到美國留學，現居美國。據〈莊辛辛：從反革命分子到四五英雄〉，網絡文章（http://gz.oeeee.com/geo/t20061226_559249_2.html）。

[6]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頁347。

[7]《天安門詩抄》，頁342–343。

[8]此處文本據七機部五○二所、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革命詩抄》編輯組編：《革命詩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頁314，書中使用的標題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另外，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以〈大事記〉為標題，收錄了此文的節錄文本，見該書頁363–364。

[9]〈我們分得清〉（標題目似編者所加），載《天安門詩抄》，頁335。

[10]〈行動吧，革命的人民〉（標題似編者所加），載《天安門詩抄》，頁335。

[11]〈要和不要〉（標題似編者所加），載《天安門詩抄》，頁339。

[12]《天安門詩抄》，頁340–341。

[13]「三項指示」指毛澤東在1975年提出的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14]〈傳單〉，載《天安門詩抄》，頁319

[15]這自由體詩大概原來沒有標題，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一書發表該詩全文時加標題〈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見該書頁281–282。此外，童懷周：《偉大的四五運動》（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一書講到這首詩時稱其為〈清明悼周恩來總理〉（頁116–117）。1976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本報工農兵通訊員、本報記者」文章：〈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中，引述了這首詩的部分詩句，作為「含沙射影地、惡毒地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同志」的證據，由此廣為人知。該文引用時，做了剪裁，將這首詩的部分內容與另外一首詩的內容拼合，「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一句多一字，為「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本書據《天安門詩抄》版本。

[16]〈人民的歌〉，載《天安門詩抄》，頁317。

[17]〈向總理宣誓〉（標題似編者所擬），載《天安門詩抄》，頁327。

[18]〈起來，打倒野心家〉（標題似編者所擬），載《天安門詩抄》，頁332。

[19]〈誓死捍衛您〉（標題似編者所擬），載《天安門詩抄》，頁329。

[20]〈要和不要〉（標題似編者所加），載《天安門詩抄》，頁339。

[21]（1）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2）七機部五○二所、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革命詩抄》編輯組編：《革命詩抄》。

[22]本節關於王申酉的情況，依據王申酉著，金鳳、丁東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施平：《六十春秋風和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施平在1980年任華東師範大學（當時校名為「上海師範大學）黨委第一書記，他在這本書中回憶了為王申酉平反時了解到的王申酉的情況。

[23]王申酉日記參見《王申酉文集》，頁131–170。

[24]王申酉在文革前和文革初的思想和境遇，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3「中華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

[25]王申酉：〈親筆供詞〉（1976年11月24日），載《王申酉文集》，頁118。

[26]據筆者2001年對王申酉的朋友傅申奇先生的訪問。另據與王申酉相識的胡安寧回憶說，王申酉曾幾次向他提議建立「研究小組」，參見胡安寧：〈王申酉和我〉，《中國之春》（美國），2000年6月號。

[27]上海《解放日報》，1981年4月4日。

[28]王申酉：〈供詞〉，參見《王申酉文集》，頁30–105。此處的標題「供詞」是審判人員所加。另外，還有在關押時寫的幾篇補充說明，其中〈親筆供詞〉（標題是審判人員所加），參見《王申酉文集》，頁110–119。

[29]在胡安寧印象中，王申酉當時的思想體系屬於前期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是列寧主義和後期馬克思主義的專政學說，所傾心的是北歐社會民主主義。不過，王申酉當時已經對台灣的發展給予了相當的關，認為出路在於尋求植根於現代科學的嶄新哲學體系。參見胡安寧：〈王申酉和我〉，《中國之春》（美國），2000年6月號。

[30]陳爾晉的經歷據他本人提供的自傳〈陳泱潮事略〉（電子版）。2002年，陳爾晉用電子郵件回答了筆者提出的問題。

[31]2000年，陳爾晉移居東南亞以後，在網上發表了1979年被刪節的部分，〈特權論〉至此全文發表。本文依據1979年6月《四五論壇》發表的版本及2000年的補充部分。據陳爾晉的說明，1979年的版本是按照他1976年的一個油印本排印的。英文譯本：Chen Erjin,China:Crossroads Socialism,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Democracy,trans.and introduction.Robin Munro (London:Verso,1984).

[32]1979年起，陳爾晉參加民辦刊物的編輯出版活動。1981年4月，陳爾晉再度被捕，1982年昆明市法院認定陳爾晉犯有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煽動罪，判處十年徒刑。1991年4月刑滿出獄。2000年流亡東南亞、繼而到丹麥。

[33]陳爾晉的文章中，「岔路口」寫為「叉路口」。本書一律改為「岔路口」。

[34]1974年冬，陳爾晉給毛澤東的信，據網絡文章：〈陳泱潮事略〉（陳爾晉自傳），第十節（http://www.jiaoyou8.com/friends_diary/%B3%C2%E3%F3%B3%B1/0_0_0/view_01460449_yes_0_0.html）。

[35]據2000年B的回憶。

[36]中國共產黨在1922年確定了革命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由於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低，資本主義不發展，中國的革命要分兩步走：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然後再進一步創造條件，以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社會。

[37]B：1972年9月8日給Y的信。

[38]依據籃子：〈山崖上的守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該書頁113–134，附錄了1974–1978年貴州安順青年關於理論學習的幾篇通訊、提綱和文章（原文）。又據1998年宋永毅、唐少傑與筆者一道對錢理羣的訪問。

[39]見本書第四章，第三節，6「貴州小城的思想村落」。

[40]錢理羣：〈序〉，載籃子：《山崖上的守望》，頁6。

[41]籃子：《山崖上的守望》，頁103–104。

[42]駐馬店的青年朋友即以陳一諮為中心的青年。

[43]籃子：《山崖上的守望》，頁104–105。

[44]籃子：《山崖上的守望》，頁99。「錢師」指錢理羣。

[45]錢理羣回憶說：他在1978到北京以後開始了認真而痛苦的反思，直到1985年才完成了思想的清理和調整，站在一個新的基點。

[46]文革結束以後，這些青年的人生道路各有千秋。1978年錢理羣考取北京大學研究生，後在北京大學任教。該思想村落的成員，凡參加1978年高考的，全部被錄取。以後，一人到北京參加農村發展研究組，參與了中央關於農村改革開放的具體決策；一人曾參與編輯民辦刊物；有人參加了貴州大專院校的基層人民代表競選；一人進入仕途，官至省級；多數人做教師等文化教育工作至今。

[47]胡平的情況據筆者2001年對胡平的訪問。胡平現在旅居美國。

[48]文革前，對於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給予不同待遇。「殺、關、管」（被處決、在押、管制）人員的子女所受限制最多，比一般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子女的待遇還要差，是最受壓制的。

[49]徐友漁回憶說，1968年他在成都看到胡平關於言論自由問題的大字報。但是，胡平說不大可能是1968年，而應當是1976年。徐友漁後來表示，胡平的回憶應當更準確。徐友漁向筆者提到過他記憶中這件事，還寫在他的書中，參見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254。

[50]關於陳子明的經歷，據筆者2004年對陳子明的訪問，以及徐雲：〈我的朋友陳子明〉（未刊文稿）、揚子：〈我的「插友」陳子明〉（《中國之春》，1991年4月號）、〈馬宏回憶陳子明〉。

[51]此書應當是悉尼・胡克（Sidney Hook）：《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含糊的歷史遺產》，中文譯本標題為《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作為內部讀物出版。

[52]陳子明：〈憲政民主——一個「四五人」的心路歷程〉，載陳子華等著：《浴火重生》（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頁61–64。

[53]四位代表是陳子明、侯玉良、趙世堅和孫慶祝。據孫慶祝：〈歷史的轉折——紀念「四五」運動三十周年〉，載陳子明等：《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三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54]陳子明：〈憲政民主——一個「四五人」的心路歷程〉，載陳子華等著：《浴火重生》，頁61–64。

第八章

青年思潮的主要流派

從上山下鄉到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想探索，以一個個「思想村落」的形式分散進行，不再具有紅衛兵運動時期眾多青年參加的派別組織形式，但是這些常常是互不相識的思想探索者的觀點，仍然顯示出思想傾向的差異，其中兩個主要思想流派引人注目：一個是時政和政策批判派，另一個是社會和制度批判派。此外，還有尚屬弱小的自由主義流派，以及日漸衰落的追隨官方意識形態的正統派。以下主要考察和分析兩個主要的思想流派，旁及其他思潮。

一 主要思想流派及其要點

1 兩條主要思想脈絡

關於時政和政策問題的批判性思考，主要針對黨內鬥爭的是非曲直、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此前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政策，其中一些青年的思考，涉及對經濟體制的反思。這個思想流派從湖南農村青年蕭瑞怡關於土地制度、階級鬥爭和個人崇拜的思考、北京知識青年張木生關於農村政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反思、江西女青年李九蓮質疑林彪、北京青年教師李春光對文藝政策的抨擊、吉林青年工人史雲峰為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鳴不平，到上海青年王申酉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路線的批判，構成了一條清晰的思想線索。

在另一方面，由內蒙知青理論通訊中「幹部階級」的觀點、南京青年徐水良從制度角度對「特權」的分析，到雲南青年陳爾晉關於「岔路口社會主義」的理論性論述，連接成了另一條思想脈絡——社會和制度批判的發展軌跡。

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則交織着政策批判與社會批判兩條思路。李一哲稱林彪集團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帶有社會批判派的特徵，另一方面，大字報又對相當廣泛的政策弊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包括要求落實解放老幹部的政策），顯示了政策批判派的特點。此外，四川萬縣馬列主義研究會青年的觀點，以政策批判為主，同時也有社會批判派中常見的、對巴黎公社式民主的嚮往。

這樣的兩條線索，在上山下鄉運動知識青年的思想活動中形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時，各自出現了系統化、理論化的論述：在政策批判派是王申酉的六萬字「供詞」，在社會和制度批判派則是陳爾晉十二萬字的〈特權論〉。

除此之外，還有關於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思考，可以說是自由主義思潮的再萌發。這個思想流派的觀點接近制度批判派的民主主義要求。

2 主要思想流派的要點

（1）批判個人崇拜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任何獨立的思考，首先要突破對毛澤東個人及其理論的崇拜，這通常是掙脫思想枷鎖的第一步，不論是政策批判，還是制度批判都是如此。批判個人崇拜是青年思想者中不斷出現的話題。批判「唯階級觀點」的陝西青年農民權佳果指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到了前無古人的、曠古未有的、史無前例的空前地步」，「這種個人崇拜最嚴重地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最嚴重地損害了我們的革命事業。」[1]貼大字報批判林彪的陝西大學生姜明亮抨擊道：「現在到處出現的三忠於、四無限活動，忠字舞，大像章，都是從部隊開始，傳遍全國。連封建王朝都不曾有過的事竟然發生了」。[2]提出「幹部階級」假說的內蒙古知青S寫道：領袖「不是神仙，從來也不是一貫正確的」，「人們要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了。」[3]呼籲「民主與法制」的廣州李一哲大字報把「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當作一個主要批判目標，稱之為林彪體系封建性的「新的禮教原則」。[4]四五運動中天安門廣場上的一行詩句震撼了全國：「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5]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政治權威是不容許質疑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早已出現，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已充斥社會，文化大革命更是做得登峰造極。文革之前，對黨的崇拜，包括黨的決策、組織和領導人的崇拜也在發展，鼓勵做「黨的馴服工具」，要求「黨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文化大革命鼓勵羣眾懷疑黨內當權派，破壞了黨的組織和領導人的權威和對黨的崇拜，卻着力營造毛澤東個人的絕對權威、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無限崇拜。然而，懷疑精神的閘門一旦開啟，就不是最高領袖能夠輕易關閉的。思想的勇敢者不可避免地將懷疑的觸角延伸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成員林彪、江青等人，乃至毛澤東本人。

（2）時政和政策批判派思想要點

青年思潮中的時政和政策批判派，有兩個相互聯繫的思想內容：一個是時政批判，一個是政策批判。時政批判主要集中於政治層面：黨內鬥爭的是非、領導人的評價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功過等問題。在黨內鬥爭方面，這一派的觀點包括：懷疑或者反對文化大革命確立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抨擊以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認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領導人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打倒大批老幹部是完全錯誤的等。具體案例有：李九蓮懷疑林彪的政治動機和中共中央對劉少奇所作的政治結論、史雲峰散發傳單為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遭受迫害鳴不平、河北青年工人張坤豪質疑打倒劉少奇和大批老幹部、上海青年朱錦多上書毛澤東和中央提請警惕張春橋等人的作為等等。四五運動時期懷念周恩來、批判四人幫的很多言論，也重在黨內鬥爭，不贊同文化大革命的黨內鬥爭是非觀。這些批評常常涉及政策的得失利弊，但是重點在於對黨內鬥爭和領導人的評價，反對「走資派」等指控。

在質疑林彪的人當中，有的人是出於對毛澤東的忠誠，相信毛澤東的正確性而懷疑林彪是口是心非、反對毛澤東的政治野心家，例如因為致函中央譴責林彪而遭殺害的安徽復員軍人石仁祥。也有不少青年對黨內鬥爭有獨立於當時中央的政治見解，不僅質疑林彪，並且批評個人崇拜、文化大革命、打倒大批老幹部等問題，例如姜明亮、李九蓮和湖南女知青丁祖曉。

湖南女知青丁祖曉

時政批判的思想有的直接來源於文革之前政治教育所樹立的是非觀念，有的則進一步反思「左」的錯誤政策，乃至質疑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觀點。對江青等黨內文革派的譴責，一般都涉及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和政策得失，對毛澤東及其決策或多或少懷有不滿或者批評。例如重慶青年技術員白智清以及四五運動期間全國各地批判四人幫的言論。

政策批判與時政批判緊密聯繫又側重不同。時政批判多關注領導人的評價問題，比較直觀、質樸，而政策批判則具有較強的思想深度、理論水平和比較開闊的國際視野。政策批判的焦點集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各項政策，一些人的批評還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和體制，例如在內蒙插隊的知識青年張木生和上海的王申酉等人的論說。這些青年認為：在經濟建設方面，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的一些講話為代表的政策主張，有利經濟發展，能給人民生活帶來實惠，是正確的，是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而文革中被稱作「革命路線」的方針政策及農村體制，造成糧食產量低、農民收入低[6]和經濟破壞，是「空想的社會主義」[7]。有些青年的批判上溯到1958年的大躍進及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甚至聯繫蘇聯斯大林時代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弊病，顛覆了文化大革命所構建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是非觀，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政策批判派的基本出發點是經濟的效益和發展、生產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文化藝術的發展。蕭瑞怡提出：「土地，乃國民衣食所依。什麼樣的土地制度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達到多產糧食的目的，是值得我們研究的。」[8]張木生表示：他的種種想法「無非是要把事情弄好一些，讓老百姓過好日子」。[9]基於此，一些青年根據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和教訓，提出了體制改革的意見。例如蕭瑞怡提議建立以「包產到戶」為藍本的「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張木生反思人民公社的體制，實際上肯定了「包產到戶」政策的實效。

政策批判派主張以建設事業的發展，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反對政治、社會、文化政策方面的左傾錯誤政策。從總的傾向來看，政策批判派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基本主張是回到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線，特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他們的批判以堅持基本社會制度為前提，在經濟體制方面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預設前提，通常不觸及政治和社會基本制度的變革。

（3）社會和制度批判派思想要點

與政策批判派相對應的是社會和制度批判派，其批判的重點是社會關係的不平等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制度。這一派的出發點是社會的平等、公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等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並以此為目標提出對現實社會制度的批判和變革要求。「新階級」派、南京的徐水良和雲南的陳爾晉抨擊社會公僕向社會主宰的蛻變、反對官員享有特權、探究特權產生的制度原因，以及要求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等，都是循着這樣的思想邏輯。

社會批判派始終如一地反對特權。在他們看來，如果這個社會存在少數人的特權，就不是理想的社會，就不是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主義社會。社會批判派的特點不在於一般地反對特權現象、特權作風，而在於將特權視為社會分層的一個基本特徵，並進而分析特權產生的制度原因，認為這個「幹部階級」或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產生的根源是現行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新階級」派提出：蘇聯和中國的社會，是一個「新的階級社會」[10]。徐水良斷言：特權不僅是表面上的特殊化、官僚主義等現象，更根本的是它具有「合法」的制度形式；特權現象，來源於特權制，而不是相反。[11]陳爾晉認為：蘇聯的社會制度是一種新型的罪惡的社會制度——「修正主義制度」；中國是處於「岔路口的社會主義」，既可能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又可能向修正主義方向發展。他們都是從基本制度，而不是從政策的角度提出和思考問題，從社會不平等引申到對現行制度的批判性論述。

在社會批判派的言論中，「特權階層」、「幹部階級」或者「官僚特權階級」是常見的關鍵詞。在這裏，使用「階層」還是「階級」的概念是有差別的，反映了對社會的不同判斷。使用特權階層概念的人，往往認為這一現象是社會制度不完善的產物，可以通過反對特權、實行民主等方式予以限制直至消滅，而並非制度的不可克服的本質屬性，例如李一哲大字報所持的立場。使用幹部階級、官僚特權階級概念的人，則認為這個階級的存在，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或者「修正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與這個階級相聯繫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國家所有制，是一個新型的階級剝削和壓迫的社會形態。參與「幹部階級」理論通訊的青年和批判「官僚特權階級」的陳爾晉都持這樣的立場，不同之處是：「幹部階級」論者不認為這一制度還會有其他的發展前景；而陳爾晉則認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有一個「岔路口社會主義」階段，在此階段存在兩種可能性，或者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或者向修正主義制度淪落。

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旗幟，一個是「反對特權」，另一個是「民主」，並把民主視為反對官僚特權的利器。他們在政治方面的要求是「民主」，這就涉及政治制度的變革，變革的方向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退一步說，即使現行制度還具有暫時的合理性，不能馬上消滅，也要盡可能保障人民對領導人的監督權利。在他們熟悉的思想資源當中，馬克思所讚揚的巴黎公社民主制度最具吸引力。徐水良將「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民主制」作為制度變革的方向，並拒絕西方的民主制度。[12]陳爾晉則超越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模式，提出借鑒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西方政治體制，以保障無產階級的民主和人權。即使是比較極端的、不相信民主可以根本改變幹部階級統治地位的「新階級」派，也承認民主的現實積極意義，將民主和法制的訴求看作是現實的「最低綱領」。

社會批判派的民主要求，主要指人民監督政府和領導人的權利，即黨外民主，而不是黨內民主集中制或者領導層內部個人專權還是集體領導的問題。此外，這個民主概念很寬泛，不僅包括政治選舉權利，也包括言論的權利，即保障人民發表批評意見或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甚至主要是言論的權利。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民主」的概念更多地與言論權利相聯繫，而不僅僅指選舉。例如「大民主」所講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均屬言論權利。在西方政治理論中，民主的核心問題是政治選舉，而保障言論權利，屬於自由權利的範圍。而在中國的語境中，不同政治意見的表達權利則常常被歸於民主權利。中國從五十年代起就有人民代表的選舉，但是形同虛設，不被重視，因為在輿論一律的條件下由執政黨直接領導的選舉，常常流於形式。真正對社會產生強烈衝擊的常常不是選舉，而是1957年的「鳴放」和1966年的大字報、大辯論等哪怕是有限的、短暫的言論開放。經驗使人們將言論的權利（主要是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視為實現民主的第一步和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革後續階段，盧叔寧在他的日記裏提到普選，並認為應當防止將普選變為一種表面的形式。[13]四川馬列主義研究會的青年以巴黎公社為參照，期望以人民的全面選舉代替國家幹部的終身委任。陳爾晉則明確地將政治選舉制與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相聯繫，認為政府的權力基礎是人民，而實現的方式是普選。

與選舉相比較，言論自由權利受到更多的關注。李一哲大字報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包括張貼大字報的權利）是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基本思想傾向，其邏輯是：人民羣眾只有依靠民主才能監督領導者、遏制當權者的特權，保證社會主義的本質。李一哲的民主和法制的主張在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青年中產生強烈的共鳴，自由主義派更是將言論自由權利視為核心問題。與此相比較，政策批判派對於民主卻沒有這樣的熱心，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生產力的發展，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通常不包括政治的民主化。

這一時期，中國青年對民主的理解還很籠統，對於民主的內涵缺乏深入的認知、對民主制度可能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很少涉及，他們所以嚮往民主，主要來自對專制壓迫的切膚之痛。民主是他們擺脫現實的專制壓迫的美好寄託。對於中國人來說，民主畢竟是舶來品，爭取民主需要一個漫長的歷程，文革青年思潮中的這種情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時期青年思潮中「法制」概念的內涵，概括地說：一是保障民主，二是制約政府和當政者。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們所探討的法制的觀念與民主概念緊密聯繫，要求通過法制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法制的觀念還針對着文革「新貴」無視法紀、迫害異己、鎮壓羣眾的現象，要求以法制限制當權者濫用權力。法制在邏輯上應當同時意味着對民主的規範，糾正「大民主」的弊病。首先提出「法制」訴求的廣州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李正天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14]但是，當時青年們更強調的是法制對保障民主和制約當權者的意義，而對其規範民主的作用未見作出正面論述。

與民主的觀念不同，法制的概念不是對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理念的揚棄，不是引申毛澤東的理論，而是在反思過程中回歸1957年以前政治改革者的理念。1956年中共八大前後，在蘇聯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影響下，中共黨內外出現健全法制的呼聲。在1957年「鳴放」期間，健全法制是一項重要的訴求。但是毛澤東不欣賞法制，他看重黨的直接領導和羣眾運動。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人們重提法制。就目前資料來看，青年中法制的訴求首先由廣州李一哲大字報提出，並且很快得到民間的強烈響應，四川馬列主義研究會、雲南陳爾晉的〈特權論〉、北京陳子明的通訊都以贊同的態度討論法制。自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大字報開始，法制與民主的結盟就成為強勁的思想潮流。在制度批判派和政策批判派之間，法制更多地與制度批判的民主要求相聯繫，就目前的資料看，政策批判派對法制訴求的響應並不很積極。

社會和制度批判派重在對社會和制度的分析性思考，指出社會不平等和官員特權現象的客觀存在並追究其制度原因，揭示了現實社會的深層矛盾以及與馬克思學說所描述的社會主義的根本性差別，具有深刻的認知和分析價值。但是，他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問題：中國是不是具有消滅官僚特權或者幹部階級的物質和精神基礎？如果不存在這個條件，那麼只能退而求其次。他們在現實政策問題上，從認同文化大革命的左傾政策，到贊成黨內務實的右傾政策，表現出各不相同的傾向。

較早接受吉拉斯觀點的魏光奇，在政策問題上傾向毛澤東晚年思想和黨內極左派的主張，贊同依靠強有力的革命專政，以限制社會差別的肆意發展，限制掌握權力的人把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同時限制羣眾中的自發傾向、無政府主義。他的邏輯是：既然暫時不能消滅官僚特權，就要限制特權。徐水良雖然在理論上挑戰張春橋、姚文元關於法權的觀點，但在政策問題上表現了民間左派的態度：否定物質刺激、拒絕資產階級民主。他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中國的「大民主」，同時理解「修正主義特權階層」壓迫下的蘇聯和東歐人民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嚮往，認為資產階級民主相對於蘇聯的法西斯具有進步性。[15]

姚文元在法庭上

探討「幹部階級」問題的幾位青年在現實問題上立場偏右：不滿文革的某些左傾政策，有條件地贊同李一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主張和批判左的政策，視其為最低綱領，有保留地同情1976年天安門廣場運動譴責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政治傾向。結合了社會批判和政策批判思想的李一哲小組和四川馬列主義小組則是旗幟鮮明地反對黨內以極左面目出現的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批判左傾政策，同時主張以民主和法制反對特權。陳爾晉原則上主張借鑒西方政治制度，可以算作右傾，而在現實政治問題上則是搖擺於黨內左右派之間。他先是讚賞毛澤東晚年所講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等觀點，認為粉碎四人幫是違背民意的宮廷政變，後是幻想通過拐彎抹角的家族關係，博得鄧小平的青睞。

應當說，中國在很長的時間內不具備實現馬克思學說所預言的社會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條件，因而，以馬克思學說為出發點的社會和制度批判派在中國的現實面前表現出困惑、矛盾和選擇的多樣性就不足為怪了。

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批判對象不同於時政和政策批判派。時政批判的對象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邏輯目標基本是「撥亂反正」回到文革前；政策批判在要求結束文革的同時，對文革前左的政策（例如人民公社體制和農村政策等）也有批判性的分析，大致是上溯到肯定1956年中共八大的路線。與此相對，社會和制度批判派抨擊的對象是1949年特別是1956年後，以蘇聯為樣板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因此並沒有對返回文革前的社會寄予希望，反是懷着憂慮。在他們看來，文革固然是陰雲密佈，但是文革前也不是豔陽高照。文化大革命正是暴露了長期積蓄的社會矛盾，人民對當權派的衝擊表現了社會矛盾的激化，而不僅僅是思想上受欺騙、被蒙蔽。他們對文革的不滿，是因為文革沒有實現社會平等，繼續違背社會主義的原則，其深層次原因是沒有改變基本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文革以來的事實說明新貴與老幹部同屬一個階級或者階層，在社會地位上沒有本質的差別，這些當權者與人民的關係可能有緩和、有緊張，但是從來就不是平等的。

時政和政策批判派一般強調批判封建主義，認為文革的浩劫說明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陰魂不散，文革是秦始皇封建專制的再現、現代版。這個思路不出多年來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也暗合揭露暴君奸臣的傳統文化，在黨內外引起廣泛的共鳴，其影響延續到文革結束以後。制度批判派則並不特別強調反對傳統封建主義的遺患，而是強調從蘇聯學來的制度的弊病。他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也不在於以封建主義為特徵的舊制度的殘餘，而在於現行基本制度。他們或者視這個制度是資本主義在落後國家的發展方式，即資本主義的變種，現代化過程的落後國家版；或者稱它是一個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均有本質區別的「第四個階級社會」、「修正主義制度」或者「岔路口社會主義」。他們強調這個制度的「政治經濟高度一體化」等特點，與西方政治學界所提出的蘇聯式全能主義（或極權主義）的概念比較接近。他們的思路雖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批判的武器，但是偏離新中國主流意識形態，難以獲得中國執政黨內外人士的廣泛認可。就目前資料來看，其影響基本限於青年一代。

綜上所述，社會和制度批判派激烈抨擊特權和社會不平等、要求變革特權賴以生存的現行制度、要求民主的社會主義，或者民主和法制的社會主義。他們的基本訴求可以概括為政治上的民主（及法制）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中國青年所追求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不同於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政治運動，但是有一些明顯的共同點。同時，由於堅決地反對領導者的特權，不僅要求民主和法治保障民眾監督領導人的權利，還要求保障不同政治思想和派別公開存在的權利，也與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相區別、甚至相衝突。

（4）自由主義的思想要點

自由主義的思潮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都相當弱小。就筆者所見的文本和回憶，上海青年「不平」七十年代初關於言論自由的思考和成都青年胡平1975年的文章〈言者無罪〉，是目前所知僅有的具有明確自由主義傾向的兩個文獻，並且未見後者的文本，僅限於回憶。「不平」和胡平的文章都強調自由特別是言論和出版自由，針對着文化大革命期間普遍存在的因言致罪的現象。這兩篇文章強調的是言論和出版的自由，而不是社會批評派所關注的社會平等、反對特權等問題，這兩篇文章還明確或者實際上否定階級鬥爭，不同於社會批判派在剖析特權問題時，不同程度表現出的社會分層或階級分析的思維邏輯。「不平」論述自由觀念援引馬克思青年時代對普魯士專制制度的批判，胡平則已經直接受到西方自由主義經典論著的影響，儘管尚不系統。毛澤東本人有不少關於民主的論述，但是對自由主義一般地說是排斥的，因而青年中自由主義思想只能獨立於毛澤東的思想，直接或者隱晦地挑戰毛澤東的觀點。他們只可能從憲法中尋找合法性，而憲法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更多地限於象徵意義。就目前公佈的資料而言，文化大革命時期青年自由主義的論述沒有涉及財產私有權的問題。由於毛澤東對自由主義的排斥，青年主要在民主的訴求中表達言論和思想自由的願望。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自由主義思想與民主主義思想十分接近，都涉及制度變革，可以歸類於制度批判思潮。自由主義是與社會批判派存在差別，又相互交織的另一個制度批判流派，由於文化大革命中自由主義思潮的微弱，本文僅在考察社會和制度批判時，兼顧自由主義。

此外，這一時期追隨官方意識形態主流的青年思想，雖然一直居於正統地位，具有普遍的影響，但是總的說來，一是缺少獨立性格和人格魅力；二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逐漸呈現頹勢，感召力每況愈下，真誠的信奉者日見流失。到了1975至1976年，官方宣傳愈來愈顯得色厲內荏、虛張聲勢，連不少官辦寫作組、黨員幹部、學校教師都不相信兩報一刊的文章。堅持文化大革命理念的青年，哪怕只是部分堅持，例如堅持紮根農村幹革命、歌頌新生事物等，都在黨內外人心所向的大潮面前感到無力和無奈，真正成了「反潮流」的可悲角色。相反，政策批判思想和制度批判思想依託日益高漲的黨內外不滿情緒逐漸發展，成為在青年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思潮。

二 思想源流

1 時政和政策批判思想源於黨內務實主張

就思想來源而言，時政批判的觀點基本是以文化大革命之前共產黨內的主流是非觀念去批判文化大革命關於黨內鬥爭的解說，要把被文革顛倒的觀念顛倒過來，其主要思想方向是回到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和思想主流，反對四人幫、林彪等人推進文化大革命的言論，實際上是批評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到1976年，愈來愈多的人不僅反對四人幫，而且對毛澤東本人也感到失望和不滿。這一思想流派的依歸，基本是中共八大的政治和思想路線，其未來趨向大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政策批判派的思想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為依據，肯定黨內務實的方針政策，他們的很多觀點受到文革中被批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的務實主張的啟發，例如對農村「包產到戶」政策的重新認識和肯定。他們也贊同毛澤東曾經提出的一些符合實際的觀點，例如毛澤東曾經贊同過、但後來不再重提的重視價值規律的觀點。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也是他們的一個依據。從張木生對蘇聯斯大林農業政策和蘇聯歷史的分析看，他對赫魯曉夫的改革嘗試，或多或少是肯定的。思想深刻的政策批判派實際上否定毛澤東晚年思想中「左」的錯誤，不僅否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政策，而且批評文革前「左」的政策。例如王申酉認為毛澤東的主張是「空想的社會主義」。

時政和政策批判派繼承了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中保守派和老紅衛兵的一些觀點，例如維護共產黨的領導秩序、反對打擊老幹部、反對江青等黨內極左派等。關於時政的批判尤其與保守派的觀點相近，1968年江西青年吳曉飛的言論，反映了從保守派思想到時政批判的過渡。

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批判林彪吹捧毛澤東個人的青年和為維護林彪集團政治地位而仇視毛澤東的林立果，構成了相互對立的時政批判。前者批判林彪呈現給社會的一面，後者反映了林彪集團詭秘的另一面——對毛澤東權謀和政策的攻訐。二者都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弊端的一個側面。這種互相矛盾的現象源於林彪在政治上明暗兩面截然不同的態度，也反映出毛澤東個人專斷地位在黨內所造成的惡劣後果。林立果的批判在一些方面繼承了紅衛兵運動時期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老紅衛兵及聯動的觀點。

政策批判的思想，在思想上深化了保守派和老紅衛兵的觀點。保守派和老紅衛兵的觀點往往局限於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和黨內鬥爭的權力層面，而政策批判延伸到文化大革命及文革之前十年期間共產黨執政的政策得失，對於蘇聯的政策和經濟體制也有反思。他們的批判更具有系統性和理論性。同時，一些曾經有造反派經歷的青年也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酷現實面前進行反思，對文化大革命的政策進行了批判，例如廣州李一哲、四川馬列主義研究會的青年。

時政和政策批判的思想不僅存在於青年之中，而且存在於很多黨內外的幹部和羣眾之中。張聞天[16]的肇慶文稿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遭受迫害的領導人的思考，張志新、屠德雍等人的批判則是黨員羣眾反思的典型。

1971至1975年身處逆境的中共領導人、理論家張聞天在廣東肇慶期間，不顧個人安危，寫了〈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四篇文稿，共八萬多字，針對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闡述了對一系列大政方針的看法，被稱為「肇慶文稿」[17]。張聞天在肇慶文稿中指出：社會主義改造私有制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力；為了發展生產力，生產單位必須有利潤；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因而爭取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經濟的、物質的利益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而不是修正主義；當前需要的是黨的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專斷；黨內矛盾不僅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且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同志之間的矛盾，只能採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把黨內犯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說成是「黨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是不對的等等。

遼寧省委黨員幹部張志新在1968至1969年期間，不僅質疑林彪、江青本人，而且無畏地指出：毛澤東從1958年以後，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問題上有錯誤，反映在三年經濟困難問題上；林彪是促進毛澤東「左」傾路線的主要人物，是糾正「左」傾的主要阻力；文化大革命的路線鬥爭是建國後，尤其是1958年以來黨內「左」傾路線錯誤的繼續和發展，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惡果。[18]

1975年慘遭“四人幫”殺害的張志新

1973年，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黨員教師屠德雍撰寫並投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等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我黨歷史上最大一次『左』傾路線的產物，給全黨和全國人民造成無窮無盡的災難痛苦。」文章歷數文革「十大罪狀」：一、使90%以上的幹部、60%以上的羣眾受到打擊、迫害；二、使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一小撮陰謀家、野心家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三、使工農業生產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人民生活下降；四、使科學、文化、教育、藝術遭到空前的災難；五、使黨和國家一度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六、使社會道德出現解放以來空前的墮落；七、人為地造成人民羣眾之間的分裂和冤仇，甚至互相殺戮；八、使黨的威信一落千丈，民主集中制遭到徹底破壞；九、使軍隊內部分裂，優良傳統大半喪失；十、使無產階級專政遭到嚴重破壞，階級陣線混亂。[19]

此外，在文革的不同時期提出政治批評的普通羣眾和基層幹部還有很多，例如劉振武[20]、陸蘭秀[21]、陸錦碧[22]、李天德[23]、武文俊[24]等。1967年2月的一份匿名傳單——〈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也是一份珍貴的思想史文獻。[25]

在文化大革命初，張志新、屠德雍等人的年齡屬於中年，年長於文革初期學生身份的一代人，且經歷有明顯差別，本書沒有將他們的觀點列入青年思潮考察的範圍，但是他們對時政和政策的批判與青年人的批判是相通的。

文革期間，時政和政策批判性思考的案例呈逐漸上升的趨勢，到了1975至1976年，在毛澤東年邁病重、黨內鬥爭白熱化的背景下，時政和政策批判思想得到迅速的發展，浮出水面，成為羣眾中最有影響的思潮。它與黨內反對四人幫的領導人相互呼應，上演了四五運動轟轟烈烈的一幕。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看，政策批判派的觀點，與斯大林時代蘇共黨內外對政策的批評和改革要求，以及赫魯曉夫的改革實踐是一脈相承的。據現有資料，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出現了批評斯大林政策和體制，要求改革的思潮，表現為民間的「新十二月黨人」、「火線軍人」（二戰後退伍並感到失落的軍人）、具有政治批評傾向的大中學生社團的活動，以及領導幹部的政策反思。大量的羣眾、黨員和幹部給蘇共中央的信件，也反映了這樣的要求。批評和建議涉及農民極度貧困、工農業政策及體制、幹部官僚主義、斯大林在領導層的新清洗等問題，提議允許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小個體經濟存在、允許集體農莊和莊員利用市場縫隙進行自主經營、取消國營購銷體制並提供集體農莊和莊員按市場價格自由銷售產品的條件、國營企業改為股份制或合作股份公司、工業企業貫徹競爭原則、黨擺脫經濟管理，以及要求擴大黨內和社會生活的民主等。烏克蘭庫爾斯特州委在農業中實行生產組承包經營並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效果。[26]

斯大林逝世之後，蘇共中央順應黨內外的呼聲進行改革，否定斯大林的個人專斷和大清洗，反對個人崇拜，平反冤假錯案，實行工農業政策調整，重視經濟規律，放寬文藝政策，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赫魯曉夫還曾經明確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大躍進政策，為此惹惱了毛澤東。

中國和蘇聯的政策批判和改革思潮的出現，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及其影響下的羣眾自我反思、自我調整、改革的有規律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1976年四五運動中的羣眾稱四人幫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歷史的誤會，實際上他們呼喚的正是像赫魯曉夫一樣結束個人崇拜的時代、開啟改革之門的共產黨領導人。當時大多數羣眾還沒有擺脫毛澤東的話語體系，視赫魯曉夫為黨內個人野心家、陰謀家。

文革期間青年政策批判派的觀點，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體制內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思潮多有契合，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早期探索，其歷史意義已經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得到證明。政策批判派的思想到改革開放時期基本融入主流思潮。張木生、陳一諮等人進入中央政策研究部門工作，積極參與和推動了農村責任制等政策的制定，成為體制內的青年生力軍。他們的經歷具有象徵性。

2 社會和制度批判思想源於馬克思學說

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源流，呈現出與時政和政策批判派不同的另一番風景。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直接思想來源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中揭示社會矛盾的部分，繼而以馬克思的學說作為分析的理論依據。這一流派雖然產生於思想封閉的年代，其論點卻與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歷史上對蘇聯模式的諸多批判相似，其基本訴求指向民主的社會主義。

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思想直接源於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中揭示社會矛盾的部分，包括關於「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概念和觀點，但是他們並不局限於此，而是追根溯源，以馬克思學說為理論武器，根據對現實的觀察和獨立思考，作出新的探索。他們所說的「幹部階級」、特權制度、「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等觀念都不同於毛澤東的看法。社會批判派發展了激進造反派和極左「新思潮」關於建國以來階級關係「新變動」的觀點，並且認為這種新變化植根於現行制度，而不僅是作風問題，不是思想革命化能夠解決的。這些觀點越出了毛澤東理論的界限，至於「階級關係新變動」的觀點，極左「新思潮」和社會批判派都比毛澤東提出得更早，更鮮明。

屬於這一思潮的青年大多注重研讀馬克思的學說，努力在馬克思、恩格斯深邃而富於批判精神的論述中尋找認識現實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以突破蘇聯和中國的官方馬列主義教科書的局限。他們的言論更多地援引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特別是其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述，而較少援引列寧。

社會批判的思潮與紅衛兵運動時期極左「新思潮」對特權的抨擊有明顯的繼承關係。社會批判派的成員多有造反派的經歷，但是他們在政治上不再為毛澤東的「革命路線」而戰鬥，在思想上也不只是借發揮領袖的觀點去闡述自己，而是發出獨立的聲音。他們的活動基本限於思想領域，一般不以介入黨內鬥爭為目標。陳爾晉可以說是一個例外，他曾經謀劃介入黨內鬥爭，但是沒有付諸實施，也沒有實現的可能。

社會和制度批判派保持鮮明的民間立場。在中國民間思想的發展歷史上，文革後續階段的青年社會批判派繼承了1957年鳴放期間一些青年對特權的批判。在1957年大學生的言論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觀點：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以後，「隨着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產生了「新的階級矛盾」；應當「反對特權階級的存在」，「反對新的變相的階級壓迫」；「管理機構官僚化領導像『階級』」；「主要要從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來根除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引者注）」、「建立起足以保障人民自由民主的法制」等。[27]文革後續階段的社會和制度批判的思潮重提類似的觀點。值得指出的是，文革中提出社會和制度批判的青年，大多數沒有接觸過1957年的「右派」言論，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言論竟像是重彈「右派」的老調。他們主觀上是從毛澤東和馬克思的論述中尋找認識現實的武器。問題的深刻之處在於，七十年代與1957年的制度沒有根本的變化，這些青年的思想武器和觀察角度也沒有根本的變化，「舊調重彈」來源於社會形態和社會現象的依然如故。並且，只要社會存在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類似的批判性思潮還會一再出現，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批判的思想理論武器可能會有所變更，例如轉而運用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論。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想史的角度觀察，中國青年社會批判派對社會主義國家特權制度的分析、「岔路口社會主義」和「幹部階級」的論斷，與蘇聯托洛茨基派和南斯拉夫吉拉斯（德熱拉斯）的有關論點可以說是如出一轍。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分析蘇聯制度時有過這樣的論述：「蘇聯是一個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產力還遠遠不足以使國有財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社會「保持着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標準，建立在一種新的社會分化的基礎上」；「經濟的增長一方面使勞動者的景況改善得很慢，另一方面卻促進了特權階層的迅速形成」；「官僚利用社會的對抗把自己改變成一個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不受監督的階層」；「日益增長的矛盾的進一步發展，可以走向社會主義，也可以退回到資本主義」；「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階級將不得不推翻官僚。」托洛茨基雖然不認為蘇聯的官僚是一個階級，但是指出：「官僚還不僅僅是官僚，而是蘇維埃社會中不折不扣的唯一享有特權和發號施令的階層。」[28]在這裏，似乎可以看到三十至四十年之後中國青年提出的「岔路口社會主義」、「官僚特權階層」的思想淵源。然而事實是：不論是徐水良還是陳爾晉都沒有條件閱讀托洛茨基的著作。[29]

南斯拉夫共產黨前主要領導人之一吉拉斯（德熱拉斯）在1957年出版的《新階級》一書中提出：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出現了一個握有政治經濟絕對權力的、與人民對立的新的階級。中國文革期間，青年社會批判派提出的「幹部階級」觀點就像是重複吉拉斯的話。北京的魏光奇等一些青年讀過《新階級》這本書，接受吉拉斯的觀點，而內蒙知青理論通訊事件中提出並討論「幹部階級」概念的幾位青年，恰恰沒有讀過吉拉斯。他們是從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觀察中國社會矛盾的現實得出這個結論的，如果說思想的影響，只有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論述。值得一提的是，1997至1998年期間，中國老資格的托洛茨基派理論家鄭超麟出獄以後寫的論文中，竟一字不差地稱蘇聯及中國的領導者為「幹部階級」。他寫道：「斯大林主義的社會階級基礎是官僚幹部」，「斯大林蘇聯實行的是幹部主義，統治者是幹部階級。」[30]

吉拉斯的《新階級》

蘇聯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中都有一位元老級人物提出對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批判，並且與主要領導人發生政治衝突，成為反對派。在蘇聯，是黨內地位曾經僅次於列寧的托洛茨基；在南斯拉夫，是鐵托之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經任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執行局書記、南斯拉夫副總統的吉拉斯。在中國，對社會主義社會陰暗面提出尖銳批判的卻是最高領袖本人，並且發生最高領袖與黨的多數領導人，甚至領導集體的衝突。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批判與黨內政治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明顯地帶有黨內鬥爭的工具性色彩，以致其理論的真誠性和徹底性屢遭質疑。然而，受毛澤東社會批判言論影響的青年，卻是沿着毛澤東話語的邏輯，把領袖開啟的批判推演了下去。領袖的那些模糊的、搖擺不定的、不徹底的概念，在青年思想者那裏發展成了儘管幼稚卻是清晰的命題和論述。這樣，在中國文革中的青年思潮中，就有了與蘇聯、南斯拉夫發生過的社會主義反對派類似的思想，展現出了學者們感興趣的、有規律的現象。國際共產主義思潮中的這一規律性的現象，是社會存在的表現。以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為榜樣建立起來的社會，確實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顯著的差距，包括生產力水平、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上的差距。「新階級」派的一位成員後來回憶說：我們所做的僅僅是如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孩子一樣，不知深淺地說出了皇帝沒有穿衣服的簡單事實。馬克思主義理想中的平等、民主、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斯大林、鐵托和毛澤東的時代沒有出現，至今仍沒有出現。

如果從更加廣闊的視野觀察，便可以發現，一些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社會主義者，很早就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的官僚特權、缺乏民主等現象表示憂慮，社會民主主義者更是始終如一地對此進行尖銳的譴責。

被譽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在十月革命前就認為：經濟和文化落後的俄國不具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客觀條件，俄國需要的是發展資本主義。他斷言：如果俄國社會主義者在生產的客觀條件還沒有成熟到有社會主義組織的程度的時候，就硬要奪取政權，那麼，即使僥倖成功，管理生產資料和國民生產的革命家也只能是「社會主義的閥閱」，並且很難保證這些人不謀求與工人階級不相干的私利。這樣的，俄國建立起來的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專制制度，或者迫於現實條件而容許甚至它自己去推行資本主義。[31]1917年，他反對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取政權，反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他看來，布爾什維克新政權實行的「不是勞動人民的專政，而是勞動人民中一部分人的專政，即集團的專政」，「這同社會主義，特別是同馬克思主義，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32]普列漢諾夫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對俄國社會的這些論述，他所謂的「社會主義閥閱」、「集團的專政」的概念正是後來社會主義者所憂慮、所抨擊的官僚特權。

馬克思主義政治活動家和理論家羅莎·盧森堡熱烈地支持俄國十月革命，但是仍然對布爾什維克以革命家集團的統治代替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壓制民主的作法，不留情面地提出批評性意見和深切的憂慮。1918年她在獄中寫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手稿（後來以《論俄國革命》為題發表），針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現實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應當「是階級的專政，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必須是階級的事業，而不是極少數領導人以階級的名義實行的事業」，因此它必須有羣眾的積極參與和監督。盧森堡特別強調民主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沒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報刊、沒有不受阻礙的結社和集會活動，廣大人民羣眾的統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設想的。」她針對蘇聯的情況指出：「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盧森堡告誡說：「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這種革命家小集團的統治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的、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它「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33]盧森堡的憂慮不幸言中，後來的蘇聯正是走上了這樣的道路。盧森堡的這些批評，來自經典馬克思學說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此後對蘇聯模式的批判仍然不乏來自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半個世紀以後的中國青年。

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有「中國的普列漢諾夫」之稱的陳獨秀，在與中共和共產國際發生嚴重分歧並被開除出黨之後，再度審視中國及蘇聯經驗，在晚年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性見解，其中包括對蘇聯制度、官僚的批判，以及重新強調民主主義。他稱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的制度是「無產階級獨裁制」、「蘇俄官僚統治」。[34]他認為：「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的三大天才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以後「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沒有民主做官僚制之消毒素，產生了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他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即無產階級——引者注）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了獨裁制。」陳獨秀針對蘇聯制度的弊病，重新強調民主的意義。他說：「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陳獨秀提出：「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相反的東西」，這就是說，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是民主的政治加公有制的經濟。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後人大多並不知曉陳獨秀曾經作過這些論述，但是對蘇聯官僚專制的批判、對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嚮往，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包括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不斷被提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列寧主義和共產黨分道揚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黨人，始終激烈抨擊蘇聯的社會模式。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的法蘭克福聲明中稱：國際共產主義（即各國共產黨）「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它獲得政權，它就破壞自由與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一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一種僵硬的、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學。」[35]在這裏，有對「特權」、「新的階級社會」的明白無誤的譴責。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歐洲馬克思主義的和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活動家或學者對蘇聯社會也進行了批評性的分析。[36]例如曾是意大利共產黨員的布魯諾・里齊（Bruno Rizzi）在1937年出版的《官僚化的世界》一書中提出：蘇聯社會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又不是處於兩者之間的過渡，它是一種新型的對抗性社會的最完整的表現。在這個社會裏，社會權力屬於一個「新的」剝削者「階級」，這個階級通過現有的集體財產，「已經在國家內部牢固地樹立了它的地位」，控制着生產資料，佔有剩餘價值（雖然更準確地說，是剩餘產品）。這個新的官僚集團聯合成一個階級，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官僚主義的集體制」。這個階級雖然沒有分成個體佔有者，但是它的成員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是所有「國有化」財產的實際佔有者。[37]

1971年，被視為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里齊安東尼奧・卡洛（Antonio Carlo）在〈蘇聯社會–經濟的性質〉一文中，稱蘇聯社會為「官僚主義的集體制」。他認為這個制度的特點是：（1）財產為整個階級所有，而不是為階級的個別成員所有；（2）經濟實行計劃管理，與市場相隔絕，沒有對人人開放的競爭；（3）統治地位由使用價值（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交換價值）擴大再生產的機構所佔據；（4）人剝削人是一種直接過程，是通過計劃（不像獲得資本主義利潤那樣通過個體生產者和市場）佔有和分配部分的總剩餘產品而實現的；（5）政治權力與組織權力完全集中化。卡洛還指出：「只有在不發達國家，官僚主義的集體制才會產生和發展。」[38]

與中國青年的社會和制度批判派觀點非常接近的是在同時代——六十至七十年代蘇聯不同政見者當中的民主社會主義派。這一派肯定社會主義和公有制，但是反對斯大林主義，認為蘇聯和東歐社會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並要求實行民主化的改革。[39]

這一派認為：蘇聯的所有制關係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領導人」所有制、「官僚階層」所有制、「高級權貴」所有制。蘇聯存在着一個官僚特權階層，這個特殊階層掌握了全國財產的支配權，對蘇聯人民實行剝削，主宰一切，是集體的資本家。薩哈羅夫說：「我國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最終在戰後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官僚階層。」〈列寧格勒提綱〉的作者寫道：「『高級權貴制』是作為所有制出現的。」〈瓦爾加遺言〉稱：「與廣大羣眾缺乏足夠供應的情況相矛盾的是存在一個高薪階層，他們是黨和國家的高級軍官、軍人和一部分飛黃騰達的科學家和藝術家。⋯⋯『高級權貴名冊』上的幹部享有與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相對立的特權地位。⋯⋯他們的活動不受社會，也不受黨的監督。」「黨的官僚上層享有無限的權力，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招牌下掩飾了對工人和職員，首先是對集體農莊莊員的無情剝削。」麥德維傑夫反對把官僚主義者當成一個「新階級」，但是認為：「高級官僚已經在我國形成了一個特定的階層」。

麥德維傑夫，蘇聯著名曆史學家和持不同政見者

這一派認為：社會主義民主在蘇聯只是一句空話，人民無權才是事實。格里戈連柯認為：蘇聯「不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無限擴大民主，而是毫無保留地全部消滅民主，建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極權的國家」。葉戈羅夫和麥德維傑夫稱蘇聯社會是「社會主義的變種」，薩哈羅夫說：蘇聯的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一種極端形式」，「極端壟斷化」。

在這一派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社會所有制（公有制）和民主制的結合，民主制是防止社會主義國家蛻化為官僚主義國家的保障。葉戈羅夫提出：「沒有真正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礎——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只有每個公民實際上有權批評包括國家最高官員在內的每個人，而且保證不會因提意見而受迫害時，這個所有制才是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所有制。沒有這種保證，國家所有制就變成少數領導人所有制、國家機關所有制。」麥德維傑夫說：「真正民主、秩序和法制——這一切不能不成為真正社會主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這一派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民主改革的具體內容包括：實行多黨制，允許某些反對黨或者反對派、黨內反對派的存在；保證言論、科學研究、藝術創作的自由，包括政治反對意見和反對黨的言論自由；共產主義不能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不能作為官方的國家的學說；健全法制，保障人權，公檢法機關應當與行政及黨的機關分開；允許獨立於政府的工會運動等。在經濟方面，他們的主張包括用社會所有制代替國家所有制；允許私人經濟存在；國家通過稅收、定貨和信貸等手段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發展，正確使用市場調節體制等。

捷克著名學者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領導人之一奧塔・希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性質及政權體系作了分析，認為蘇聯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政治上的「黨的官僚」體系，經濟上的「國家壟斷」體系。在蘇聯已經形成凌駕於共產黨和人民之上的、新的特權階層，不僅是「一黨專政」，並且是「黨閥專政」，人民沒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削的是「國家官僚制的剝削」。他的改革主張是強調市場經濟和民主自由的必要性。[40]

蘇聯東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派只給中國青年留下遙遠而模糊的影子，幾乎沒有產生直接的影響。在當時的中國，儘管人們可以偶爾從《參考消息》讀到新華社編發的西方媒體關於蘇聯不同政見者的報道，但是多為零星的消息，而難於知曉他們的理論觀點。

蘇聯東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派與中國文革時期青年中的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觀點十分相似，卻在理論上深刻、成熟得多。其原因不僅是蘇聯東歐的批判思潮多出自學養深厚的知識分子或政治家，更在於社會發展的階段差異。中國與蘇聯社會具有同構性，同時又具有發展的時間差，正如五十年代的一句流行語所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種情況只是到九十年代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及發展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私人經濟，才有了變化。蘇聯不同政見者運動出現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其對應的階段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思想解放、西單民主牆運動及民主自由呼聲高漲的八十年代。而處於毛澤東晚年時期的文革青年思潮，對應於斯大林時代。從目前披露的資料來看，斯大林時期也出現過不滿斯大林體制，要求改革現狀的民間思潮，如被稱為「新十二月黨人」、「火線軍人」的青年人以及大中學生秘密社團的活動，只是對其思想內容所知不多。在當時的蘇聯民間，似乎也是政策批評多於制度批評。

在文革後續階段，中國知識分子和領導幹部中間政策批判的聲音漸多，卻罕見與青年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相近的觀點。背負着右派分子的罪名、被開除黨籍的思想家、經濟學家顧準對共產黨革命所建立的制度進行過批判性的思考，除此之外還沒有見到其他類似的論述。或許，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而不是社會平等）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或許，實用理性的思想傳統更偏重解決政策問題；或許，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和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破產使左傾的社會批判失去了對中上階層的吸引力；或許，社會民主主義從來沒有像列寧主義那樣在中國生根；或許，知識分子缺少獨立於政府的批判精神。這是歷史留給人們繼續探討的課題。

上述諸家批判表明，蘇聯模式所呈現的革命家集團掌權以後的權力高度集中、社會缺少民主和自由、社會的不平等、領導集團的特權以及新的壓迫等問題，受到諸多富有批判精神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家和學者的普遍詬病。實際上，列寧本人也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這些問題有所警覺，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

共產黨外一些源於馬克思學說的社會主義流派（個別批判者在共產黨內），對蘇聯模式弊病的抨擊甚至比自由主義更加激烈，因為如果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蘇聯模式呈現出來的那樣，不過是推翻了舊的專制政權，建立起新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家「代理人」的專制政權，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社會的平等得不到保障，那麼社會主義還有什麼意義？那麼社會主義就註定會失去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人民羣眾的信賴，就會不攻自破。當中國共產黨內外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中缺少這類清晰的批判時，青年人幼稚的聲音就顯得不容忽視。它證明：這種批判是世界性的，而不僅限於歐洲和美洲。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社會和制度批判思潮，屬於這類世界性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批判思潮。青年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思想直接源於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運用馬克思的論點審視和批判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這與政策批判派有所差別。政策批判派的思想間接源於馬克思學說，直接來自中國共產黨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即起始於馬克思，經過列寧、斯大林發展到中國共產黨人的主流思想。毛澤東既是這個思想的代表者，他晚年的很多論點又違背了這一全黨認同的主流。政策批判派是對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反叛，而社會和制度批判派實際上是對斯大林以後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主流思想的叛逆。社會和制度批判派從毛澤東晚年的社會批判的論述中吸取了營養，最終也不免成為背離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異端、以馬克思學說為依據的異端。

中國青年社會和制度批判派要求經濟公有制和政治民主制、呼喚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思潮，不同於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但是與之有一些重要的共同之處，可以說具有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這個思潮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繼續存在和發展，在「西單民主牆」和1980年基層選舉的大學生競選言論中都可以發現此類思想的激情表達。被官方冠以「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反對派思潮，事實上包括了民主的社會主義等社會主義思潮，並非僅僅是自由主義。儘管激烈的批判遭到禁止，但是1980年代不斷出現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呼聲，仍然可以視為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溫和表現。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這個思潮遭遇嚴冬。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再度出現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訴求。

在中國，民主的觀念包括思想和言論自由的訴求，原來屬於社會和制度批判思潮的人，可能向社會民主主義發展，也可能向自由民主主義發展。在很長時間內，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共同目標是反對特權和官僚壓迫，爭取思想言論自由，其分野並非涇渭分明。

3 自由主義思想源於西方自由主義

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中的自由主義思潮間接或者直接來源於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上海知青「不平」對言論自由的論述援引馬克思早期關於出版自由的論述，而馬克思這個思想是繼承西方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思想。可以說，是間接來自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胡平關於言論自由的論述很清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論述的影響。儘管他所看到的只是不系統的隻言片語，但是飽受思想專制之苦的青年從這些零星的資料之中得到了感悟。那種在漫長的暗夜中苦苦尋覓，突然被星星之火點燃，引發思想烈焰的經歷，常常是沒有經歷過思想禁錮時代的人難於想像的。青年中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淵源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卻又是紮紮實實生長於中國的現實之中，為了尋找中國的出路，帶有清晰的中國特色。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自由主義的思想在對外開放、西學再度東漸的社會環境下，有了長足發展，不論是在民主牆，還是在1980年基層人民代表選舉期間高等院校的競選中，都可以聽到呼喚自由的聲音，到九十年代更是發展成為思想界最有影響的思潮之一。

綜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推到無望的死胡同的時候，曾經追隨毛澤東的青年們回過頭來反思，從過往的思想資源中發現了新鮮的意義。時政和政策批判派從被批判的文革前的黨內務實主張、十多年前的中共八大路線看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希望，社會和制度批判派上溯到百年前馬克思主義的源頭尋找思想的武器，自由主義派則從更久遠的西方啟蒙主義思想得到了啟示。思想在「倒退」中進步，這是文革之中和文革之後一再出現的現象。

上述諸思潮雖然與世界範圍的思想流派具有不同程度的關聯，卻不是對外國新銳思潮的追隨或響應，而基本是源於對中國國情的深刻體察和艱苦思考，具有本土的「內發性」特點。不少青年人是在對外國思想家的相關著述全然不知的情況下，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例如探討「幹部階級」的青年；或者僅僅從報刊書籍的隻言片語中悟出了道理，例如胡平關於自由主義的言說；而政策批判派則是回歸被批判的中國執政黨內務實派的主張。這些青年人所能夠接觸的外來思想是多年前翻譯成中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十分局限的其他思想資料，他們的思想靈感來自於腳下的土地，生根於中國本土。

三 主要流派與中共黨內鬥爭的關係

中國不允許反對派思想合法、公開地存在，因而中共黨內的分歧和分裂是民間批判思想的生存條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青年思想探索在一波又一波的黨內鬥爭的夾縫中生長。文革初期，毛澤東發動羣眾參與黨內鬥爭，反對所謂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走資派，造反運動風起雲湧，思潮紛呈。黨內鬥爭暫時潛伏的1969至1971年，是青年思想環境最為惡劣的時期。林彪事件之後，黨內外都在反思文革。政策批判派從民不聊生的現實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所推行的左傾政策的荒謬；社會批判派從林彪集團等「新貴」的生長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遏制特權方面的失敗。文革後期，黨內務實派與文革派領導人的鬥爭白熱化，羣眾中不滿和批評當政的四人幫的呼聲不絕於耳，再度出現羣眾運動，不過與文革初的造反運動方向相反，是與當初受衝擊的走資派相互呼應。

多樣性應當是思想的自然狀態、是其活力所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為人推崇。但是在1949年以後，制度的常態卻是青年思想與政治權威的高度一致，鐵板一塊，只有在非常態之下，民間思想才得到有限的或者是扭曲的發展空間，才有了或多或少自主的表達，並且生殺予奪最終決定於領袖的意志。文革中的青年思潮正是在非常態下迸發出多彩的思潮活力和碰撞。

在中共黨內鬥爭的問題上，政策批判派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修正主義路線」帽子的黨內務實的方針政策一邊，批判「左」的錯誤政策。張木生的文章得到胡耀邦的肯定，是他們與黨內務實派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例證。其他人或許沒有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機緣，但是在思想上，對黨內鬥爭的是非，有明確的判斷——批判「左」的錯誤。他們的思想傾向與黨內一些領導人和理論家的思考（例如前文所提張聞天的「肇慶文稿」）是相通的。

胡耀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政策批判派非常關注黨內鬥爭，因為這一鬥爭決定了政策的走向。他們肯定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政策主張，反對四人幫，甚至抨擊毛澤東。這些思想和言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最敏感、最危險的，一些青年為此入獄甚至犧牲。

社會和制度批判派對黨內鬥爭的態度則比較複雜。這一派青年在思想上受到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深刻影響，但是大多不再堅持這個理論。有些人讚賞吉拉斯「新階級」理論，認為吉拉斯的理論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因而在現實問題上有保留地贊成文化大革命以全面專政去限制法權、限制領導者特權。[41]也有一些人雖然不滿四人幫，但是仍然肯定反對「新生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等「毛澤東晚年珍貴思想」[42]。而另一些人則把反對特權的理念與批判文革中的「新貴」相結合，正視現實中日益嚴重的政策問題，反對「新貴」所堅持的「左」的政策，肯定文革前的務實政策，從而與政策批判派的思想相匯合。李一哲大字報是這樣的典型，四川萬縣馬列主義研究會青年的思路也是同樣。徐水良抨擊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思想荒謬，但是沒有放棄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期望。參與「幹部階級」討論的青年，則是既沒有放棄「幹部階級」的觀點，也看到人民關心的是迫在眉睫的生產和生活問題，試圖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尋找平衡點。這一派的B認為結合了社會批判和政策批判的李一哲大字報可以是有廣泛羣眾基礎的「最低綱領」，而最終結束「幹部階級」的統治可以是未來的「最高綱領」。[43]社會批判派通常尊重毛澤東，將毛澤東視為引導他們進入社會批判道路的啟蒙教師，但是不再迷信毛澤東，其中思想徹底的一些人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等觀點膚淺，反感四人幫的「全面專政」論和政治作為。同時，他們認為老幹部恢復權力後，可以解決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問題，但是不會解決社會平等和特權的問題，更難指望他們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社會批判派常常對黨內鬥爭的雙方都有所保留。

社會和制度批判派關注的中心是社會關係和制度問題，如社會平等、反對特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等，這類問題比較抽象、理論化，並且不是黨內鬥爭能夠解決的，因而他們對黨內鬥爭寄託的期望有限。與政策批判派相比較，雖然他們在思想上的叛逆更為深刻，但是議論社會制度問題相對於直接抨擊中央領導人，危險性要低一些，加之他們往往尊重毛澤東，因而雖然不免被批判鬥爭，但似乎少見招致殺身之禍者。就思潮的社會影響而言，社會和制度批判派不及時政和政策批判派，但較之鳳毛麟角的自由主義派，還是吸引了一批青年思想者。

在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當中，中學畢業的知識青年明顯多於大學畢業生。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這些中學畢業生大多數具有造反派的經歷，而中學造反派的突出特點是批判「血統論」甚於批判走資派。「血統論」強調家庭出身，出身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社會身份，反對「血統論」反映了追求社會平等的強烈意識。這種在社會主義社會追求平等的意識自然會導向對社會政治特權的不滿，從一般地反對幹部子女的特權到質疑領導幹部的特權，直到抨擊「官僚特權階級」。相對而言，大學造反派的主流是參加黨內鬥爭，打擊黨內走資派，爭取毛主席司令部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關注的中心是政治的而非社會的問題。

其二：中學生畢業以後大多數上山下鄉，生活於社會底層，基本生活無保障，長期貧困無助，加之處於思想活躍、血氣方剛的青年時期，更容易滋生叛逆意識。很多畢業於重點中學的知識青年，曾經被按照社會精英來培養，具有更強烈的政治和社會使命感，在國家民族遭遇磨難的時候，這些一無所有、了無牽掛的青年更加敢於突破思想禁區，敢於批評。大學畢業生儘管也生活在社會的基層，但是他們享有國家幹部的身份，有一份微薄的工資，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思想和行動上相對於二十歲出頭的小青年，傾向於謀求穩妥，不太會貿然行事。由於受教育程度較高，大學生中的思想批判更多反映在相對不那麼敏感的人道主義啟蒙思想等領域，而不是直接的社會政治批判。

實際上，勇於公開抨擊現實的時政和政策批判派當中，中學畢業生也多於大學畢業生。

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有兩個基本內容，一個是黨內鬥爭問題上反對所謂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修正主義路線，具體地說就是政治上打倒劉少奇等領導人，批判黨內務實的政策，強化毛澤東本人及其政策主張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另一個是在社會批判層面，提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反對走資派、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等觀點，並以此動員羣眾。政策批判思潮的重心是針對第一個內容：反對毛澤東左傾的「革命路線」，揭示文化大革命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的荒謬。社會批判思潮的重心是推進第二個內容，即指出文化大革命沒有解決特權、社會不平等和人民的民主權利問題。李一哲大字報則是結合了兩者，既指出左傾政策失誤，又指出新貴的壓迫，說明兩方面的失敗，同時仍然對毛澤東寄託着希望。自由主義派思想的重心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質疑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觀念，既不熱衷黨內鬥爭的是非，也不從社會平等的角度反對特權。他們對自由的追求，自外於毛澤東本人的思想，不論是毛澤東的晚年思想部分，還是被全黨認可的部分。

文化大革命後續階段的宣傳部門被黨內極左的文革派掌控，影響了不少青年。這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源於黨內極左的思想，歸根到底是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這個思想流派在文革後期徒有官方傳媒上的虛張聲勢，而無可挽回地失去了在青年中的實際感召力，這裏不再贅述。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是文革結束後一些主要思潮的直接源頭。從信仰危機到思想解放，從迷信到獨立思考的過程，也許對於思想禁錮下的不少青年來說，是開始於文革之後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啟動的思想解放運動，但是對於那些走在前面的思想者先鋒，這個過程在1968年以後就陸續開始，在上山下鄉中逐漸成體系，並且在1975至1976年的文革後期，在思想敏感的青年中形成潮流。他們是文革後官方思想解放的推動者，而不是被思想解放運動呼喚出來的追隨者。即使在文革之後，他們獨立的思想也往往難於局限於官方確立的思想框架或原則。他們中間的政策批判思想可以被納入新時期中共中央的指導思想，其他一些思想也可以在較文革中及文革前寬容得多的思想文化領域裏馳騁，但是仍有一些思想超出官方容忍範圍，被列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列，繼續處於被壓抑的境地。

[1]權佳果：〈提交中共中央的對社會的認識〉（1968年，草稿）。

[2]姜明亮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1968年），載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24。

[3]S：〈一九七一年學習總結〉（1971年12月）。

[4]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1974年）。

[5]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頁281–282。

[6]張木生對農業和農村問題的觀點，見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頁157–158。又見張木生在1969年12月底北京知青的一次辯論會上的發言（記錄稿）。

[7]王申酉：〈親筆供詞〉（1976年11月24日），載王申酉著，金鳳、丁東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

[8]〈蕭瑞怡上毛澤東書〉（1968年5月–6月），載《位卑未敢忘憂國》，頁1–18。

[9]據參加1969年12月底北京知青辯論會的一位知青在日記裏抄錄的張木生的發言記錄。

[10]1972年內蒙古等地知青理論通訊事件中一位北京青年B的信。

[11]徐水良：〈反對特權〉（1975年1月），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31–32。

[12]〈南京製藥廠鍋爐房工人批林批孔小組戰鬥宣言〉，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23–24。

[13]盧叔寧的觀點既有時政批判，又有對特權的批判，基本取向是中共八大路線，還不是典型的社會和制度批判派。他沒有指出，他所主張的普選，與文革前的人民代表普選有什麼差別。

[14]據筆者1999年對李正天的訪問。

[15]徐水良：〈反對特權〉（1975年1月），南京市委宣傳部1975年9月編印的批判資料，頁49。

[16]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一段時間曾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後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等職。1959年廬山會議上，因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被降職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學部任特約研究員。文革中，張聞天遭到嚴重迫害，於1976年7月病逝。

[17]程中原：〈肇慶文稿：十年浩劫中的一座理論豐碑〉，載《張聞天論》（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00），頁372–387頁。從肇慶文稿中選錄整理成的五篇文章，發表於《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567–612。

[18]陳少京：〈張志新冤案還有新的秘密〉，《南方週末》（廣州），2000年6月16日。張志新的事蹟見1979年5月至11月《人民日報》的多篇報道。

[19]屠德雍1975年11月被捕，1976年5月被判處無期徒刑，1978年11月獲平反，恢復黨籍。據張建民等：〈英雄本色〉，載《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下冊（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頁1–11。屠德雍從1980年起在杭州電子工業學院任教師、副院長，後任浙江工業大學教授、黨委書記，2000年退休，2004年病逝。

[20]劉振武生於1926年，1966年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白縣文地中學黨支部書記兼校長。他於1968年7月以「中國人民保黨反『派』委員會」的名義致函解放軍玉林軍分區政治部、司令部，並附兩篇文章。他的文章和被捕後的應審對答，堅持中共八大的路線和領導集體的正確性，認為1959年批判彭德懷「不妥」、文革中打倒劉少奇等一大批領導人以及其他一系列做法是完全錯誤的，反對文革中佔主導地位的林彪及江青文革派，指出毛澤東「也有很多錯誤的東西」。他主張務實的經濟政策，希望在工農業生產方面恢復獎勵制度、物質刺激，恢復農村大隊一級經濟核算，實行按勞分配、取消按人口分配的方法。他勇敢地提出：「中國的資本主義是處於發生、發展階段。在中國發展某些資本主義，只有好處，沒有壞處。」1968年9月12日，劉振武被博白縣公檢法軍管會以「投遞反革命匿名信」的罪名逮捕，同年9月20日在看守所病逝。9月23日，縣公檢法在劉振武死後第三天判定他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作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決定，29日縣革命委員會同意上述判決。1983年11月11日，中共博白縣委作出決定，為劉振武平反。1984年2月24日劉振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參見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21]陸蘭秀生於1917年，1940年加入共產黨，1942年脫黨，但仍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活動，1966年任蘇州圖書館副館長。1969至1970年撰寫多篇文章（總計十四萬字以上），批評文化大革命及個人崇拜，觀點鮮明尖銳，因而遭關押。蘇州市公檢法審理組等辦案機構，推翻了醫生關於陸蘭秀屬於「精神分裂症緩解不全」的診斷，按政治問題處理。蘇州市公檢法軍管會經江蘇省革委會批准，判處陸蘭秀死刑，1970年7月4日執行。文革結束以後，1978年陸蘭秀獲徹底平反，1982年獲恢復黨籍並追認烈士。參見丁羣：《殷殷關山血——當代女傑陸蘭秀的一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22]陸錦碧1953年畢業於華東政法學院並留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9年在青海勞動改造的情況下撰寫了約萬字的〈告全國人民書〉（初稿）。據陸錦碧1997年回憶，這篇文章指出1955年反胡風案、1957年反右派等運動都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文章批判「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主觀主義；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破壞、政治大迫害；呼籲擁護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領導人，改組中共；恢復統一戰線，為受害者平反；加強法制、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等。就筆者所知，這是文革期間最早的關於法制的訴求。1971年5月因該文稿被發現，陸錦碧被捕，1972年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1983年獲平反。參見陸錦碧、鐵犁：〈牙膏皮事件始末——建國以來法學界重大事件研究（四）〉，《法學》（上海），1997年第9期。

[23]李天德1939年出生於四川省，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75年5月，李天德撰寫〈獻國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提出政策意見十二條，其中包括：認為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必要，壞處大大超過好處」；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要求不能把給國家領導人、黨的方針政策提出批評和指責的人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團；要求無罪釋放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大學生並安置適當工作；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和個人崇拜等。1975年8月李天德赴北京郵寄〈獻國策〉，並遞交中央接待站，隨即被扣押。1976年3月李天德被判處二十年徒刑。1979年2月他獲無罪釋放，1984年獲徹底平反。李天德的〈獻國策〉及葉永烈的報道〈九死一生獻國策〉，參見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頁382–416。

[24]武文俊是湖南省漵浦縣一所農村小學的教員，1976年4月匿名致函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抨擊時弊，批評毛澤東，認為當時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社會奴隸主義」，「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不是復辟倒退，而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提出國家領導人應當逐級由普選產生以及言論、學術、出版自由等要求。7月25日武文俊被捕。1977年1月被宣判並執行死刑，時年四十歲。1982年5月經家屬上訴，法院終審裁定：武文俊屬「有罪錯殺」，鑒於其家庭生活困難，給予其家屬生活補助費800元。參見向繼東：〈一封信和一個人之死〉（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203）。

[25]這份署名「一個共產黨員」的傳單〈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提出：文化大革命正使中國共產黨處在水深火熱萬分危急的時刻，黨的組織和黨的核心骨幹淪為攻擊的主要對象。我國悠久的文化遺產、建國以來的文學藝術成就遭受摧殘，大批專家、學者走投無路。傳單的思想犀利之處在於剖析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式。傳單認為：文化大革命「與反對黨內一些腐化墮落分子的鬥爭毫無共同之處」。文革是最高領導人（即傳單所謂的「獨裁者」）為黨內鬥爭發動的陰謀之舉。傳單提出：「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黨領導所推行的政策，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中，都證明推行了一條錯誤路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把那些真正認識到了過去幾年黨所犯的政治錯誤是由於一人獨斷專行的共產黨員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入冷宮，以除後患」，手法是「把從58年以來由個人的獨斷政策而集積的各種不滿轉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身上」。傳單譴責文革的發動者：為了一個人的政治目的，「利用多年來由於自己錯誤政策造成的羣眾不滿，在中央委員會內把自己的不利處境，用『羣眾路線』的手段去解決，這不是創造性的馬列主義，而是一種政治陰謀」。傳單雖然沒有點名，但是明確地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發動文革的最高領袖，號召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公開揭露獨裁者所犯錯誤及其本質，並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1967年這份傳單郵寄到中共中央黨校，作者不詳。參見王海光：〈反「文革」檄文：《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解讀和考辨〉，《二十一世紀》（網絡版）（香港），2006年10月號，總第55期。

[26]參見馬龍閃：〈戰後蘇聯社會的改革思潮〉，《蘇聯中亞研究》（北京），1996年第1期。

[27]周大覺：〈論「階級」的發展〉和〈再論「階級」的發展〉，錢如平：〈論階級的發展〉，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166–173、182–184。此外，轉引自錢理羣：〈不容許抹煞的思想遺產——重讀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論〉，同上書，頁5–6。

[28]列夫·托洛茨基著、柴金如譯：《被背叛了的革命》（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資料室編印，1963），頁186、182。

[29]據筆者的訪問和郵件詢問。

[30]鄭超麟：〈正確認識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社會形態是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問題〉和〈中國面臨的抉擇〉，載鄭超麟：《史實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頁442–443頁；第三卷，頁359。

[31]普列漢諾夫：〈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1883年）、〈我們的意見分歧〉（1883–1884年），載《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59），頁108、110、111及352以後數頁。

[32]普列漢諾夫：〈БА—ба〉（1918年1月），載《在祖國的一年》（北京：三聯書店，1980），頁484。相關研究見張光明：〈重讀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6年，第2期。

[33]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國際共運研究資料》（增刊，盧森堡專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91–92、86–87、90頁。

[34]本節陳獨秀的言論均引自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和〈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原載《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收錄於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552–563。

[35]〈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社會黨國際原則聲明〉（1951年），載社會黨國際文件集編輯組編譯：《社會黨國際文件集》（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1989），頁3。

[36]意大利學者翁貝托・梅洛蒂在他的專著《馬克思與第三世界》一書對此做了比較系統的評介。除了蘇聯的托洛茨基、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德國的羅莎・盧森堡之外，該書還提到了其他一些政治活動家和學者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批評。賓科夫斯基是波蘭工人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在斯大林時期被貶，1956年在波蘭哥穆爾卡政府重新任職，為教育部長，1959年被開除出黨。他認為在「無產階級」的標籤下，波蘭建立了那種「穩定和長期的鎮壓機構體制」所特有的「官僚主義障礙和變相，它顯然阻礙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的動力」(Wladysaw Bienkowski,Bucrazia e Potere Socialista,Bari:Editori Laterza,1970,p.11,12)。南斯拉夫領導人卡德爾承認南斯拉夫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並說國家現在還不是「工人階級的公僕」，儘管他否認存在着一個同工人階級相對抗的、特定的、有組織的官僚階級（Edvard Kardelj,Burocrazia e Classe Operaia,Rome:Editori Riuniti,1959,p.81,87）。此外，對蘇聯社會作出批判的還有拉亞・杜納耶夫斯卡婭（Raya Dunayevskayan）：《馬克思主義和自由》（Marxism and Freedom,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58）、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蘇聯的馬克思主義》（Soviet Marx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安德拉斯・海格迪斯（Andras Hegedüs）：〈馬克思對於官僚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的分析〉（“L’analisi di Marx della burocrazia e la realtà socialista” in Marx Vovo,Milan:Mondodori,1970,vol.II,p.220–241）和〈社會主義的自我批評〉（“L’autocritique de la Société Socialiste,”L’Homme et.La Société,Paris,no.6 Oct.–Dec.1967,p.17–27），格奧爾格・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對社會主義官僚的批判〉（“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Socialiste”,interview by Yvon Bourdet,16 Apr.1971,L’Homme et.La Société,Paris,no.20,Apr.–June,1971）。翁貝托・梅洛蒂在《馬克思與第三世界》一書中指出：那些批判蘇聯現實的馬克思主義者儘管給蘇聯下的定義各異，但是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能把蘇聯稱為社會主義，至少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本人所主張的那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有過出自本能的社會主義者，但是當時沒有、現在也沒有社會主義，至少沒有馬克思所提出的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為共產主義進行準備的那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梅洛蒂還認為：人們不能稱蘇聯、東歐國家以及中國和古巴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為那裏的階級差異很分明，而且還存在着剝削。」也不能稱其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因為那樣的社會要求無產階級掌權，並且有使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自覺目的（類似這樣的情況，在十分有限的形式下，可能在中國文化革命時期以及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年的古巴，可能存在過），但是現實並非如此。以上內容引自或轉引自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199–201、163–167、157–159。

[37]《官僚化的世界》[法文版：Bruno Rizzi,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Paris,1939，意大利文版題為《官僚主義的集體制》（Il Collecttivismo burocratico,Imola:Galeati,67）。該書關於蘇聯的部分被譯成英文發表：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The USSR: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1985]。轉引自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頁163–165。布魯諾·里齊曾是意大利共產黨員，三十年代初成為托派，三十年代末期與托派決裂。

[38]〈蘇聯社會–經濟的性質〉，刊載於《青年批判者》，1971年（“La Natura Socio–economica dell’URSS”,in Giovane Critica,Rome,no.26,Spring 1971），轉引自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頁165–166。

[39]蘇聯不同政見者當中的民主社會主義派或社會民主派只是一個大致的分類，其中也存在不同的傾向。參見林英：〈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民主派」的「社會主義模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研究會編輯出版部：《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北京），1981年第26期。引文出自波・葉戈羅夫：〈什麼是民主共產主義〉、羅・麥德維傑夫：〈論社會主義民主〉（1971年4月）和〈讓歷史來審判〉、署名C・佐林和H・阿列克謝也夫的〈時不待人——我們的國家正處在歷史的轉折時刻〉（1970年，又稱〈列寧格勒提綱〉，作者姓名是化名）、彼・格里戈連科和阿・科斯捷林：〈致布達佩斯會議參加者的公開信〉（1968年2月13日）、安・薩哈羅夫：〈論國家與世界》、署名葉・蓋・瓦爾加的〈走向社會主義的俄國道路及其結果〉（1964年，又稱〈瓦爾加遺言〉）。〈瓦爾加遺言〉自稱是出自1964年逝世的匈牙利及蘇聯老共產黨員、曾經擔任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領導的著名學者瓦爾加，但是對於其是否真的出自瓦爾加之手，存在爭議。這裏引用的漢語譯文均轉引自上述林英的文章。

[40]奧塔・希克，經濟學家，1962-1968年任捷克政府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設計了捷共經濟改革方案。1968年4月任捷克政府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至遭蘇聯出兵鎮壓。奧塔・希克著有《第三條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信貸工業社會》（1972年）、《共產主義政權體系》（1975年）。此處據奧塔・希克著，蔡慧梅等譯：《共產主義政權體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41]見1973年4月1日盧叔寧致丁東信中提到的W的觀點。W即在山西的北京知青、曾經閱讀並讚賞吉拉斯《新階級》觀點的魏光奇。參見徐曉編：《民間書信》（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頁223–233。

[42]貴州安順青年思想羣體的基本思想傾向是肯定毛澤東晚年珍貴思想。參見籃子：《山崖上的守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43]據參與1972年內蒙古等地知青理論通訊的B的回憶（1998年）。

結 語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青年思潮的發展可以分為具有不同特徵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是1966至1968年的紅衛兵運動時期，第二個是1968至1976年的上山下鄉和四五運動時期。

一 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和任務

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主要有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極左「新思潮」四個思想流派，其中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先後成為紅衛兵的主流思潮。保守派與老紅衛兵結盟，極左「新思潮」則是從造反派中分化出來的極端激進派，與造反派思潮有着親緣關係。

文革時的《紅衛報戰報》

從思潮角度考察，紅衛兵思潮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繼續革命理論的追隨者，但是由於思想、政治和社會處境的差異，追隨者中產生了不同的思想流派。紅衛兵各派思潮關注的中心是文化大革命。

老紅衛兵和保守派更偏愛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思想，把文化大革命理解為文化的和文化界的革命，把主要的鬥爭矛頭指向知識分子、文化教育界領導人，以及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等舊社會的剝削階級或政治敵對勢力，並擴大到與此有牽連的人。

造反派則強調反對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強調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主要矛頭應當首先指向黨內而不是黨外，指向當權派而不是羣眾。他們也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和地、富、反、壞、右等經典意義的階級敵人，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把這當作運動的次要目標。造反派認為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參與黨內鬥爭，反對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走資派，批判修正主義路線。部分造反派還批判特權現象。造反派所堅持和強調的，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

極左「新思潮」不以「繼續革命」理論為滿足，提出建國十七年以來，政治和社會制度存在着不理想的部分，新生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正在或者初步形成，因而呼籲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政治的和社會的革命，反對特權階層的統治，建立沒有官僚的中華人民公社。

二 政策批判與制度批判

1968年紅衛兵運動退出政治歷史舞台以後，原來的紅衛兵一代被送到農村及城鎮基層，他們中間仍然有一批人繼續進行着獨立的批判性的思想探索。由於他們的探索不同於奉旨造反的紅衛兵並且多開始於1968年，故被稱作「六八年人」。在1968年以後的上山下鄉和四五運動期間，青年中批判性思想探索呈現出兩個互相區別又常常互相交織的基本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對時政和政策的批判性思考，時政批判重在恢復黨內鬥爭的是非，政策批判的出發點是經濟效率、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政策批判思潮從新中國及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中吸取營養，反思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左」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特別是對經濟政策和人民公社體制進行了批判性的思考，肯定文革前中共黨內務實的政策主張，並涉及對經濟體制的再認識。這一思想潮流，不否定基本的社會制度，並具有現實可行性。它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相契合，是民間對改革開放政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早期探索，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社會思想基礎和推動力量，也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內的改革思潮相通。

第二個方向是對社會關係和基本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其出發點是追求社會的平等，反對社會政治特權。這一思想流派以社會主義理想所昭示天下的社會平等和人民當家作主為標準，指出現實社會與社會主義理想的顯著差距以至背離。他們認為蘇聯或中國的社會裏存在着高居於人民之上的社會主宰者——「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級」或者「幹部階級」，這個階層或階級存在的基礎，主要不是國外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和壓力，不是國內的舊社會統治階級的殘餘勢力，也不是少數人的腐化作風或者黨內的錯誤路線，而是基本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和繼續革命理論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思潮帶有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特徵，它指出了現實社會中的某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具有認知和分析的意義，繼承了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傳統，但是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行性辦法上沒有一致的看法。如果說，政策批判派的着重考慮的問題是應當「怎麼辦」，那麼，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着重回答的問題就是現實社會「是什麼」。這一思潮的理論基礎主要是馬克思的學說，與國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中對蘇聯模式的批判相通。

在這兩個思想潮流中，時政和政策批判派在政治上肯定被文化大革命批判的黨政領導人；在思想上，主要從中共黨內務實的政策主張吸取營養，繼承為全黨接受的、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的晚年思想）的傳統，也吸取蘇聯改革的經驗教訓。就是說，是從文化大革命被批判為中國和蘇聯的「修正主義」中吸取營養。社會和制度批判派則主要從馬克思主義的源頭尋找批判的武器，追求政治民主和經濟公有的社會主義。就是說，與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為「老修正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有相似之處。文革末期出現的在公有制基礎上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張，也說明了向民主社會主義靠近的傾向。

這兩個思潮都堅持公有制，沒有為私有制申辯，都屬於社會主義思潮，並且是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流派。他們都對現實持批評的立場，具有異端思潮的特點，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

除此之外，還有處於萌芽狀態的自由主義思想。其主張集中於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權利，而沒有提出私有制的要求，其直接或間接的思想來源是西方自由主義。它所提出的言論自由的主張，與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的民主訴求基本一致，只是前者的出發點是自由，後者是社會平等。

1975–1976年，在中共黨內鬥爭尖銳化、公開化的情況下，再度出現了青年思潮澎湃的局面。時政和政策批判的思潮與中共黨內鬥爭相呼應，構成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羣眾抗議運動的主要思想基礎。這一時期，政策批判與制度批判兩個思潮，都向着理論化的方向發展，並且在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改善的背景下，提出了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和理論的主張。政策批判的思潮，提出了對外開放的要求；社會和制度批判的思潮，提出了借鑒西方政治體制，保障人權、實行三權分立、兩黨制的要求。

三 社會政治環境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是在黨內鬥爭公開化、社會處於非常態的動盪中進行的，這樣的環境使青年思潮呈現出社會常態下罕見的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和多樣性。

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以「大民主」的史無前例的膨脹為條件，青年學生在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有了不經黨政領導批准，自主發表言論、結成團體、出版報紙刊物的機會，不同的觀點得以在特定範圍內爭鳴、論爭，形成思潮活躍的局面，並且在一代人當中形成議論政治的風尚。應當指出的是，這個「大民主」同時是對違背文革領導者和中央意圖的思想和言論的高壓，是對不同政治意見的圍剿和鎮壓。它不是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制度，而只是發動羣眾運動的一種方式、一種可以由領袖或中央隨時改變的政策。羣眾運動一過，即告完結。

1968年羣眾運動結束以後，青年思想探索的存在方式是分散於各地鄉村城鎮的、半公開或者秘密的小羣體——「民間思想村落」。在這樣的「思想村落」中，青年得以掙脫官方意識形態的管束，自由地學習和探討。很多思想敏銳者，是在這樣的「思想村落」活動中，開始反思文化大革命，重新思考中國的政治、經濟等重大問題，尋找思想出路的。然而，這樣的思想探索通常不被體制所容許，一旦被發現，即會遭到打擊甚至殘酷的鎮壓。

1949年以後，在中國的社會常態之下，由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學校、社會等方面，構成了對青年進行思想教化、控制和吸納的網絡，青年的思想，尤其是政治和社會的思想，通常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與中央一致的特性。任何出格的思想都會被扼殺在萌芽狀態。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把這樣的思想教化和管理體系衝得支離破碎。毛澤東個人及其思想一度吸引了廣大的青年，但是在政治狂熱逐漸退潮之後，當權者愈來愈多地依賴缺乏說服力的政治說教和高壓。思想活躍的一代青年被送到生活艱辛而意識形態管控疏漏的農村工礦接受「再教育」，在深感社會弊端嚴重、個人前途無望的同時，獨立的、反叛的思想由星星之火漸漸蔓延。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是這樣一種非常規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

紅衛兵擁擠在天安門廣場上

四 思想史地位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在中國當代社會思想史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第一，這是青年一代陷入思想的誤區，而後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進行反思，逐步擺脫思想束縛走向思想解放的艱難曲折的過程。青年思想發展的歷程是中國人民思想歷程的縮影。

紅衛兵運動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進行，其主流方向是錯誤的。紅衛兵的思想流派，往往只是處於文革指導思想之外的某些主張，或者被逐出主流時提出的一些主張，才具有某些可以肯定的因素。例如老紅衛兵在失寵以後明確提出的反對打擊老幹部、抨擊中央文革小組的主張，造反派在成為主流之前的爭取平反的要求和批判「血統論」的主張。

知識青年中批判現實的思考，始終獨立於「左」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反思文革和思想解放的進步潮流，具有比較多的積極內容，例如蕭瑞怡關於土地制度的思考、張木生關於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批判、李一哲關於民主與法制的呼喚，以及陳爾晉對制度弊端的剖析。同時，這一思想過程是曲折的，不少思想傾向亦存在明顯的局限，例如反對「官僚特權階級」的主張，有認識現實社會弊端的意義，又有烏托邦的空想特徵。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三年和臨近結束的兩年，出現了羣眾運動和思潮洶湧的局面，但是其方向是相反的。文革之初是熱烈擁護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後期是反對堅持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四人幫。青年思想的轉變是在羣眾運動結束以後的幾年間，即1968年以後，在社會的底層，以思想叛逆的形式實現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入了解和調查國情、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深刻的反思，是完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條件。這個時期青年思想者的觀點各有千秋，但其中有積極意義的思考，通常以掙脫個人崇拜為開端。

對於這一代人來說，比思想觀點本身的正確與否更重要的，是從思想的迷信、依附性走向思想的獨立。

第二，在中國思想理論界凋敝的情況下，青年思潮具有突出的地位。青年通常是社會上對新事物最敏感、最具活力的羣體，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樣是這樣。紅衛兵時期的思潮反映了當時黨內左傾指導思想所產生的強大社會影響。羣眾運動結束以後，當全國只有「兩報一刊」一種聲音的時候，青年的反思和獨立思想探索格外難能可貴。文革時期，知識分子普遍遭受政治壓抑和打擊，處境異常艱難。更為可悲的是，經過長期「左」的思想改造，不少知識分子喪失了思想獨立的精神和擔當社會良心的意志（顧準是罕見的例外）。在眾多知識分子失語的情況下，那些受教育不多的知識青年的思想探索，具有了突出的地位。他們處於思想管束薄弱的農村和工礦，有可能結成學習和交流的「思想村落」，又有初生牛犢不畏虎的青春衝動，因而他們往往能夠抓住時代最重要的命題、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這些青年的知識和理論素養十分薄弱，他們的思想，更多地是來自樸素的生活體驗，但正是這些思想成果，彌補了中國思想史上可能出現的空白。

第三，青年的思潮和思想探索，在中國當代社會思潮中，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青年思想者關於政策和經濟體制的批判性思考，繼承了文革前中共黨內實事求是的方針政策、政策嘗試或主張（例如「包產到戶」、重視價值規律），是民間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早期探索。青年思想者關於反對特權、爭取民主和法制的思想探索，繼承了1957年鳴放時期青年的類似主張，開啟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

第四，文化大革命後續階段青年的批判性思想探索，是世界社會主義思想史中獨具特色的一頁。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屬於社會主義思潮的範圍，基本是從馬克思主義各派理論中尋找思想武器。青年對政策和經濟體制的批判性思考，例如王申酉對「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批判，是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總結，也豐富了在經濟落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青年對社會和制度的批判性思考，例如關於特權現象的制度原因的分析，與國際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一些分析和批判，包括蘇聯托洛茨基和南斯拉夫吉拉斯的觀點，具有某些相通之處。認識、分析和改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特權現象，是世界社會主義思想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青年思想者的探討為這個國際性的問題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雖然這些觀點難免有時代和思想的局限，但仍然不失為社會主義者追求理想過程中的一個實實在在的腳步，一個從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出發的觀察和分析，為後人的探索提供了思想的借鑒。

第五，文革期間青年的思想探索是艱險的，甚至是帶血的歷程，它使我們倍加重視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必須建立和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探討和言論的權利。在文革時期，甚至在文革結束後堅持「兩個凡是」原則的短暫時期，一批優秀的青年思想者因為思想問題遭迫害、關押，甚至被剝奪了生命。例如因為批判「血統論」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羅克、因為思想探討和批評林彪被害的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三位青年魯志立、吳述森和吳述樟、因為替劉少奇鳴不平而被害的長春青年史雲峰、因為批判左傾的方針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這些令人痛心的悲劇說明了思想專制的殘酷猙獰，也使人們堅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論權利的決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就是從總結文革的慘痛歷史教訓開始的。

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經歷了曲折，有教訓更有反思和不息的奮鬥。青年思想者以青春和熱血衝破精神的枷鎖，追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社會平等、民主、法制和自由之路，在漫漫長夜中點燃希望的火焰，劃出通向光明的軌跡。他們的探索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啟迪和激勵人們擺脫專制愚昧，創造美好的未來。

後 記

在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研究至今仍被視為政治敏感的學術領域乃至禁區，相關資料的收集、整理和觀點的切磋，長年處於封凍狀態。涉足這一領域，即使不計政治風險，在學術方面也缺少基礎條件。搜尋資料線索、訪問知情人物等事情均須自己從頭做起，研究成果卻難於發表，箇中艱辛自在不言之中。但是我常常想：國人在這場劫難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理應從歷史教訓的吸取中得到回報，而嚴謹的學術研究是得出正確認識必不可少的基礎。文革結束三十年來，在文革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學術研究方面，外國和境外不斷有新的成果出現，「文革在中國，文革研究在外國」之說，正在逐漸從一種擔憂變為現實。海外研究的進展對於推動中國內地的文革研究是幸事，卻也是中國學術的憾事。學界同人每每為此感慨。我由此感到一種責任：既然這個領域的蒼白是民族的恥辱，既然我認定文革研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並且已經着手進行，那麼就在這個領域堅守下去吧。我甘願為此有所承擔。

文革時期的青年思潮是我所歸屬的一代人的一段精神經歷。這裏面不僅有思想的迷狂，也有理性的探究，有喧囂之後漫漫長夜中閃耀的思想火花。這段思想探索被過來人遺憾地稱作「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但是不應當讓它失蹤。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思想的一致性通常壓倒了多樣性。民間思想者常常對被封禁的前輩探索茫然無知，從而不斷重複前人的「發現」，或者重複前人的過失。相信揭示真實的歷史會昭示後人，使之少走些彎路，多有些進步。

本書是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補充修改而成。能夠把文化大革命題材列為博士論文題目，在當今的高校並非尋常之事。我非常感謝我的導師潘國華教授、導師組長黃宗良教授以及林勳建教授對我這個選題的全力支持，我把這看作北京大學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優秀傳統的體現，當作學術前輩對我的信任和鞭策。

我非常感激潘國華教授對我的論文給予的寶貴指導，從立論到文字表述悉心指點，令我受益甚豐。黃宗良教授開放的學術視野、銳意探索的精神，對我來說是榜樣、是巨大的激勵。論文寫作過程中，林勳建教授、張世鵬教授、張光明教授都以他們的淵博學識，提出了十分專業的評論和修改建議，我也在這裏表示由衷的感謝。在此，我還要特別提出對學術界老前輩趙寶煦教授的感激。多年來，趙寶煦教授始終如一地鼓勵和支持我進行文革研究，盡他的可能為我提供多方面的幫助，讓我看到了前輩學者的殷切期望。

在收集相關歷史資料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學者和朋友的幫助，其中提供個人收藏的文字資料並對本書有直接幫助的有：于光遠、丁東、高華、徐友漁、唐少傑、魏光奇、王牧、張帆、單大昌、王緝思、曹左雅、曹長勝、謝慶奎、楊健、楊東平、李永昌、謝慶奎、宋永毅、徐曉、李遜、何理、駱小海、李文博、劉握中、張祥平、范東生、李正天、劉忠智、張亦工、陳泱潮、權佳果、趙京興、王年一、劉小萌、晉松、陳佩華（Anita Chan）、沈邁克（Michael Shoenhals）、魏昂德（Andrew Walder）等。此外，很多歷史見證人向我講述了他們經歷。沒有這些朋友的鼎力相助，是不可能寫出這本書的，在這裏謹向他們致以由衷的謝意。

我在本書寫作過程中，除了受惠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圖書資料收藏外，還在如下圖書館得到幫助：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圖書室、首都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Hoover Institute Library, Stanfo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在此謹向這些圖書館表示感謝。

我還要感謝家人的支持。父親對我的研究寄予期望，一貫鼓勵。妻子承擔了全部家務，使我有條件專注於研究和論文寫作。

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涉及廣泛，資料分散，現在呈現給讀者的是以歷史資料為主的初步研究成果，其中遺漏、不足或者錯訛之處一定很多，理論的探討也欠功力，因此，真誠地希望得到專家、同人和讀者的批評指正。我將在各位的鼓勵和支持下，不懈努力，為這一學術領域的繁榮奉獻綿薄之力。

2007年11月於北京大學

參考資料

中文資料

七機部五〇二所、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革命詩抄》編輯組編：《革命詩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

《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上、下），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北京，1988年。

（美國）中國資料研究中心編：《紅衛兵資料》1–20卷(Red Guard Publications, Reprinted by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Washington D. C., 1979.)

（美國）中國資料研究中心編：《紅衛兵資料續編》（一）1–8卷(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1, Reprinted by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Washington D. C.,1980.)

（美國）中國資料研究中心編：《紅衛兵資料續編》（二）1–8卷(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2, Reprinted by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Washington D. C.,1993.)

王申酉著，金鳳、丁東編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王希哲：《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學出版，1996年。

本社編：《劃破夜幕的隕星》，北京：羣眾出版社，1981年。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余習廣主編：《文化革命上書集》，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宋永毅主編：《新編紅衛兵資料》1–40卷（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Oakton VA, 2001.）

宋柏林著，余汝信編注：《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賽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周原主編：《新編紅衛兵資料》1–20卷（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Oakton VA, 1998.）

者永平主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年。

金春明、黃裕沖、常惠民：《「文革」時期怪事怪語》，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年。

施平：《六十春秋風和雨》，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年。

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年。

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

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徐曉主編：《民間書信》，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

袁光厚：《牟其中》，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

梁恒、朱迪思・夏比羅（Judith Shapiro）著，彭萍等譯：《文革之子》，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

陳子明等：《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三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

陳子華等：《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陳建功：《陳建功散文精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年。

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

楊明洲：《赤子情》，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

楊瑞著，葉安寧譯：《吃蜘蛛的人》，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1999年。

楊勳：《心路——良知的命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筱敏、袁偉時編：《中國女性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

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劉小萌等主編：《中國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0年。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

籃子：《山崖上的守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中文著作、文集

丁東：《冬夜長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6年。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羣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阿妮達・陳（Anita Chan）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年。

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童懷周：《偉大的四五運動》，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

黃宗良：《書屋論政——蘇聯模式政治體制及其變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

楊健：《中國知青文學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年。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嚴家其：《四五運動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英文論著

Benton, Gregory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n, Anita,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5.

Chen Erjin. 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tion by Robin Munro. London: Verso, 1984.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ea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ehnert, Klaus.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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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信息
作者簡介
前 言
下 編 上山下鄉和四五運動期間的青年思潮（1968–1976）
第四章 知識青年思想探索的環境和存在方式
第五章 上山下鄉時期青年的思想探索
第六章 「批林批孔」前後的青年思潮
第七章 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
第八章 青年思潮的主要流派
結 語
後 記
參考資料